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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 张昆鹏:“新时代”背景下未来十年世界趋势分析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更新时间:2018-11-23 01:01:45
作者: 金灿荣 (进入专栏)   张昆鹏  
仍将处于酝酿之中。

   一个大胆的设想是:未来十年将渐渐地出现一个态势——引领未来的科技与产业主要由中美两家竞争。人类目前所能联想到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诞生在五个方向:新材料、生命科学、人工智能、量子和新能源。目前而言,美国在这五大领域都处于第一梯队。尽管中国处于第二梯队,但是从客观衡量的指标来看,中国处于第二梯队中领先位置。[24]未来,随着中国的规模优势、资金优势以及强劲的政策支持,中美在未来科技和产业中必将呈现出双强竞争的态势。

   (七)科技进步推动国际竞争向新空间拓展

   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不断为人类的活动开辟新的空间,网络、太空、极地与深海是新时代背景下的四大新战略空间。新空间不仅仅承载着作为个体的利益,也同样承载着作为整体的人类共同利益。对此,中国领导人提出“要秉持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原则,把深海、极地、外空、互联网等领域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竞技场”。[25]然而,现实中的超级大国却肆意扩张个体利益而无视整体利益,不仅拒绝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拒绝禁止在外太空部署武器的提案。因此,大国之间在四大新空间的博弈将不可避免。而且由于事关人类的整体利益,其他的中等强国、小国也不会无动于衷。此外,加之各种非政府力量在涉及人类整体命运议题上的重要影响力,未来在新空间领域的国际竞争势必更为活跃、复杂。

   (八)西方、非西方国家都面临内部政治稳定的挑战

   过去十年,政治不稳定主要发生在非西方,例如中东欧的颜色革命以及后面的“阿拉伯之春”。与过去十年相比,未来十年各国政治稳定都很困难。

   首先是西方国家,西方社会出现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主流社会的分化。社会层面精英与民粹的矛盾、政治层面左派与右派的矛盾、经济层面实体与虚拟的矛盾,是美欧目前难以破解的三大主要矛盾形态,矛盾的结果是主流社会的分化。特朗普的当选、英国的脱欧以及形形色色的公投现象背后,都反映了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之间的矛盾。美国大选中的桑德斯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人物,他高调地宣扬社会主义,这背后是意识形态的左右之争。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其实代表了实业集团,他对以金融为主导的虚拟经济是持有怀疑的,因此他要发展实业、解决就业,“让美国再伟大”。多党民主体制的必要前提是拥有坚强的主流社会,失去这一前提将无法维持斗而不破。

   其次是非西方国家,非西方国家大多为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的上升、中产阶层的扩大以及教育的进一步普及都会提出新的政治要求。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动交织在一起,必将挑战发展中国家本就非常脆弱的政治稳定。此外,网络世界中各种鱼龙混杂的信息传播很容易将人引向极端化,原本就极端的人物也很容易在网络上获得一种虚幻的鼓舞,借助网络工具挑战政治稳定将更为常见。

   (九)两个普世价值之争——文明冲突

   文明的冲突可以称为“诸神的战争”,它以利益为基础但又超越利益。这里的“诸神”是指各不同族群所传承的根深蒂固的信仰对象,一旦将信仰与冲突绑定,就无法通过理性的逻辑来加以调节。

   未来十年,将出现基督教的普世价值与非基督教的普世价值之争,而且是在内部的文明冲突与外部的文明冲突中交织进行。内部的文明冲突会特别集中在欧洲,欧洲内部难民的聚集自然会引起欧洲主流社会的反弹,当他们以“神”的名义汇聚力量时,文明的冲突就无可避免了。美国也会有文明的冲突,但凭借强大的国家能力能够做到可控。外部的文明冲突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是西方世界与伊斯兰,还有一个是印度与伊斯兰。此外,相对现实世界,虚拟的网络世界将是未来文明冲突的另一个主战场。两种普世价值之争在现实与虚拟的世界中互动,其影响将广泛地介入其他领域。

   (十)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严峻

   首先是未来思潮的分化会比过去十年更激烈,尤其是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之争、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之争以及国家内部的主义之争。尤其是在经济长期呈现出一种低迷状态的地区或国家,思潮的分化将会演变成区域动荡的诱因。

   其次是移民、难民问题进一步发酵。欧美等发达国家一方面因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需要移民大量的年轻劳动力,另一方面是移民在当地的融入难题。尽管难民相对移民是一种特殊的法律身份,但某种程度上讲难民也是国际移民的一部分。移民和难民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地融入当地的生活,在社会心理上通常会被定位为“他者”。在防御性心理机制的作用下,一旦出现社会问题,“他者”会成为首当其冲的宣泄对象或者代罪羔羊。例如德国,短时间内吸纳超百万的移民,已经成为德国内部不稳定的一大来源。[26]

   再次是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会依旧存在,他们甚至会采取更极端的行为来引起关注或者作为政治博弈的要价。

   第四是气候变化问题。极端天气的频繁出现会迫使人们更加关心气候变化议题,首要的努力方向将聚焦于减少碳排放。

   非传统安全问题从整体而言更加严峻,但是粮食安全、资源供给等老问题会因技术进步、中国的介入而趋向改善,2015年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全球治理问题标志着中国将主动介入全球治理议题。

  

三、中国的战略选择及其对世界历史意义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述未来十年间世界的总体性趋势,那就是: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升高。尽管战后制度设计的框架仍然在提供着巨大的稳定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制度效用在发生递减。最强有力的证据就是特朗普美国的“美国优先”转向,要知道美国是战后秩序的核心设计者之一。在中共十八大会议之后,“变局”成为中国学界的一个代表性的概念。与之相对,在特朗普当选为新一届美国总统后,不确定性(uncertainty)成为西方学界的一个代表性概念。面对一个不确定性上升的世界,一个走到某种历史转折关口的世界,“中国向何处去?”是一个全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中国自党的十八之后通过实践逐步探索对该问题的回答,并且在党的十九大的报告中完成了从实践到理论表述的升华,对中国向何处去做出了明确的战略选择: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发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发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27]

   这既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也是引领未来中国外交的实践指南。中国旨在追求“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27]无论是中国的战略选择还是中国追求的目标,抑或是遍布海外的中国利益均表明:延续狭义的“韬光养晦”已经不足以有效捍卫国家利益,必须在战略上做出适时修正。事实上,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已经在行动上做出许多重大的改变。

   第一,中国的自我定位由以往的地区大国转变为世界大国。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28]明确指出了中国的世界大国定位。

   第二,明确倡导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演讲时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9]

   第三,构建起了层次清晰、多元立体的伙伴关系网络。伙伴关系网中囊括了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到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再到“亲、诚、惠、容”的周边关系以及“真、实、亲、诚”的中非关系等等。此外,还有同瑞士、以色列建立的功能型“创新”伙伴关系。

   第四,提出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战略。一个是西进为主的“一带一路”倡议,另一个是东向为主的亚太自贸区战略。中国领导人放眼全球、东西兼顾,盘活了中国的整个外交,为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第五,积极提升中国在现行国际机制中的作用,争取同自身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例如,2015年12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宣布,批准人民币加入SDR(特别提款权),这是“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第一个真正新增的SDR货币,也是第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SDR货币”。[30]

   第六,提出全新的全球治理理念,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积极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力量。新全球治理理念基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自身国情,其坚持以联合国为中心,以发展为优先,以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为前提,坚持遵守不干涉内政原则。这既是尊重各国人民选择自身发展道路的权利,也降低了中国外交可能面临抵触的战略风险。此外,近年来中国推动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组建八千人规模的维和部队、批准《巴黎气候协定》等等,一系列举措都是中国的最新实践。

   从现实的国际关系层面而言,中国的战略选择以及近年来的中国实践,“为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局势提供巨大的稳定性”。[31]然而,中国的战略选择具有极为深刻的、超越国际关系的世界历史意义。综合中国自身、文明的发展以及人类未来等不同维度,中国的战略选择至少具备三大世界历史意义。

   第一,中国的战略选择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对世界的“刺激—反应”式互动及其应对。新战略选择的背后,反映着中国领袖对“世界之中国”与“中国之世界”关系的历史自觉,是一种主动的进取式思考。它一改百多年来中国以“西方”为未来理想状态的潜在预设,⑤因此,在高扬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后又增加了文化自信。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导言中提出:“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现了一个(我们认为)其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这究竟应归结于怎样一些环境呢?”[32]在韦伯看来,西方之所以能够在众多文明中脱颖而出的关键在于新教伦理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精神动力,这正是其他文明所未能具备的。如果他生活在今天,必定会质疑自己的这一论断。因为,无论是战前崛起的日本还是战后兴起的“亚洲四小龙”,再或者是今天的中国大陆、越南,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它们都处在传统的中华文化圈内部。客观事实证明,以儒家文明为重要代表的中华文化同样可以为经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不仅如此,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看来,中国人“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33]汤因比在同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的对话中预言,在未来由文化引领的世界里中国文明将成为新世界的主轴。

第二,中国的战略选择将开创人类工业文明的新阶段。西方实现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无一不是建立在通过血腥殖民掠夺所获取的原始资本积累之上。在欧洲殖民者的殖民扩张过程中,北美的土著不断丧失其传统领地,非洲的黑人则被贩运至北美为奴,亚洲则沦为原料产地和产品的倾销市场。即便是号称以“自由”建国的美国,其对内、对外的历史中也充满了讽刺。对内,彻底否定奴隶制度的合法性也要到1862年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而此时距离莱克星顿的枪响已经过去了近九十年。对外,美国1898年从西班牙手中抢得菲律宾作为殖民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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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北亚论坛》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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