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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鲁:要减少不必要的政府支出,与企业减税并进

更新时间:2018-11-25 21:43:35
作者: 王小鲁 (进入专栏)  
我们国家如果算算账的话,大约在20%以上。这么高的行政支出是不是必要?是不是用得都合理?其实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说,我们政府机构很臃肿,机构很多,好几套班子,领导干部一个正职,七八个、十来个副职,人浮于事。多年来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常常是精简了,又膨胀,人员在不断增加。好多政府支出未必是合理的,压缩的余地很大。

   再一点就是政府的投资支出。当然这个投资支出来源不一,不光是来自财政预算,还有来自卖地的收入、来自银行的贷款,或者建立融资平台来借款,大量的借款最后都变成政府负担。因此,过多的政府投资支出,而且其中有相当数量是效率很低的,或者是无效的投资。

   过去我们好多产业领域里不断投资,最后造成大量过剩产能,然后又要靠行政手段去除这些产能,就造成资源的重大浪费。另外,比如说城市建设,很多地方拆旧城建新城,楼房还在完好的状态就拆掉建新楼,搞花园型城市,搞大广场,拓宽马路,盖地标建筑、形象工程,一切都要讲气派、贪大求洋,无形之中大量花费投资,而这些投资中间有相当一部分是无效的、低效的,或者说造成浪费。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也需要根据我们现在实际的发展状况,需要有一个合理的支出水平,不是越大越好、越多越好、越高档越好,否则必然要造成浪费。

   所以,这方面我觉得余地很大。把不必要的投资减下来,一方面可以减轻企业的负担,另一方面可以拿出一部分政府收入来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改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那么多农民工在城市里没有户口,怎么能尽快改变这个状况,尽快地转化成市民,能够在城市里安家落户,这是政府首当其冲要解决的。

   新京报:目前来看,减少财政收入的环境是不是已经形成了?

   王小鲁:这恐怕取决于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政府支出结构要变,要减少不必要的支出。与此同时,减少企业的缴税负担。这两件事需要同时并进,都需要做,单做一件可能效果都不好。现在整个经济形势不算好,经济增长还在走缓。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经营会面临很多困难,那么政府收入下行也会带来一些麻烦。

   但毕竟这是暂时的,下决心给企业减轻负担,让企业能够回到一个正常经营的状态。那么,现在面临的经济困难就可以早一点过去。我觉得在这方面不要眼光太短,要放得长远。现在给企业减负,减少政府收入,带来了一些当前的困难。也许一下子还看不到效果,要有一个恢复期。所以,未来几年就得准备过苦日子,但这是为长远发展创造条件。不是非要把今年GDP搞到增长百分之多少,或者今年财政收入保证多少,这些都太短期。有些短期的困难不是承受不了,是可以承受的。只要长远来看有前途,能看到光明,那短期承受有点困难,社会各界、企业、老百姓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

  

谈“消费降级”:未来几年消费走缓不奇怪


   新京报:刚才说政府准备过苦日子,实际上民众现在也有反映“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包括前段时间“消费降级”的说法流行。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目前我国家庭债务的水平会不会对消费形成挤出效应?

   王小鲁:前一时期,消费对经济增长起了很重要的支撑作用。我们最近几年的经济情况不好,出口减速、投资减速,相对来说,消费增长还比较正常,前几年一直是消费在起重要支撑作用。如果说整个经济在逐渐走缓,消费是否能始终保持一枝独秀,始终很好?不可能。只不过它是一个滞后变量,可能反应会慢一点。

   如果今年经济情况不太好,不见得消费马上受影响。但是如果持续几年,消费必然受影响。所以,消费放缓是个必然现象,只不过和经济增长相比,放缓的速度存在时间上的滞后,反应慢一些。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几年消费继续走缓也不奇怪。但是只要坚持市场导向的改革和结构调整,未来经济发展仍然会有前途,还会恢复。所以,消费走缓也不必过于惊慌,这个事情是必然性的。

   另一个方面,高杠杆率和高房价造成了很多问题。居民买房子负担非常重,有一些人要买房子也得大量借贷,结果就形成“高杠杆”。而且房地产市场又给人这种预期——越不买将来会越贵,房价只会升不会降。有些人可能把祖孙三代的钱都攒在一块,咬牙也得把房子买下。那么,一方面就造成了很高的杠杆率,另一方面可以看到金融机构贷款中居民贷款是在快速上升的。

   居民杠杆率过去不高,现在已经相当高了。原因和房地产市场密切相关。一方面高杠杆带来高风险,另一方面给老百姓造成了很重的负担,同时也挤压了消费。我把家里所有的存款和我父母的存款,都拿去买房交首付了,还有很大一笔贷款要还,我怎么还敢消费?可能未来多少年他的消费都会受影响。

   房地产价格只升不降,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我觉得两个原因很重要。一个是,过去很长时间,货币一直宽松。你发了那么多票子,总要有地方去。如果不去股市,可能就去房市。如果CPI涨不起来,那地价房价就得涨起来。

   票子去哪了?那就是去土地市场和房市。不恢复中性的货币政策,必然就造成地产泡沫不断增大,给将来也会造成重大风险。因为泡沫越来越大,总有破的时候。什么时候破了,就会对经济造成重大打击,而且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打击。与其这样,为什么不从现在做起?就把货币政策调到一个更合理的水平。我想这是一个因素,那么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现行的土地制度推高了地价,也就推高了房价。因为房价都和地价连在一起。

   地价为什么高?大城市地价当然要更高,这一方面是市场因素。但是不是该高到现在这种程度?北京四环外一套普普通通的房子可能就上千万,老百姓多少年的收入能买这么一套房?对普通工薪阶层来说,可望不可及。有人说这和发达国家比,我们不算太高,但是你的人均GDP才八千美元,人家是好几万,人均GDP跟人家差几倍,房价和人家一样高,甚至更高,你还说不高?房价就是过高。过高的原因,除了刚才说的和货币政策、流动性有关,再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土地制度。

   因为我们现在土地市场没开放,土地的一级供应商就是政府。政府先从农村征地,再卖地。可能一两万块钱征来的,一卖就卖好几百万一亩地,这些收入都是政府的。当然还要扣除一部分成本,但是终归政府每年从土地上得到大量收入,这个收入也给地方政府一个刺激。你要扩大政府收入,就得把地价抬高,所以地方政府希望地价越高越好。但政府要考虑社会公众的利益,不能只考虑收入,要考虑社会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现在这种土地制度鼓励各级政府抬高地价、扩大政府卖地收入,我认为不能再维持下去。其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早就说了,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而且讲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应该和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利。这几年这方面改革没有多少进展,我觉得这是需要推进的。推进目标是什么?就是形成一个土地市场、城乡建设用地市场,靠市场来配置资源。当然也需要有规划,比如说耕地不能再减少了,也不能随便占耕地。但是在这个前提之下,要靠市场来配置资源,而不是靠政府独家配置资源。

   新京报:在当今的经济环境下,如何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

   王小鲁:我们国家从改革开放以后,消费率(GDP中最终消费占的比重)在80年代、90年代基本上都百分之六十几,就是说2/3是消费,1/3是投资。在世界上,这个消费率相比而言是低的,我们储蓄率、投资率是高的。因为很多国家基本上没什么储蓄,都消费掉了,所以他们没有钱投资、经济发展慢。我们就有这个好处,80年代、90年代拿GDP的1/3来投资,经济增长很快。

   但后来发生一个变化,2000年以后储蓄率和投资率都急剧上升,消费率急剧下降。如果和80年代、90年代相比,消费率降低了十几个百分点,投资率提升了十几个百分点。那这么一升一降带来什么?投资率上升了,是不是经济增长更快了?没有。80年代、90年代百分之九、百分之十的增长,2000年以后基本上还是这个速度。而且当时还有个有利条件,中国加入WTO以后,大量出口带动经济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出口放缓,中国经济增长慢下来。现在那么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并没有使经济增长恢复到过去的水平。相反现在经济增长越来越慢,只有百分之六点几。

   说明什么?就是我们过去已经造成了一个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状况,这是结构失衡的核心。其实现在要恢复到一个更合理的水平,经济增长反而可以更快。因为投资很多,但是大量的无效投资,造成了过剩产能,造成了投资的浪费,它对经济增长反而变成负担。现在消费率百分之五十多,如果说让消费率再回升十个百分点,到百分之六十多,那经济增长会更快还是更慢?会更快,而且会更可持续。

   因为老百姓敢消费,企业的产品才能卖得出去,经济才能增长。不要老等到企业卖不出东西了,然后再政府大举投资来拉动增长,结果投资又造成了一些没有用的项目,造成过剩。这是得不偿失的。让老百姓敢花钱,经济才能增长。

  

   同题问答

要做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分工

   新京报:展望2019年和接下来的几年,你认为中国经济领域的哪些改革是特别迫切的?

   王小鲁:摆正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将来恐怕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像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当然不是说政府不能参与,有些事情是需要政府来做的,基础设施建设、企业不能解决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还有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等要做好,这都是政府的责任。但是要做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分工,哪些事情市场能做,政府就不要和市场来抢,市场做不了的事情,政府要承担主要责任,这恐怕是未来要继续解决的问题。

   财税体制改革也很重要。这几年做了一些事儿,比如营改增、有些税率下调了,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企业负担,但可能还有很大的潜力继续推动减负。另外,政府支出结构要改善。现在政府支出中行政管理支出太多、投资支出太多,要把不必要的支出减下来。还有一些事很迫切,现在两亿多农村转移人口在城市里就业、工作、居住,但是没有户口,很大一部分人没有纳入城市社会保障。户籍改革要加快,尽快让这些人能够在城市里安家落户,能够享受城镇社会保障,变成市民。还有土地制度的改革,建设一个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方面需要加快推进。

   (记者 陈鹏  编辑 陈莉 金彧  校对 李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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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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