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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海林:莫迪政府对华“问题外交”策略研究

——兼论该视角下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

更新时间:2018-11-24 01:54:28
作者: 叶海林  

   内容提要:文章回溯了近年来印度莫迪政府对华外交策略的表现和成效,将莫迪政府的对华外交总结概述为“问题外交”,其要旨在于印度把中印关系解构为若干具体问题,就这些问题向中国提出诉求,将中国对这些问题的回复是否符合印度的意愿作为衡量中国对印度尊重程度以及对中印关系重视程度的标准,并以此为依据确定下一轮对华外交行动。文章总结了莫迪政府对华“问题外交”的基本特点,即不关心整体状态、不担心中方报复、不考虑对等性质、不长期纠缠具体分歧的“四不”特征。进而,文章讨论了印度对华心态和其“问题外交”策略之间的关联,认为莫迪政府对华的“问题外交”策略源自于,印度认为目前中印关系的实力对比难以在所有领域取得外交突破,但在中印双边战略中,中国投入资源的决心和意志明显弱于印度;与此同时,印度预判国际环境对自己采取对华机会主义策略的形势有利,并对未来两国实力横向比较持对己方更为乐观的预期。上述因素促使印度对华采取与其实力不相称的攻势策略。文章最后重点分析了莫迪政府对华“问题外交”思维对印度参与“一带一路”的态度的影响,认为在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性质和中方意图心存疑虑的情况下,中国能否消除印度的疑虑实际上并不取决于中国对印度的政策取向以及成效,而是“一带一路”在南亚其他国家所取得的具体成果。

   关 键 词:莫迪政府  印度对华政策  外交心态  “问题外交”  “一带一路”

  

   自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当选印度总理以来,“问题外交”策略(issue by issue diplomacy)在印度的对华政策中日渐明显,印度认为,中印之间存在着双边、地区和国际层面的各种“问题”,并不断就这些问题向中国直接提出交涉或者通过多边舞台间接检验中国的态度,辅之以印度媒体的大量宣传鼓动,试图通过具体问题试探中国对印度的真实心态,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取得切实的对华外交成果。

   印度之所以采取这种策略,首先是因为印度和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仍然存在较大差距,缺乏与中国建立互相尊重的平等关系的信心,与此同时,印度对两国力量对比的未来走势却抱有较强信心。在自信心不足与自信心过度的交织作用下,相对于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政府时期,莫迪政府的对华“问题外交”在保持基本策略不变的同时有所突破,表现得更加积极主动,更不受两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长期共识的约束,这种策略使得中印关系多年来的基本稳定态势遭遇了更频繁的冲击,对中国稳定西南战略方向并使“一带一路”在南亚地区取得更大成果的政策目标形成了持续性的挑战。然而,莫迪政府对华政策也存在着寻求合作、避免全面对抗的一面,这又使得印度在对华推行“问题外交”时始终保存着风险控制意识,更多采用姿态性、象征性的动作表达诉求,而不是直接寻求在双边关系中印度所认为的重要问题上改变现状。

   印度在中国与南亚地区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莫迪政府对华心态的复杂性决定了印度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其具体政策应对也是摇摆不定的。

  

一、对现有研究文献的梳理和述评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心态,通常被纳入国际关系的知觉研究范式。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在《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中强调了决策者对客观世界以及其他行为体的主观认识在国际关系语境中的重要性。“如果不考察决策者对客观世界的看法和对其他人的认识,就无法解释重大决定和政策是怎样形成的。”①而观察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心态,显然不能仅仅凭借一国在双边关系中某一维度的行为表现,或者一国对外公布的外交立场文件,即做出具有结论性的分析和概述。分析一个大国对另外一个大国的外交策略所依托的心理基础,至少需要对分析对象有分隔意义和讨论价值的某一时间段内所采取的外交行动进行梳理,以便从各种复杂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行为表现中理清分析对象在处理自己与行动伙伴/对手之间关系时所依托的心理基础。

   中国学术界在印度对华外交方面的研究主要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以具体问题为导向的研究。这些文章从不同维度入手解读了中印关系的方方面面,在各种具体问题领域自有其价值。但考虑到中印同为亚洲大国和新兴经济体主要成员,双边关系非常复杂,对其的研究很难以一个维度为标准确定双边关系的整体状态。②因而,此类研究的学术和政策价值体现在对中印关系框架某一维度的认识上,但难以发挥系统性的战略指导作用。特别是,中印两国在不同维度不同层面上进行互动时,所采取的政策往往合作、协调、竞争、对抗同时存在,③单一维度视角很难对中印关系做出全面解释,也很难描述中印对彼此的认知和心态。总之,中印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无法依靠某一具体维度全面考察中印关系的性质和印度对华心态。

   国内学术界讨论中印关系的另一类文章则更关注对双边关系的状态进行整体描述和战略解读,试图为中印关系确定系统性的认识框架。此类文章中,近年来,从印度对华心态的角度对印度的政策和行为进行解读的有所增加。不过,这类文章普遍存在的一种倾向是仅从中国的立场出发,讨论中印合作的战略价值。即使有研究认识到中印合作存在诸多障碍,也主要侧重于讨论印度对华思维存在的问题应该如何被“纠正”,印度应如何自我纠正或者中国应该采取哪些行动说服印度纠正这些思维误区。

   在讨论印度对华认知和心态存在问题的文章中,唐璐从印度主流英文媒体报道入手,分析考察了印度对华策略决策层内部媒体集团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虽然印度英文主流媒体的数量不多,但却能真正地影响并且反映印度精英的战略思维。印度官方虽然在对华问题上保持友好立场,但印度非政府战略层面的对华敌对情绪却非常严重。她认为中印关系的未来在于年轻一代,从目前看,印度青年人对华认知情况却并不容乐观。④郑斌等凭借皮尤“全球态度调查”项目的数据也对印度对华心态进行了分析,得出印度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呈现“负面”态势的结论。他们从三个层面分析原因:个人层面,这一结果是由印度公众对中国的无知以及某些媒体对中国的歪曲报道直接造成;在国家层面,媒体肆意渲染中印之间在边界争端、西藏问题、中印巴和中美印这四个敏感而关键的议题上存在分歧,影响印度公众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印度公众对中国崛起的认知源于中印之间存在的“安全困境”。⑤

   关于如何认识莫迪政府的中国政策,不少中国学者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张根海在文章中提到,莫迪上台执政彰显印度对华政策的新变化,不仅积极推动印度融入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经济圈,而且全面提升印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印度莫迪政府对华政策的这种新变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印度的发展需求,加速印中两国关系的互动与发展,有效促进双方战略利益的互惠与共赢。⑥陈利君也对莫迪政府涉华政策持谨慎乐观态度,认为莫迪政府会促进印度对华政策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虽然莫迪政府在某些问题上依旧态度强硬,比如中印边界问题、中印竞争问题、核问题和贸易逆差问题等,但中印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莫迪上台后需要采取更加务实的对华政策,中印关系基本上会沿着友好的大方向前进。⑦

   然而,也有学者持有不同观点。林民旺认为,莫迪政府上台执政后中印关系发展呈现“高开低走”的趋势。中印之间的“旧问题”没有解决,“新问题”不断涌现,给双边关系带来巨大影响。同时,美国、巴基斯坦等第三方国家对印度对华政策的冲击也越来越大,莫迪政府的外交表现出更强的实用主义色彩。双方需要共同努力,扭转双边关系下滑趋势。⑧刘红良试图从探究印度国家身份的构建与其外交政策的转变之间的联系这一视角出发,对印度的身份建构以及印度外交实践做出解读。他认为,尽管中印两国在稳固和加强双边关系上采取了多种努力,然而印度在双边、地区及全球层面上对中国的猜忌难以消除。⑨

   以往,学者们大多将制约中印合作的主要因素归结为边界问题、贸易不平衡、中巴关系以及印度洋问题等。如今,学者们考虑到了更多影响印度对华政策的因素,比如从印度的“西藏情结”、地缘政治方面等研究印度的对华政策。亢升认为,在新时期隶属于印度政治文化范畴的“西藏情结”仍是影响印度对华政策改善的变数。印度“西藏情结”下的对华政策选择,对中印关系发展负效应明显,直接导致了印度在西藏归属中国问题上的复杂心态和政策措施倒退,甚至为实现其在藏特权挑战中国主权“底线”,损害中印关系发展的基础。⑩朱翠萍从地缘政治方面进行了研究,认为印度极为丰富的“地缘政治想象”影响了印度的对华政策。印度惯于从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角度来审视对华关系,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而非合作伙伴,这种固化的认知,直接影响印度对华外交战略思维。印度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备感威胁,中印地缘政治中的结构性矛盾相对突出。推进中印合作,印度需要避免地缘政治想象对中印合作带来的负面影响,以更加自信与开放的心态推进中印关系向前发展。莫迪政府对华外交呈现出明显的“谨慎”与“防范”特征。(11)

   在考察中印关系整体状态时,尽管学者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印度对华心态的复杂性,并提出了相关解释,但这些研究往往主要强调中国视角,以如何实现中国的期待作为研究出发点。考察这些文章的结论,普遍存在的思维定式是印度没有认识到良好的中印关系将给印度的发展和崛起带来巨大好处,而参与“一带一路”将使印度迎来至关重要的发展机遇。此类文章与其说是在试图指出印度存在的心理问题,毋宁说体现了中国对中印关系的主观期待。同样的心理倾向也存在于中国学术界对印度与“一带一路”倡议关系的讨论当中。

   在“一带一路”研究上,国内学界同样存在心理期待引导研究结论的倾向,侧重于研究中国应如何争取印度参与“一带一路”,缺乏在假如印度拒绝参加“一带一路”的情况下,中国应如何推进这一倡议的假设性讨论。“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下半年提出以来就被中国政府视为具有关键甚至决定性意义的优先外交任务,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衡量对象国与自己双边关系的标尺。印度作为中国的重要邻国,地处印度洋战略要冲,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都存在相当程度的地理、经济乃至政治相关性。印度如何认识“一带一路”、采取怎样的策略,自然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关注要点。

   在印度外交政策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研究上,许娟等在文章中认为,“印度国内对此持有不同观点,或认为印度可以与中国进行海洋领域的合作,或认为应当限制中国在印度洋的影响,而大多数学者则表示印度政府应该谨慎地对待这一倡议。印度近期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有可能保持有限度的参与,同时密切关注中国在印度洋上的各项举措。中国是否会在印度洋尤其是在北印度洋投入并强化海军力量或部署军事设施,将是印度对此项建议做出最终选择的关键所在。”(12)牛同等认为,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计划中,印度作为这一线路上经济规模最大、军事实力最强、政治影响力最大的区域性大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印度战略文化与大国情结的作祟和两国存在战略层面冲突,印度对中国缺乏战略上的信任。印度政府和智库对此计划的态度审慎、存疑,印度精英阶层的认知存在偏见,但大多数主张有选择性地加入。(13)韩召颖等同样认为印度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中占据着至为重要的地位,其战略认知与政策立场直接关系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进程。由于传统地缘政治思维方式及对华战略不信任,导致印度对于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战略意图、内容与前景以及对印影响等均存在疑虑。(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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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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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亚太》2017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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