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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普世价值

更新时间:2018-11-24 01:36:22
作者: 王缉思 (进入专栏)  
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在阶级社会中,一切政治斗争都是围绕着国家政权问题展开的。但政治学常识告诉我们,这一观点似是而非。国家和政府是为政治秩序、国家安全、社会公正、人民幸福这些目标而设立的,而不应该是这些目标服务于国家和政府的权力。

   毫无疑问,“权力”,特别是国家政权,是一切政治活动的中心和最重要的因素。只有掌握一定的权力,才能从事和影响政治,但是“获取权力”并非国家、政治组织和从政者所宣称的最终目标。无论是希冀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党、革命者,还是当政者或西方民主政体中的在野党,都不会把“我要夺权(掌权)”作为自己的革命运动或竞选活动的最终目标,而是把维护安全稳定、发展经济、保障社会福利、促进自由公正、践行信仰等,作为夺权或继续掌权的目标,以获取大众的支持及政权的合法性。

   同理,一个国家在国际上运用权力维护自身利益是无可非议的。但如果宣称本国权力是最终目标,或者像美国总统特朗普那样,坚持“美国第一”(America first)的原则,不惜违反国际规则、侵犯他国权益,就会遭到国际社会的批评,反过来损害本国利益。中国领导人历来反对世界事务中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近年来进一步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即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不能将本国权力置于人类命运之上。这一理念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称赞和支持,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将权力视为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不可行的。

  

   稳定、秩序、和谐

   稳定、秩序、和谐是紧密相关的三个政治概念和目标。

   “稳定压倒一切”,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维稳”是改革开放时期人们耳熟能详的政治实践。1989年2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18]从邓小平上述谈话中可以体会到,稳定是取得并维护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成果的必要环境保障,而非最终目标。

   秩序只有在稳定的环境下才能维护。国内政治秩序需要国家机构运用其权力规范政治活动,遏制非法活动。国际秩序则包括两项基本内容,一是主要国家和国家集团的权力结构和实力对比,二是处理国家间关系应遵循的规范。维护秩序本身是目标,但同稳定一样,秩序更是实现其他目标的环境和保障。

   过去十多年来,“和谐”作为一个理念在中国占有特殊地位。2006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中国要构建的和谐社会的特点是:通过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通过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来维护社会公平;通过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来形成良好的人际环境;通过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来维护社会稳定;通过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来保证可持续的发展。中国倡导的“和谐世界”是“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

   不少人还指出,中华文化的精髓就是和谐。他们引述2500多年前老子所著《道德经》中的内容,说明“道法自然”“大道和谐”的思想折射了中华民族祈盼和顺、崇尚和美的美好愿望,体现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无穷魅力。的确,在近年来中国的语境下,将和谐作为政治的终极目标之一,不会有多少异议。

   毫无疑义,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形态也提倡和谐。一些中国学者已经从《古兰经》《圣经》等文明经典中查证过“和谐”观念的存在。但是,同一位美国友人的谈话,令我对和谐作为世界政治的一个终极目标产生了怀疑。2006年,曾经担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专门向我垂询为何中国政府大力倡导“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我解释说,和谐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终极目标”(ultimate goal)。他的即刻反应是:“和谐作为终极目标?不,终极目标是‘成功’(success)!和谐只是一种形势(situation)、一种状态(state),取得成功才是目标。”这次谈话后,我就“和谐是否是终极目标”又咨询了其他几位美国朋友。他们反应不一,多数人做出了否定的回答,但也有人说,斯考克罗夫特代表的是美国共和党人的观念,美国民主党人就比较容易接受和谐目标。我想,在美国激烈竞争的政治生态中,把和谐记在心中、挂在嘴上的政治家,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当上总统的。在国际关系中,美国也不会以建立和谐世界为己任。

   其实,在中国,对和谐是否是衡量政治成功的标准,也不乏争议。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这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一脉相承。即便坚持“和谐是中华文化精髓”的说法,也不能不承认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和谐”并非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的核心概念与追求。

   因此,虽然稳定、秩序、和谐都是公认的“好东西”,但在世界政治的大环境下,都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而非普遍追求的终极目标。

  

   民主和法治

   民主和法治也都是被普遍认同的“好东西”。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自称民主国家。有几个被西方视为“另类”的发展中国家,国名的全称分别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在现代政治学里,民主同法治密切相关,没有法治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没有民主的法治也不是真正的法治。

   民主并非人类历史上一直受到称颂的政体。在19世纪以前,民主被普遍视为“多数暴民统治”。民主概念起源于古希腊语,字面含义是“人民统治”。事实上,民主作为一种政体,在雅典只实行了100多年就陷入衰落。古希腊“三贤”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不认为民主是一种理想的政体,在他们看来,民主制是以牺牲智慧和财产为代价的平民统治,容易导致暴民统治。[19]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指出:“从‘民主制’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上讲,从来都不曾有过真实的民主制,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因为大多数人进行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的状态是与自然秩序相违背的。”[20]

   民主制于19世纪开始在欧美流行。当时,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近代民主国家的美国正在欣欣向荣地发展。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民主后认为,“企图阻止民主就是抗拒上帝的意志,各个民族只有顺应上苍给他们安排的社会情况”,并预言,“民主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来”。[21]

   但是,许多近现代西方思想家承认,民主只是达到国家长远政治目标的一种相对合理的制度安排。正如美国政治学者约瑟夫·熊彼特所说:“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了达到政治——立法的和行政的——决定而做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因此它本身是不足以成为目的,不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民主会产生怎样的决定。”“民主方法是为达到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竞取人民选票而得到做出决定的权力。”熊彼特还说:“没有哪个社会容忍绝对的自由,即使是宗教信仰的自由和言论自由;没有哪个社会把这个领域缩减为零——那么很清楚,个人自由问题就是一个程度问题。我们知道,民主方法并不一定比类似环境下其他政治方法能保证更大的个人自由。”熊彼特只给予民主政治有限的肯定:“民主并不是指,也不可能是指,按照‘人民’和‘统治’这两个词的明显的意义说的人民确实在那里统治的意思。民主不过是指人民有机会接受或拒绝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意思。”[22]挪威出生的英国政治学者斯坦·林根写了一本厚重的书,名为《民主是做什么用的》,充分肯定了民主的好处。他强调:“总之,民主的目的就是要使每一个普通人都拥有自由。自由就是民主最后要实现的目的。”同时,他“考察了通常被认为是世界上制度最健全的民主国家之后,发现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漏洞百出,甚至是正在走向衰落”。[23]

   现代政治学对“民主”的定义五花八门。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民主被看作一种普世价值,自由民主是世界各国的最佳选择和最终出路。但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民主,在理论上受到很多批评,在实践上也备受挫折。中国政治学者潘维认为,当今世界普遍弥漫着一种民主迷信,民主高于家庭、高于民族、高于主权、高于人权,还高于一切非西方人的生命权和财产权。民主崇拜成为统治世界的政治宗教,一千年以前,基督教十字军野蛮地带刀东征,一千年后,民主之十字军已经发动了东征,要摧毁一切异教政治文明。[24]潘维还认为,“多数决原则”并不能体现公平,它可以说是一种方便的决策机制,却谈不上正义,谈不上平等,更谈不上普世价值。[25]中国香港政治学者王绍光把“多数决原则”称为“选主”,在选主体制下,选票决定一切,最终多数人的利益可能并没有得到保障,还是少数人实质性地控制政治。[26]

   在实践中,冷战后向西方民主制转型的许多国家,过分强调选举而忽视民主的实质,导致有选举而无民主。在这些国家中,主要的行政官员表面上是定期选举,但选举过程并没有做到自由和公正,存在各种政治操纵、欺诈和舞弊。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托马斯·卡罗瑟斯悲观地指出:“在近些年来被认为是‘转型国家’的将近100个国家里,只有相对很少的国家——大概不足20个国家——正在朝着通往成功的、运转良好的民主制度的道路上迈进,或者在民主方面已取得了某种进步和依然拥有民主化的积极力量……迄今为止第三波的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实现运转良好的民主制度,或者不能深化他们已经在民主方面取得的进步。”[27]

   民主是表达个人自由意志的一种方式,法治是实现公正的一种手段。从理论上说,如果有民主以外的方式能够更好地实现政治自由,有法治以外的手段能够更好地实现社会公正,就可以摈弃民主和法治。只是在当代世界政治中,这个理论假设似乎不能成立。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考察,验证或证伪这个假设,而不是先验地坚信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因此,我未将民主和法治列入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之中。当然,作为制度安排,民主和法治在推进世界政治进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应予以充分肯定;作为政治理念,民主法治比独裁专制先进得多,这也是毋庸置疑的。

  

   国家统一

   中国的政治特点之一是对民族和国家统一的恒久追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统一象征着光明与进步,分裂则意味着灾难和黑暗。从古至今,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一统天下的事业都是受到颂扬的。《史记》记载了秦始皇登上琅琊山后,立碑刻辞,其中说道:“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历史学者费正清说过:“两千年来,中国政治的中心问题一直是达到大一统之下的所有中国人的团结。”[28]以色列历史学者赫拉利也注意到,“不论是在中国政治思想或是历史记忆当中,帝国时期似乎都成了秩序和正义的黄金时代。现代西方认为所谓公义的世界应该是由各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组成,但古代中国的概念正好相反,认为政治分裂的时代不仅动荡不安,而且公义不行”。[29]理解中国人对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超乎一切的强烈追求,才能完整地解释我们对台湾、香港的态度和政策,理解2005年出台的《反分裂国家法》。

但是,当我们将视线转向外国政治时,需要看到4个方面的复杂情况。第一,现代国际社会存在民族自决权的概念。《联合国宪章》和其他相关联合国决议规定了民族自决权,即各民族有根据自己的选择确定本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自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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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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