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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权与主权内涵

更新时间:2018-11-23 00:39:39
作者: 廖凡  

   内容提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在新时代对世界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贡献,已经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人权是理解、阐释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维度,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赋予了人权丰富的人文内涵和崭新的时代特征;整体系统、包容平衡、协商共进,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权内涵的鲜明特色。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建立在主权平等基础上的共同体,主权平等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出发,既要坚持人权与主权的辩证统一,反对“人权高于主权”的片面论断,又要以发展的眼光来认识主权的具体内涵,适时创新和调整相关话语及政策,为国际法治和全球治理进一步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人权;主权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13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在国际场合提出“命运共同体”概念以来,⑴人类命运共同体迅速成为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领域的“热搜词”,不仅被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国内外反复提及,还相继写入联合国相关机构的多个决议,⑵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国际共识。⑶党的十九大报告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将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列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1]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涵至此进一步确立,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后,关于建议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再次强调:“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促进人类和平发展的崇高事业具有重大意义。” [2]

   作为新时代“中国方案”的典型代表,⑷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当代中国对世界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贡献,已经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3]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的理论思想极为丰富,可以也需要进行跨学科、多维度的研究。⑸从国际法的视角观察,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完全相符,⑹还与国际法治的理念和追求高度契合。⑺在更具体的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也契合现代国际法的人本化趋势。⑻人权既是当今世界的通用语言和共享观念,也是当代国际法的重要基础和价值追求,理应成为理解、阐释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维度。[4]事实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的确赋予了人权丰富的人文内涵和崭新的时代特征。这不仅体现在这一理念在权利观念、权利意识、权利行使方式等方面深入和强化了和平权、发展权、环境权等具体人权种类,更体现在其有助于我们对人权的体系化认知,亦即为处理各项权利之间的相互关系、优先顺位和潜在取舍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照尺度。[5]

   作为新时代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体现了中国在对外交往和国际关系中的一贯立场,即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决不以牺牲主权权益为代价来迎合所谓“普世人权”。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呼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时也强调指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1]这并非罔顾“人类命运”或者贬低“共同体”地位,而恰恰是正视现实、实干为要的一种负责任态度。在主权国家和国家主权作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之核心和基石的地位并未动摇、国际法的“国家间”本质属性并未动摇的情况下,⑼脱离或无视国家主权来讨论国际社会整体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其结果要么成为“看上去很美”的道德空谈,要么沦为个别国家借以谋取本国利益的工具。故此,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面理解必须兼顾其人权和主权内涵,并恰当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

   本文从国际法的视角,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权与主权内涵。第二部分梳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蕴含和负载的人权,在基本理念、存在样态和实现方式等方面有何特色。第三部分探讨在理解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如何恰当定位和处理人权与主权的关系。第四部分是一个简要的结论。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权内涵

  

   任何理论创新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同样如此。其汇聚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下观”与“和文化”的思想精髓、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主张以及近年来的“和谐世界”对外战略思想,是十八大以来党的集体政治智慧的结晶。[6]这一思想所蕴含和负载的人权,在基本理念上体现整体与系统,在存在样态上强调包容与平衡,在实现方式上主张协商与共进。⑽整体系统、包容平衡、协商共进,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权内涵的鲜明特色。

   (一)整体系统的人权

   中华传统文化素来注重整体性和系统性,强调“万物与我为一”、[7]“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8]15在此观念下,不仅人与人之间应当相亲相爱和谐共处,人与自然万物也应融为一体。这种整体性的人际观、生态观,伴之以“天下一家”、[9]“四海之内皆兄弟”[10]的天下观,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整体系统的人权内涵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进而言之,这种整体系统的人权理念,与马克思主义“人类化的社会”、“社会化的人类”、“自由人的联合体”等重要概念的内涵也是一致的。[11]

   首先,整体性和系统性意味着要从人类整体的利益、福祉和命运出发来观察和思考人权。当今世界,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1]无论愿意与否,我们都已身处“类”的统一体系中,人类的共同命运、共同利益成为每个人都必须关注和考虑的切身利益和切身命运问题。[12]这一点在环境权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环境是全人类的共享资源、共有财产、共继遗产和共同关切,在某种程度上,全球环境治理比任何其他领域都更能体现全人类命运与共、风雨同舟的共同体现实。惟其如此,中国才在《巴黎协定》谈判过程中发挥关键的建设性作用,全力推动2015年气候变化巴黎大会最终通过该协定,[13]并在美国宣布退出后仍然坚守既定立场。这既是负责任大国的应有担当,也是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而对全人类环境权的庄严承诺。

   其次,整体性和系统性也意味着要注重各类人权的相互联系和辩证统一。其一,人权是个人权利与集体权利的统一,各国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平权、环境权等,既是重要的集体人权,又是实现个人人权的前提和基础。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言:“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14]119其二,所有人权不可分割、相互联系,公民和政治权利的获得离不开同时获得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两者同等重要,相互依存。[15]脱离生命权、健康权等基本人权来谈论公民权利和自由,难免沦为“何不食肉糜”的侈谈妄言。其三,不同的具体人权种类之间也有着逻辑上和现实中的关联。例如,作为一项人权的和平权,以安全为价值目标,以反战权与和平生存权为基本内容,与生存权和发展权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16]又如,发展权固然与环境权存在潜在冲突,但其所包含的可持续发展与代际公正要求又与后者殊途同归。[17]

   最后,整体性和系统性还意味着要对人权加以体系化认知乃至确立必要的优先顺序(priority)。诚如有学者所言,在资源有限的给定条件下,将人类的所有权利置于同等地位,不仅在理论上不可能,还会在实践中造成困扰;此时较好的选择是在不同人权领域形成一个较为广泛接受的位阶,对于何种权利更为重要、何种权利必要时可以克减、权利之间如何确立优先顺序达成基本共识。[18]这种共识绝非通过在具体权利问题上的细节性、技术性争论所能达成,而是必须借助更加系统性、通盘性的宏观思考才能实现。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系统性、通盘性的宏观视野:一旦全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集体人权是实现个人人权的前提和基础等一系列观念和原则得到普遍接受,我们也就为各项权利的合理配置和必要取舍找到了潜在的基本遵循。

   (二)包容平衡的人权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观之,人权是所有文明的内在组成部分,应承认所有文明平等,都应受到尊重,珍视并尊重不同文化背景的价值和社会道德,相互包容、相互交流、相互借鉴。换言之,文明的多样性必然导致人权观念、标准、制度等方面的多样性,对此不应以某种自命的“普世标准”来强求整齐划一,而是应当求同存异,致力于实现差异前提下的统一、多样基础上的包容。这也正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所强调的“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题中应有之义。[1]

   首先,要尊重基于文明多样性的各国具体国情,兼顾人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中华传统文化素来承认和尊重差异性与多样性,讲究“和而不同”,[19]笃信“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20]崇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语)。证之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人权内涵,就是要倡导一种多元包容的人权观,认识到无论是从人权主体、人权内涵还是人权保障的角度,对人权的理解和阐释都不能脱离相关的文明背景;这既源自对当今世界不同文明内在必然性的尊重,也源自对各国自身人权实践选择的理解和支持。[21]惟其如此,首届“南南人权论坛”《北京宣言》才在第1条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为确保对人权的普遍认可和遵行,人权的实现必须考虑区域和国家情境,考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和宗教背景。人权事业发展必须也只能按照各国国情和人民需要加以推进。各国应坚持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从国情出发选择适合本国实际的人权发展道路或保障模式。”

   其次,要遵循权责共担的原则,平衡人权领域的相关权利与义务。一方面,各国和国际社会有责任为实现人权创造必要条件,包括维护和平、安全与稳定,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消除实现人权的各种障碍。这项工作不是任何一国单独所能胜任,而是必须由国际社会基于全人类共同利益和价值来携手完成。就此而言,国际法上“对一切的义务”(obligationsergaomnes,或称“普遍义务”、“对世义务”、“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这一概念的形成和发展,[22]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保障和促进普遍人权的有力工具。另一方面,作为人权的主体,每个人都对所有其他人和社会负有责任,享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必须与履行相应责任相平衡,亦即每个人都既是人权的权利主体,也是义务主体。这种权责相称的平衡人权观有助于防止对个人人权的片面强调,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更加合理、平衡地追求和实现人权。

最后,要以开放包容的共同价值作为人权对话和磋商的基础,警惕和拒斥狭隘封闭的“普世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23]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相比之下,西方自冷战结束以后所大力宣扬的“普世价值”,植根于基督教“普世主义”,带有与生俱来的宗教伦理色彩,[24]其实质是以西方社会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为标准去衡量和统一复杂多元的人类价值,所希图的效果是人类整齐划一地西方化。进而言之,“共同价值”思想蕴含兼顾性、包容性、共建性特点,具有包容、开放的属性;“普世价值”论则蕴含排他性、狭隘性、独占性特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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