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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邦和:“亚细亚”理论在中国,及民国时代的一场论战

更新时间:2018-11-25 21:15:30
作者: 盛邦和 (进入专栏)  

  

   盛邦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导、中央民族大学首席教授、东京大学外国人研究员

  

   围绕“亚细亚”理论,国际学术界展开激烈争论。争论的结果影响到中国。1928年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大会决议表明中国社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时革命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的根本任务”。[1]大会指出:“如果认为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农村经济,完全是从亚洲式生产方法进于资本主义之过渡的制度,那是错误的”。亚洲式生产方法最主要的特点是没有土地私有制,但是这些条件,尤其是第一个条件即“没有土地私有制”,是和中国的实际情形相反的。作为对国际学术界“亚细亚”理论争论的回响,也作为对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回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中国学界发生“社会性质大论战”。[2]论战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中国是否存在过“亚细亚生产方式”时代?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是什么?。

  

   1、陶希圣等“新生命”派的“亚细亚特殊”论

  

   1928年,陶希圣等在上海编辑《新生命》杂志,又创办“新生命书局“,组合“新生命派”。成员有陶希圣、周佛海、戴季陶、潘公展、梅思平、陈邦国、朱伯康、梁园东等。同年10月,陶希圣在《新生命》杂志上发表题为《中国社会到底是甚么社会》的论文,与“新生命派”成员一道,反对中共六大关于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决议。

  

   陶希圣(1899~1988),名汇曾,字希圣,湖北黄冈人。北大法科毕业。曾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1927年初,应聘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官,参加北伐。1931年1月,为中央大学教授,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等。1935年1月,与王新命、何炳松、萨孟武等10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3]。1934年刊《食货》杂志,形成“食货“学会。1940年与追随多年的汪精卫集团决裂,揭露汪日卖国密约。[4]1943年任《中央日报》主编及蒋介石秘书。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由其代笔。[5]

  

   1929年陶希圣刊《中国封建社会史》及《中国封建制度的消灭》[6],认为周代为封建社会——“与公社制结合的封建制”。这是“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时代”。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即为“与公社制结合的封建制”。秦合六国,“废封建而置郡县”,中国社会性质由此一变,封建制度遭遇分解,不得再称封建社会。陶希圣所论,实际上是一种中国“亚细亚”特殊论,指证中国当离开世界一般道路,走出自我发展的独特途径。

  

   陶希圣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认为:中国长期存在两大阶层:士大夫与农民。“士大夫阶级”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为“超阶级的、超出生产组织各阶级以外,自有特殊的利益”,其实就是官僚阶级。陶希圣提出以下问题:革命的基础是全民还是农工和小市民?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还是几个列强和几个军阀?他认为,这些问题引起疑难和论争,论争愈烈,疑难愈多。要解决论争之疑难,必须解剖中国社会;而解剖中国社会,又必须研究中国社会史。[7]

  

   陶希圣采用波格丹诺夫《经济科学大纲》中的史观,论中国经过宗法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三个阶段,在此历史演进序列中,奴隶社会缺位。中国至商朝由氏族社会进入封建,从此“便是封建制度起源发达崩坏的记录。”[8]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已非“封建”,当为“金融商业资本之下的地主阶级支配的社会,而不是封建制度的社会”,本质是资本主义社会。[9]

  

   1932年,陶希圣的观点有了变化。他刊《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就中国奴隶制及社会发展轨迹问题,发表以下看法:“战国到后汉是奴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社会”,“中国社会发达过程与欧洲大同小异。由氏族的生产到家长经济、奴隶经济、封建的生产、城市手工业即先资本主义。”1935年又说:“氏族社会分解而转变为奴隶社会,中古社会分解而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所转变的社会是什么,决定于生产条件,商业资本却有助产的作用。秦汉的商业以奴隶的生产为基础。”[10]

  

   2、何干之、张闻天等“新思潮”派力证“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

  

   中国共产党于1929年创办《新思潮》杂志,形成“新思潮派”。“新思潮派”含张闻天、何干之、潘东周、王学文、吴亮平、李一氓、向省吾等。吴亮平回忆道: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究竟革命的前途如何?那时议论很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宣传党对中国革命的正确主张,党中央决定发起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11]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有何干之、张闻天等。他们认为,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入侵中国,这时的中国虽有“资本”因素的产生,但封建力量依然强大。由此中国落入半殖民地半封建境地。

  

   何干之,1906年生于广东华侨家庭,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和明治大学。1931年回国。1932年为国民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宣传马克思主义。1934年参加上海社会科学家联盟,5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37年赴延安陕北公学任理论教员。1950年后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部副部长和历史系主任。论著有《中国经济读本》、《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等。

  

   何干之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等论著中认为:社会性质论战“所关涉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由目前的中国起,说到帝国主义侵入以前的中国,再说到中国封建制度的历史,又由封建制说到奴隶制度,再说到亚细亚生产方法。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决定未来方向而生出彻底清算过去和现在的要求。”[12]从这段话可以得出几个印象:其一,主张中国有奴隶社会,对陶希圣等人言称中国没有奴隶社会的理论表示反对。其二,赞同“五种社会形态”学说。[13]指出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出发,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达社会主义。其三,主张将“亚细亚生产方式”视为“原始社会”。

  

   何干之认为,主张“日耳曼没有经历过奴隶制度”的说法是错误的。[14]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论及国家产生的三种方式——雅典式、罗马式和日耳曼式,是在说明历史发展的多样性,然而多样性与普遍性是统一的。公社制度分解以后出现奴隶和奴隶主的分化,这是世界历史的“普遍法则”。事实是,日耳曼人未侵入罗马帝国之前,氏族公社的内部已有了家长奴隶制,有了财产上的不平等,有了贵族和佣兵,已经踏上文明社会的黎明期。因此“谁空白了奴隶制度,谁就不了解世界史的全貌”。何干之借镜世界史,强调中国与世界走过一样的道路,对中国“没有经历过奴隶制度”的论点作了坚决的否定。[15]

  

   “新思潮”的又一重要代表是张闻天。他在确认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张闻天,1900年生。江苏省南汇县(今属上海市)人,化名洛甫。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并出席遵义会议。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于1976年含冤病逝。1979年平反昭雪,有《张闻天选集》存世。

  

   在张闻天看来,三十年代前后的中国,一些热衷于空谈的学者,无视“统治中国经济与剥削中国民众的帝国主义,充当了帝国主义的辩护士”,只看见商品关系,而看不见剥削关系。他认为现在不是中国经济的“繁荣”,而是中国经济的“恐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只能破坏中国经济,而不能发展中国经济,“只能使中国的经济殖民地化,而不能使中国的经济独立发展”。只有帝国主义的辩护士“才会闭着眼睛梦想中国资本主义的繁荣时代”。广大的中国农民群众,处在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军阀官僚的重重压迫之下,他们起来做反抗的革命斗争,是这种压迫必然产生的结果。他强调,当前的情况是:因为帝国主义的统治,封建势力在农村中占着优势,中国资本主义不能独立发展。经济恐慌使广大的农民群众贫穷化、乞丐化,使他们不能到城市中变为无产阶级,而去当兵、当匪,或者大批冻死与饿死,使地主们更加容易地利用所集中的土地去加紧对于他们的剥削。[16]

  

   3、李季等“动力”派与中国“资本主义”论

  

   李季、王宜昌、杜畏之组成所谓“托陈派”(“少数派”、“反对派”或“机械派”)。严灵峰、任曙、刘仁静等组成“动力派”,因《动力》杂志得名。《动力》杂志,1930年7月创刊,9月停刊,仅出版两期。严灵峰在杂志上发表《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再论中国经济问题》等文,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代替封建经济而支配中国经济生活的地步、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已经完成,1927年后封建势力已“受了最后打击”,“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无产阶级需等待资本主义发展到某种程度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李季一派与“动力派”的思想大体是陈独秀的观点。

  

   1934年,李季发表《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李季不认为奴隶社会是人类必经的社会阶段,他在《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序言》中说:“中国自秦汉以后,因产业特别是因商业的发展而产生大量的奴隶,这是事实,但绝没有形成古代希腊罗马那样的奴隶制度,因此在经济中也绝没有占主要的地位。在这两千年的经济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农工业直接结合的半封建的小农生产。”李季又说:“氏族社会崩溃后,可以经由奴隶社会到达封建制度,可以经由另一种社会构成即亚细亚生产方式到达封建制度。其实各国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定都要取这种途径的。例如德意志人就是由马克经济转入农奴和奴工制(封建制度),既没有经过亚细亚生产方法的阶段,也没有经过奴隶制度。”[17]

  

   李季根据莱姆斯《社会发展史》和韦伯《社会经济学纲要》的理论,认为中国封建制度只存在于周代,秦以后就是“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时代”了。他认为这个理论可以将陶希圣的主张“打得粉碎”。[18]“自有人类以来,至少已经经历过五种生产方法的时代:即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亚细亚的或奴隶制[19]的生产方法时代、封建的生产方法时代、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李季这样说:中国自唐虞以前至虞末为氏族社会,即原始共产主义时代,自夏至殷末是亚细亚生产方法时代,自周至周末为封建时代,自秦至清鸦片战争前为“前资本主义”时代,鸦片战争至三十年代为“资本主义”时代。[20]

  

王宜昌写有《渤海与中国奴隶社会》[21]、《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之比较研究》[22]、《为奴隶社会辩护》[23]、《再为奴隶社会辩护》[24]等。这些论著做了不少史料功夫,希望能够建立独自的史学体系。王宜昌在文章中说:1927年以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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