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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敦友:人文秩序的建构与个我的身位职责

——在魏门2018年毕业欢送会上的演讲

更新时间:2018-11-24 00:03:53
作者: 魏敦友 (进入专栏)  

  

   人类是不可能没有关于自身历史、生存方式和意义的某种整体理论的。

——金观涛:《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法律出版社,2011,第一版序,页4。

   法律的东方最终关非在时间或空间上可以定位,而是处于法律自身的话语性结构和政治性结构之中。

——络德睦:《法律东方主义》,魏杰磊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页212。

   多读圣贤经书,把经书中所说道理来与自己日常生活配合。

——钱穆:《孔子与论语》,九州出版社,2011,页82。

   我的前辈或后辈,大都走在启蒙的光彩中,像海涅“走在威尔莫夫人的光彩中”,赞美得忘乎所以,于是我只有走在它的阴影中——受老子之教行老子之礼:“知其白守其黑”。

——张志扬:《偶在论谱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页388。

   人类的历史充满意外、偶然和机遇。但是,敢不敢迎击宿命是由人来决定。

——阿兰·佩雷菲特:《信任社会》,商务印书馆,2016,页2。

  

   引子

  

   大家下午好!我们今天能聚在一起开这么一个盛大的会议,首先要感谢树成的总体策划,感谢海华的精心组织,感谢文可给我们当主持人。我来之前还在想今天谁来给我们当主持人呢。也非常感谢刘希岩老师,还有从外地来的君兰、文练。还要特别感谢黎群博士,她给我们分享了中泰的法律文化,泰国对我们有质疑也有羡慕。她在这样一个中西背景之下讨论中泰法律问题,很有趣。从此次会议的主题来看,我觉得树成是个非常有心的人。我们每次会议的形式都不一样,这次主题主要是请张建博士做了个演讲,演讲的是“法律东方主义”。关于“法律东方主义”,刚才天熙也说过,应该是去年吧,还是前年?我给他们推荐过一本书,应该是前年吧,是吧?这本书啊,我的本家魏磊杰翻译的,属于魏氏法学家的圈内人,见过面但是没有交流过。这本书被翻译出来了之后,在中国法学界引起了一些反响。那么,刚才张建博士的演讲可以看成是从中国当下的语境之中的思考,他提到了不少学人对法律东方主义的看法,因此他的这个演讲就是对这些反响的进一步考量。我们今天应该怎样思考法律东方主义,或者说思考法律东方主义背后的东方主义,进而思考东方主义背后的历史文化的一个场景,进而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广西人该如何在广西这块土地上做学问?我来广西二十年了,这也是我来广西这么多年经常想的一个问题,也是我来广西这么多年经常焦虑的一个问题,有时候这个问题非常非常沉重,有时候也感觉这个问题飘飘的,没什么意义。比如说感觉这个问题啊,它的深度意义在哪,首先是广西这片土地上没有思想的光亮。今天吕勇博士讲到的秦晖,人家秦晖虽然是广西龙胜人,但他在清华啊是吧,他成了京城学者的一部分,他并不属于我们广西。像我,我是湖北人,我虽是湖北人但现在在广西落地生根,我就是一个广西的学者,对不对?广西的学者身上有思想的光亮的话,就意味着广西这片土地上有思想的光亮,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今天会议这个话题非常好,它是个非常非常深刻的、具有历史意义,具有现实意义,并且具有文化意义的一个主题。所以我觉得树成安排这样一个讲座我觉得非常好。上一次我讲的是《发掘自我的灵性》,那篇文章发到网上之后,我发现被转得不少,是吧?有一天晚上西南政法大学的赵树坤老师把我的那篇文章转给我了,我一看这是我的文章啊,她告诉我说是付子堂校长转给她的。西北政法大学有个褚宸舸教授,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我注意到我在那篇文章中的一句话被写到他的朋友圈里了,“一个好老师是由无数的好学生培养出来的。”所以我今天听了张建博士的演讲,特别是吕勇博士的点评,我也深受感动。我愈加坚信我这个论断的真理性、实在性。所以我在广西这么多年来,也经常想起当年离开武汉的情景。当年有一个好老师,过了七十岁,是湖北大学哲学所的刘老师,刘简言先生。有一天我带女儿玄子到所里去玩,正好遇到刘先生。刘先生亲切地问小玄子:“你现在是一个什么人啊?”玄子回答说:“我是一个小学生。”其实这时玄子还只有五岁,并未上小学。玄子童言无忌,反过来问刘先生:“刘爷爷,你是一个什么人啊?”刘先生哈哈笑着说:“我是个老学生!”后来他不让我来广西,因为他了解到广西是中国贩毒比较严重的省份,所以他对我说:“你去广西,除了贩毒还能干什么!”我说啊,“刘老师,我去广西不是去贩毒的,我想建立一个思想上的学派。”他听了之后说:“有这么大的志向啊!”又说道:“那你千万不要贩毒啊。”后来刘老师在深圳去世了,我写了一篇文章怀念刘老师——《立场问题——怀念我的忘年交刘简言先生》,收录在我的《当代中国法哲学的基本问题》这本书里。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我去看刘老师,刘老师已经基本上不认得人了。我一进到他的房间里面,他突然就说了一句话,“啊!小魏你来了!爸爸妈妈还好吗?”他说完了之后马上就睡着了。刚才我猛然想起我对刘老师的一个承诺来,我们能不能在广西这片土地上使思想的光亮闪耀起来,这是个重大的考验。刚才吕勇博士讲的,我还有些信心,吕勇刚才提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从西方讲到中国,讲到广西,最终讲到个人(自我),越讲越近了。

   其实这些天来,我一直在考虑,我今天应该讲什么题目呢?我现在刚想到这么一个题目——人文秩序的建构与个我的身位职责。实际上也是从大讲到小,从远讲到近。从天下、国家讲到广西,讲到我们每个人。正好也是张建博士的“法律东方主义”所隐含的这样一些话题。我就按这样一个主题,来讲讲我对“法律东方主义”的理解,以及也讲讲吕勇博士提出来的,作为一个广西学术人,我们能否在现代中国学术的大格局中,或者在世界学术大格局中作出我们作为广西学人的知识贡献。这实际上就是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既沉重也轻松,沉重在哪里呢?因为我们百多年的中国啊,我们受了屈辱,今天好像恍惚之间“厉害了我的国”,但没厉害多久好像又处于困境之中,好像又得求教于韬光养晦的小平遗训了,但不管怎样,我们中国人至少也口头上厉害了一下。但我想口头上的厉害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我们对人文秩序的建构上来,对不对?所以人文秩序并不是我们中国的秩序,也不是广西人的秩序,也不是我们在座的课堂、讲堂的秩序,它应该是整个人类的秩序,一个人文的秩序。社会秩序的建构应该是一个人文秩序。有人的地方就有秩序。那么这个秩序怎么建构起来,它的逻辑机理何在呢?主要是要讨论这个问题。循着这个思路,由于时间关系,我今天主要讲三个话题,第一个呢,讲场景意识;第二个讲思想突进;第三个讲自我超越。就是这三个话题:场景意识、思想突进、自我超越,循着这三个思路,简单讲讲我的一些看法。

  

一、场景意识

  

   先讲第一个话题——场景意识。

   昨天晚上我读书,读到一位哲学家李幼蒸的书,他爸爸是李蒸,是我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前校长,这个李幼蒸啊,好像不在体制内,是自己自学成才的,是我们中国民间非常重要的思想家,他翻译过很多西学名著,也写过不少著作。这本书啊,我打开一看,竟然是我2001年2月14日在上海一个书店买的。昨天晚上我发现这本书怎么这么干净啊,我当时非常的惭愧,买了这本书竟然一直没有读,恍然之间,却过去了十七年了。所以昨天晚上我把这本书从头到尾来来回回读了好几遍。我读到有个地方的时候,有一段话让我感触特别深!他说了句什么话呢?他说:“由于当代西方哲学家生活在课堂和会议上,已严重丧失了生活的真实感,关于道德和伦理学的认知日趋空疏。”这本书的名字挺哲学的,叫《形上逻辑和本体虚无》,小标题叫作“现代德法伦理学认识论研究”。当时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特别有感觉,“由于当代西方哲学家生活在课堂和会议上,已严重丧失了生活的真实感,关于道德和伦理学的认知日趋空疏”,讲得太好了。我马上在这句话的下面写了一个注释,我说“这正是我反对张树成同学辞职的一个重要原因吧。”的的确确,这里讲到的都是当代西方的哲学家,其实我想也包括我们当代中国的一些学者,包括我在内,在干什么呢?主要的活动区域在大学,在课堂上讲讲、读读书,给同学们讲这样一些书本知识,但这些知识的生活的历史感已经丧失掉了。比如我们现在相当于一个课堂,我们在大学课堂上讲的一些知识,已经和我们现实生活,和我们的历史的背景,和我们文化的内涵,相差太远了。我觉得这里讲的对,就是“日趋空疏”或者与生活严重脱节了。我们想想孔子,他的思想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我们想想王阳明,他的思想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啊?不是仅仅坐在书斋里面读书吧!树成有段时间经常跟我说工作挺累的,想回到书斋读书,我说回到书斋当然挺好,但不出数年你就会感到生活没有素材。所以我们一定要跟我们的现实生活血肉相连,要跟生活紧密的相连,不要把我们跟生活脱了节了。我们就应该生活在现实生活之中,而不应该生活在书本中,所以我一直鼓励大家要走向生活。生活有很多方面啊,当然大学里也是一种生活,是不是啊,但是大学生活更多是在跟知识,跟话语,跟语言,跟理论,跟范畴,跟所谓的范式打交道。但是我想我们别忘了,语言、范式、话语、逻辑最终还是来源于我们的生活本身。我们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民众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国家的政治运作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的社会的运作到底是怎样的?我想这应该是我们思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想想我们建立学术是为了什么,我们建立理论是为了什么。理论它本身有价值吗?它本身没有价值。所以刚才吕勇博士说法律不是反应性的,相反它是建构性的。话语也是这样,它不是反应性的,它也是建构性的。但是这个话语只在课堂上流传的话,它怎么可能发挥它的作用呢?对不对啊?我想,这就是我今天要讲这段话的原因。我读了这段话,我马上就写了一句话:“树成,你要在社会领域、政治领域好好去观察。”

当年我在检察院工作了一年多,一共写了13本笔记。我把每天见到的人,每天见到的事,每天的想法都写在了我的日记本里面,我想这样的话语才真正有质感、场景感。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要讲场景意识。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大学教育教科书上的知识已经严重脱离了现实、历史和文化。所以我们一定要重建我们自己生活的真实感,不应停留于教科书上的那些概念,抽象的教条。我一直有一个看法,中国教育的失败,它实质上就是由教科书上的教育导致的。教科书的教育已经格式化了我们对生活的意识,已经严重抽离了生活的内容。这就是我为什么讲场景意识。大家写文章,一看这文章,就可以看到文章中你背后的场景,对不对。你的焦虑,你的思想,你建立的理论,以及如刚才吕勇讲到的情怀,我想都应该建立在场景之上。这个场景意识的产生,也跟我最近一次活动有关系。上周四我到桂林,到桂林干什么呢?到桂林参加了一个调研。我们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也是当下最高法院的副院长陶凯元,她到广西来开会,同时也做一个调研,调研的主题是什么呢。调研的主题是“司法救助法”,就是关于制定“司法救助法”的这样一个调研。那么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法院的很多裁决,裁决了之后导致的一个后果,因为执行不能,使得受害人无法得到补偿。比如举一个例子:桂林有一个龙胜县,两个人是邻村的村民,一个村民开大货车,另一个村民骑着摩托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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