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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 张昆鹏:“新时代”背景下未来十年世界趋势分析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更新时间:2018-11-23 01:01:45
作者: 金灿荣 (进入专栏)   张昆鹏  

   从中国的视角看,未来中俄、中欧关系大致是相对稳定的,比较难处理的是中美、中日、中印三对关系。

   面对被视为“异质”中国的崛起以及内部政治制度的衰败,[15]美国开始变得不自信了,影响更为深远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失去了对“美国梦”的信心。[16]以前我们常说“中美关系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但是,现在的中美关系“好不到哪里去”是一定的,“坏不到哪里去”则是未见得。随着中国力量的进一步积累,中美关系会越来越紧张。

   未来的中印关系会变得非常麻烦,因为既有现实的划界冲突问题,又有两国同时崛起所造成的战略竞争态势。在主观层面,莫迪领导下的印度进入了强人政治时代。④在印度著名战略家拉贾·莫汉看来,“随着西方国家的实力衰退并从印度的周边撤出,中国成为次大陆最重要的域外力量,莫迪没有办法按照旧规则与之博弈。相反,他必须设计新的方案来维持在次大陆的天然优势”。[17]

   日本是最难接受中国崛起的大国,因为它具有两个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特殊心理:一个是对中国有愚蠢的种族主义优越感,一个是非常深刻的犯罪感。过去百多年,日本学习西方的工业化,而中国自晚清70年间则愚蠢地拒绝工业化。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从国际政治角度来讲是日本侵略中国,从历史角度则是工业日本战胜农业中国。这是事实,中国必须尊重、承认,然后谦虚地学习改正。然而,日本的理论家、政治家、战略家错误地把一段时间的技术优势解释为日本文明对中国文明的永恒优势,进而有人把它解释为日本人比中国人强。为此,在日本人建构的“中国人”形象中掺杂了大量的文化谎言,并自近代以来常为日本知识分子所重复。例如,日本人说中国人马马虎虎、一盘散沙等等。把一段时间的技术优势说成文明的永恒优势,进而说成人的优势,这就形成了日本对中国的种族优越感。这种虚幻的优越感,从心理上严重妨碍日本接受中国崛起。日本其实很清楚,中国是日本的文化养母。既为了说服自己、也为了震慑中国人,日本就以极端的方式压制羞辱中国。例如,日本在南京对战败投降者的屠杀、对平民的屠杀,这是一种具有羞辱性的屠杀,背后就是这种种族优越心理作祟。日本因屠杀中国人的罪恶感又让日本没有安全感,随时担心中国会报复日本。

   (二)世界格局将由“两超多强”构成

   未来世界的格局既不是像美国所希望的永远保持“一超多强”,也不会像中国以前常说的多极化,更有可能的形态是“两超多强”,即中美两个超级大国加上其他几个一般大国。以世界银行的GDP统计数据为准,冷战结束以来任何一个曾被视为可能挑战美国“一超”地位的大国同美国的经济差距都在拉大,唯独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在变小。在中国保持国内政治稳定的情况下,综合国力会稳步提高,中美同其他大国之间的距离会进一步拉大。美国相比其他大国具备十分庞大的存量优势,而且在全球经济的分工链中处于上层,同时还拥有美元霸权以及发达的科研体系。中国则拥有“洲际规模”的内部市场、并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持续推进其升级转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可观的经济存量将令中国获得更强的竞争优势。

   中国通过对两次全球经济大危机对比研究发现,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放任自流是造成经济危机的重要根源。[18]因此,建立在地方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基础上的中国经济,比单轮——市场驱动的美国经济——发展得更快。美国的经济因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至今仍未能从中彻底地走出来。因为产业“空心化”所造成的失业问题,间接地影响了美国2016年的大选结果,大量的底层失业民众将票投给了承诺重振美国制造业的特朗普。俄罗斯以“休克疗法”的方式从高度计划经济的模式下转向市场经济,这既导致俄罗斯政府失去了克服市场弊端的能力,又因经济方式的急剧转换而造成了市场动荡。尽管一段时间内,普京政府依靠价格强劲的能源出口恢复了经济,但同时也为俄罗斯经济的衰落埋下了伏笔。从2013年到2015年间俄罗斯的GDP呈现断崖式下跌,[19]美国人在经济上对俄罗斯具有优越感,甚至有媒体戏称“俄罗斯是拥有核武器的沙特阿拉伯”。

   走向“两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将直接影响到全球治理平台(机制)的变化,具体而言有两个大的方向。首先,全球治理的平台将由过去美欧中心的G7集团转变为更具有全球代表性的G20集团。G7集团仍然会存在下去但其重要性日趋下降,全球治理由G7时代走向G20时代。其次,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强大,中国推动的一些新的国际机制将会更重要。例如,亚投行、金砖银行、亚信会议、上合组织等等。此外,类似“一带一路”这样的创意、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理念将越发活跃、越发具备全球性影响。

   (三)格外重视四个中等强国的崛起

   “两超多强”不同于“两极格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在于,未来它的结构呈现一种扁平化、网络化而非等级化的状态。在网络化结构的状态下,中等强国能够发挥的作用与当前相比将获得显著的提升。未来十年,特别要重视四个中等强国的崛起,即越南、印尼、伊朗和土耳其。

   越南在经济改革上极力效仿中国,自1986年起推出了越南版的改革开放政策——革新开放。经过三十多年的革新开放,越南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人均GDP在2008年超一千美元、2015年超过两千美元。越南的人口基数将近一亿人,特别是其女性国民非常的勤奋,具备良好的工作愿望。外部的资本也很看好越南的经济发展,仅在2017年前十个月就吸引外资280亿美元,其中制造加工工业占137.5亿美元。[20]相比多党竞争制度下的其他东南亚国家,越共中央带领下的越南不仅拥有力量而且很善于运用力量,外交策略在大国博弈之间运用得很成功。

   印尼的人口规模超过2.6亿人,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这为起步阶段的工业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印尼凭借其人力优势、资源环境基础以及区位条件,将率先从中国、印度崛起的外溢效应中受益。加之地处印太地区的连接点,域内外大国会愈发重视其在地缘战略中的作用,这使得印尼的外部环境会左右逢源。但印尼的内部问题要比越南大,未经历土改的土地制度已成为印尼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阻碍。例如,始于2006年的雅万高铁征地工作截至2017年5月才完成近六成。[21]

   伊朗是一个拥有深厚文明底蕴的国家,领土面积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油气的自然储量非常丰厚。在8000多万的人口中,以什叶派穆斯林的信奉者占主要多数,是什叶派国家中的领导者。在伊斯兰世界中,伊朗是难得的拥有自己工业的国家,能够实现导弹国产化、独立开发“闪电”式攻击机间接地证明了伊朗的工业能力。美国推翻了伊朗的宿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此举急剧增强了伊朗对伊拉克的影响力。伊朗通过伊拉克连接起叙利亚,实现了什叶派伊斯兰国家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联通,有效地缓解了伊朗的安全压力。在中东地区,伊朗将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持续发挥作用。

   土耳其的人口基数近8000万,超78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横跨欧亚大陆。它不仅拥有较好的工业化基础,而且在军工、航天等高技术领域有不错的成绩。从埃尔多安以“黑马”的身份当选总理,再到2014年成为土耳其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统至今,纵横土耳其政坛十五载。中东地区从历史到当下,都是全球最复杂的地缘政治地带,然而,埃尔多安推动“新奥斯曼主义”雄心令该区域内的变数陡增。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将无可避免地穿越这一地带,故中国需要对土耳其格外重视。

   除了上述四国,在中国的战略排序中还有巴西、韩国、缅甸、哈萨克斯坦等中等国家值得重视。再次之,还有墨西哥、阿根廷、埃及和以色列等国家。

   (四)世界的区域稳定会更加分化

   大国博弈加深、国际格局演变以及中等强国崛起,客观上成为造成区域更加分化的重要动因。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可以粗略地划分几种类型:稳定区(包括次稳定区)、不稳定区、不确定区。

   得益于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北美和澳洲将是未来世界政治的稳定岛。欧洲和东亚属于次稳定地带,尽管区域内国家间存在诸般矛盾,但是凭借政府强有力的管理举措也能够维持稳定。

   在不稳定区,中东必定会更乱,非洲的动乱向好。中东内部的什叶派与逊尼派内斗与大国在区域博弈升级相叠加,库尔德人追求独立建国的行动成为一个新变数,具有帝国与宗教情结的土耳其、伊朗会在动荡中表现得更加活跃。非洲的局势会比过去十年好,当然,非洲在经济上、安全上依然需要国际社会的帮助。坦率而言,非洲向好,中国的贡献肯定是第一位的,因为中国真正地给非洲带去了工业化。

   不确定区,主要是联结欧亚大陆的区域与南亚。国家内部的问题处理不当,很有可能引发苏联解体时所遗留下的民族矛盾。例如,哈萨克斯坦的总统已经执政了20年,以后会存在权力交接的问题。

   南亚的稳定与否主要取决于印度。取决于印度能不能持续地保持经济的增长势头,是不是慎重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客观而言,印度面临着非常大的困难,首要的困难就是社会结构改革。印度的政治结构是现代的,但社会结构是前现代的。当前看好印度发展的论述有三大主要理由:英语国家、民主政治与人口红利,坦率地讲,这三个理由都难以成立。首先,英语作为一种工具对学习西方的经验是有好处的,但它不是那么重要。正例,日本是非英语国家,但它的现代化远超印度。反例,津巴布韦全民讲英文,但它创造了人类经济史的“奇迹”,国家信用破产津元被废。其次,民主政治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产物而非前提。印度却是反过来的。从外部率先移植了现代政治制度,而工业化、城市化却还在路上。这就导致了民主政治成为其发展工业化的一个阻碍,而非正面的帮助。最后,印度的人口规模的确是一个比较有利的因素,但是有一个前提:提升教育水平,将数量优势转化为质量优势。对于现代国家而言,立身之本是现代制造业,而支撑现代制造业需要大批经过知识、技能教育的工业人口。而印度,众所周知的高文盲率,再加上重来世的宗教伦理,缺乏推动资本主义精神发育的宗教文化。因此,印度能否将人口优势转化经济优势就很值得怀疑了。

   (五)全球治理将产生巨大赤字

   未来十年的一个大背景是世界经济的动力不足,缺乏如同20世纪90年代的IT革命所形成的巨大动能。受2008年经济危机造成的巨大冲击,全球经济仍处在大病之后的康复阶段。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会出现自由贸易与公平贸易之间的博弈,竞争力强的新兴国家会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而发达国家却举起了公平贸易的旗帜。表面上是规则之争,实际上却是利益之争。发达国家强调“公平”反映了其趋于保守的动向,然而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全球性问题却不会因发达国家的保守而消失。贫富分化、资源不足、恐怖主义等老问题依然存在,网络问题、气候变化等新问题同老问题交织在一起。面对全球治理需求的不断攀升,作为全球治理支出主要提供者的美国和欧洲却均趋向保守。美国是有力无心,欧洲是有心乏力,在日渐积累的过程中全球治理将产生巨大的赤字。中国的利益已经随着改革开放而走向全球,美欧的保守客观上将倒逼中国深度介入全球治理。

   (六)科技发展将催生新业态

2016年中国的科技研发投入总量为15676.7亿元,比上年增长10.6%[22]。经历了2014年、2015年连续两年个位数的增长后重回到10%以上的增长速度。而美国政府的投入不升反降,特朗普在2018年度计划预算中大幅削减涉及医疗、气候变化等非军事领域的研发投入。[23]中国在研发领域持续的大规模投入,带动了人类科研投入资金整体的增加。随着新科技成果的日益增加,慢慢就会催化出新的业态。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相当的成绩,高铁、无现金支付、共享单车和网购被媒体称为“新四大发明”。除了高铁外,其他三项均属于新业态。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未来十年应该还不会出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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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北亚论坛》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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