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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鲁:要减少不必要的政府支出,与企业减税并进

更新时间:2018-11-25 21:43:35
作者: 王小鲁 (进入专栏)  

  

   中国经济在机遇与挑战中走过坎坷而又平稳的一年。在2018年行将结束时,民营经济走到了“聚光灯”下,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年中,“民营经济退场论”甚嚣尘上,年尾,一场座谈会廓清了对民企的思想迷雾。

   11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民企座谈会上说,我国的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广阔的舞台。随后,各部门和各地政府声势浩大驰援民企,资金与政策并行,民营企业在艰难的环境中迎来希望。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正如所言,40年中国经济面貌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也是民营经济波澜壮阔的发展史。

   除了民营经济,2018年房价快速上涨势头继续被遏制,金融保持稳定,去杠杆进一步推进,传统经济和新经济依然展现出巨大的潜能。2018年即将结束,2019年倏忽而来,明年民营经济如何发展,中国经济又将走向何方?

   新京报经济新闻部一如既往推出年度巨献《看2019.新声》,邀请国内顶尖级经济学家、企业家和官员,共话民营企业,问道中国经济。

  

   精彩观点:

   纾解小微融资困境:要想市场能接受的办法,尽量少用行政命令

   消费走缓也不必过于惊慌,未来经济发展仍然会有前途

   让老百姓敢花钱,经济才能增长

   居民杠杆率现在相当高,也挤压了消费

  

   即将告别的2018年,中国经济领域热议话题频现。谈及一年间印象最深刻的经济事件,经济学家、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脱口而出:“中央再次提出来公平对待民营企业,重新肯定民营企业的作用,鼓励民营企业继续做好。”

   他说,此前有很多混乱的认识,如果不澄清认识的话,民营企业觉得没有前途、没有信心,不敢再干下去了。他补充说,更关键的是需要切实改善营商环境,消除歧视性政策和待遇,把公平竞争落到实处。

   同时,针对减轻民营企业负担,王小鲁建议,不能征过头税,也要避免预征预缴。企业社保缴费负担需要有一个大幅度的下降,关键是拿出足够多的国有资产补充社保基金,同时减轻企业缴费率。对于纾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王小鲁认为,要想市场能接受的办法,尽量少用行政命令,后者出发点是好的,但可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近期“消费降级”的说法颇为流行,王小鲁坦言,如果说整个经济在逐渐走缓,未来几年消费走缓并不奇怪。但是只要坚持改革和结构调整,未来经济发展仍然有前途,还会恢复。所以,消费走缓也不必过于惊慌。他表示,我们过去已经造成了一个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状况,现在要恢复到一个更合理的水平,经济增长反而可以更快。让老百姓敢花钱,经济才能增长。

  

谈民营企业纾困:公平对待民营企业 用市场的办法纾解民营企业融资困局


   新京报:2018年你印象最深刻的经济事件是什么?

   王小鲁:比较重要的还是中央再次提出来公平对待民营企业,重新肯定民营企业的作用,鼓励民营企业继续做好。这至少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因为此前确实有很多混乱的认识。过去媒体宣传国有企业要做大做强,并没有说民营企业要做大做强,是不是意味着将来民营企业要逐渐退出?再比如,有些地方说混改要以国有企业为主,目的是加强国有企业的控制力。这个认识就有很大的问题,你把民营企业放在什么位置上?民营企业不是共和国的企业吗?民营企业没有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吗?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中国经济增长第一位的贡献是民营企业做出来的。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不澄清认识的话,民营企业觉得没有前途、没有信心,不敢再干下去了。

   我认为,中央及时给出这么一个信息非常重要。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实实在在让民营企业感觉到处在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不同企业、不同所有制企业,都一样公平竞争。要创造这样一个企业经营环境是最重要的。

   新京报:融资困境是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时常面临的一个问题,近期备受关注,也有一些针对性措施落地。对于纾解这个世界性难题,你有哪些建议?

   王小鲁: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由来已久,其他国家也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国家可能显得更突出一些。我觉得主要一个问题是银行体制限制太多、门槛太高,而且往往用限制进入来代替事后监管,因此我国小型、民间的银行或金融机构没怎么发展起来,市场上主要是大中型银行。但是这些大中型银行,特别国有大银行对小微企业贷款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除了政策导向可能有不公平的因素,还有一个客观因素:大银行面向全国、网络分布很广,但你要让它去一家一家地收集信息,了解各地方小微企业的情况,可能很困难。对它们来说,给小微企业贷款,相对来说可能成本比较高、风险比较大,因为搞不清楚那么多家小企业信用好不好,经营得怎么样,风险有多大。要是专门去做调查、做评估,最后贷个3万、5万,就得不偿失。

   实际上,小型金融机构在这方面有很多长处,因为它可能就是在某个地区,在局部的一个区域从事经营,对当地情况比较了解,哪些企业经营得好,心里有数。所以,怎么样在监管的同时,能够做到让这些草根型金融机构能够进入、参与金融竞争。政策以后可能要更多往这个方向考虑。

   因为现在小微企业融资的外部融资条件不利,情况不好,所以主管部门比较急切地希望改变这种状况。但是我觉得,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可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下个命令让银行给小微企业贷款,但是银行又要考虑到规避风险,要考虑成本问题,那么在这几种因素之间做选择,往往就达不到主管当局希望的结果。比如,我听到有些银行说,逼得我没办法了,我就从小微企业搭个桥,让国有企业给小微企业担保。最后贷款实际上就到国有企业那去了,在小微企业那里过一下。这种情况对银行来说,可能是规避风险的一个办法,但可能产生负面影响,贷款放出去,可能又进了虚拟经济。所以,我觉得要想市场能接受的办法,尽量少用行政命令。

  

谈减税降费:企业社保缴费负担要有一个大幅度的下降


   新京报:除了融资,被关注比较多的是怎么实现“实质性降低民营企业负担”。今年政策层面围绕“减税降费”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但减负的呼声并未消减,甚至出现“税负增多论”,依据是财政收入增速高于同期GDP增速。

   王小鲁:这种情况一直存在,但近一两个月的财政收入增速减慢了。未来怎样还需要观察。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一个问题,对财税部门来讲,首先要考虑的是完成任务。我完成多少税收,能够保证政府必要的预算收入。那么带着这种任务观去考虑问题的时候,往往会忽略了:税收不光是政府获得收入的手段,同时还是一个调节宏观经济的杠杆。

   如果你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那税务部门可能是多收一点比少收好。当然,上级税务部门不一定会下达命令,去让各基层部门去征“过头税”,但只要有硬任务要完成,那基层税务部门就有可能征“过头税”。可能会采用很多强力手段,结果征税超过了该征的范围。 如果上级税务部门对下级只有数量要求,不检查征得合理不合理,这种情况就很难避免。

   这里还有一个情况,企业在实际收入没有发生之前,预缴所得税或者其他的税。对税务部门来说,这样能够早一点完成任务,甚至超额完成任务,将来从以后的税里头再扣除。但对企业来讲,今年经营不好,本来应该交100万,你收了200万,可能就是雪上加霜,使企业面临更大的困难。还是要实事求是,该征多少征多少,不能征过头税,也要避免这种预征预缴,给企业造成过重的负担。

   除了税以外,还有缴费,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社保缴费。如果一个企业给职工缴齐了的话,可能就是工资总额的40%,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很重的负担。而我们国家为什么社保缴费有这么重的负担?这里头有历史原因。

   改革以前,国有企业不存在社会保障的问题。改革以后,那些老职工陆陆续续退休,他(她)原来没有缴过社保,但退休了要享受养老保险,要靠新人缴税来养老一代。实际上,这是我们国家国有企业过去的一个欠债,该给工人上的保险过去没有上,那么靠后来征缴来满足老一代的退休职工的需要,无形之中负担就要加重。前一个时期,(政府)在这方面做了一些事,即拿出一部分国有资产来划拨给社保基金,减轻社保基金的资金压力。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力度还不够,还是需要加大力度来做这件事。同时要降低企业社保费率。

   可能还有一些认识上的障碍需要扫除。不要动不动就说什么国有资产流失了。你要知道,国有资产就是那么多职工多年来通过工作、努力付出形成的,回过头来用于解决职工面临的社会保障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事。哪怕多拿出一些国有资产来,用到社会保障方面,来补充社保基金,同时把企业的缴费负担减下来。我觉得要有一个相当大幅度的下降,这样企业才能松一口气,才会觉得负担减轻了。

   这里面还涉及一个问题。国有资产划拨给社保基金,因为现在国有资产的盈利状况不太好,利润率通常很低,那么看起来是划拨了一大笔国有资产,但真正能够用的是它获得的盈利。盈利非常有限,所以远水解不了近渴,解决不了燃眉之急。

   这种情况下,办法可以多想一点。比如说,一直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那么改革中有一些国有企业要出让股权,有些经营不好的国有企业要退出,都可以通过市场渠道,把国有资产变现。假定说,原来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共同组成一家企业,可能要拿出一部分股份来进行转让,那转让获得的收入是不是可以直接用来弥补社保基金的不足?在市场上直接转让,比把国有资产划拨给社保基金,可能起作用会更快一点。

   新京报:减税减到何种程度才合适?

   王小鲁:我们国家税费负担到底多少是合理的,对企业而言税费负担是不是重?我个人觉得重,如果要减轻的话,当然意味着财政收入要减少,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减少。

   经常有人拿我们国家政府收入和发达国家政府收入做对比,说我们不算太高。如果我们把财政预算收入加上其他收入,比如说政府卖地的收入、社保基金收入,还有国有资本的收入都加上的话,大概至少是GDP的1/3。

   这个比例高不高?有些人说不高,因为有些发达国家可能超过三分之一,可能到40%,甚至超过40%。这种情况确实有, 但我们要看一下发达国家这么高的政府收入主要用在什么地方?他们政府收入的主要部分是用在民生,用在社会保障,用在公共服务,老百姓的住房、医疗、教育这些方面。看起来税收很高,但是用在老百姓身上。

   我们国家如果说政府收入占了GDP的1/3,那么这1/3的GDP用在哪了?这些年医疗、教育这些公共服务有改善,社会保障有改善,但以国际水平衡量,我们的医疗、教育,包括保障性住房这些方面的政府支出比例仍然是偏低的。

而高在什么地方?主要是政府的行政支出,发达国家的行政支出可能占财政支出的10%左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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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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