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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新:俄国、伊朗的现代化与革命:绩效合法性的局限和危机

更新时间:2018-11-25 21:48:32
作者: 赵鼎新 (进入专栏)  
国家的绩效合法性共有三个维度:经济表现、道德表率和国家防御。经济的高度发展将会提高人们的预期,但没有任何一种经济体能够一直保持高增长。把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发展之上,经济一旦出了问题,人们马上就会要求国家负责。把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道德表现上也存在很大问题。这并不是说国家的领导人就不应该讲道德,而是说,一旦把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领导人的道德表现上,一些在大众眼中的不道德行为(比如贪污)就不再是经济和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从而有可能引起整个国家的合法性危机。无论一个国家的政治性质如何,以法律为依据的镇压是任何国家解决社会动乱的一个重要手段。但德治国家的百姓往往会把道德置于法律之上,将事实正确和道德正确置于程序正确之上,法律规则和程序对于处理许多危机来说作用不大。德治国家的百姓不但习惯于从道德上衡量一个政权,并且习惯于用道德话语来挑战政权。此类挑战一旦形成气候,国家的镇压手段即使有法律依据,在大众眼里也会是非道德的。在这种情况下,运用镇压手段只会进一步削弱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在战争时期,保卫国家显然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但是在和平时期,要强调国家的防御合法性,政府就必须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和制造国家危机意识。而民族主义的目标一旦被激发出来,就需要实现。被激发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会因此而给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并使国家朝十分危险的道路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和德国就是前车之鉴。

   总而言之,当一个政权将其合法性置于绩效之上时,它就必须努力兑现一些现实的承诺。这是任何以绩效为基础的政权必然要背负的沉重负担。西方代议制民主有很多缺点,但从社会稳定角度来讲,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把政体与政府分离了,并且把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一个对大多数百姓来说其最终结果都不甚了了的选举上。任何一个现代政府都必须以它在经济和道德上的表现,以及它防御国家的能力来获取人民对它的直接支持,但一个国家的根本合法性却不能建立在绩效上。怎么把国家的根本合法性建立在虚处而不是在实处是任何威权国家都需要解决的问题。

   但是,迈克丹尼尔在书中清楚地指出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或多或少要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对中国来说,虽然目前的现代化进程并不是由一个寡头政体在领导,但由于向来缺乏法治传统,更由于文革对官僚体制和本来就很薄弱的法律传统的进一步破坏,中国在改革开放之中也同样遇到了迈克丹尼尔书中所提到的许多问题。比如,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种种社会问题发起了“球籍问题讨论”,“中国文化批判等”,等等;他们的行为与迈克丹尼尔笔下的俄国和伊朗知识分子就有很大的相似性。怎样使中国的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能够与时俱进,怎么能在中国逐渐建立起发达的和具有高度多样性的独立于国家的社会中层组织,怎样能使中国长治久安,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当然,人们会说大多数西方国家在开始实行民主时并不富有。但是,由于资本主义是西方国家自身文化的一部分,所以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社会结构阻力比较小,社会矛盾也可以部分地通过发展得到缓解。西方国家在世界发展中占有先机,所以能够通过移民、国际剥削和对外扩张等手段来缓解国内矛盾。这些国家可以比较从容地推行民主化,从有产阶级投票权、男性投票权,再到全民投票权逐步发展。这些都是目前第三世界国家所不具备的条件。

   (本文节选自赵鼎新《社会运动讲义》)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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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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