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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海林:透视重整程序中的债转股

更新时间:2018-11-23 00:37:36
作者: 邹海林  

   摘要:理论和司法实务对破产法上的债转股多有议论,尚未形成债转股的法律解释共识。我国法院在重整程序中,以债务人财产 (资本公积金或其清算价值) 调整出资人权益并将之分配给债权人的清偿方式,积极实践着破产法上的债转股。依照法律解释的制度逻辑和破产法规定的团体清偿程序的制度结构,债转股只是破产法规定的以出资人权益分配债务人财产以“清偿”债权的辅助分配措施,其解释和适用不涉及民法等实体法有关债权清偿的制度规范。基于最大限度改善债务人企业营业条件的重整理念,破产法以“债权调整”“债权清偿”和“出资人权益调整”等具体制度工具表达着债转股的制度逻辑和程序法属性,提供了解释和适用债转股的真实法律依据。

   关键词:重整程序; 债转股; 债务人财产; 出资人权益; 分配;

  

引言

  

   随着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启动,债转股再次被用于拯救陷入财务危机的企业,社会各界对之寄予厚望,希冀债转股可以成为我国市场经济法治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2016年10月1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及其附件《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依照上述规定的精神,债转股是有效助力债务人企业“降杠杆”的一项措施。理论和实务对债转股都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并将债转股归纳为债转股是一种以表彰债务人财产的出资人权益 (股权) 向债权人的让渡而达到消灭债权的目的的资产重组行为。债转股首先是一个法律现象,即以债务人企业的出资人权益“抵偿”债权的法律现象,但我们对这种现象的真实法律意义仍然缺乏必要的法律逻辑和制度识别,债转股成为表述用于降低债务人企业“负债率”而实施的、以出资人权益“抵偿”债权的各种行为的总概念。债转股被当作降低债务人企业“负债率”的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手段,而不论其是否已经进入破产程序清偿债务。在破产程序中,“通过破产重整,债权人放弃原有的到期收回本息的权利,并同时放弃对原有债权担保的追索权,转化为对债务人的股权投资。产能过剩企业重整,债转股将是促成破产重整的重要措施,并具有‘降杠杆’的客观功效。”[1]

   债转股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一个在法律上许多方面似乎都还没有理清楚的老问题。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就开展了以债转股为内容的资产重组行为,包括在破产程序中实施债转股。[2]经过了这些年的发展,债转股仍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尤其是重整程序中的债转股。[3]就重整程序中的债转股而言,需要我们回答两个基础性的问题:重整程序中的债转股之制度逻辑如何?在重整程序中实施债转股的真实法律依据究竟是什么?

  

一、债转股的类型化表达


   在回答重整程序中的债转股[4]的以上问题之前,有必要梳理一下债转股的类型化表达。

   我们注意到,债转股涉及债务人企业的出资人权益变动。鉴于债务人企业的出资人权益变动的目的和形式,在资本投融资领域,债转股被用于表达企业的融资或债务重组行为。例如,可转换债券持有人行权、以债权向企业出资、以出资人权益“代物”清偿债权等法律行为,可称之为债转股。但若具体分析这些法律行为,就会发现这些行为受相应的实体法制度规范,如可转换债券行权制度、股权转让制度、债权出资制度、债权清偿制度等,以致这些法律行为在目的、性质、内容以及法律构成方面均有不同,以债转股对这些行为进行概括性表达,周延性不足,且不能科学地揭示债转股的本质,还容易引起争议。再者,我们在表达债转股时,还围绕降低债务人企业“负债率”这一目的展开,凡不以降低债务人企业“负债率”为目的的、以出资人权益“抵偿”债权的行为,都不宜称其为债转股,否则,难免造成理解债转股的制度逻辑的困惑。这就是说,债转股仅限于那些以降低债务人企业“负债率”为目的、以出资人权益冲抵债权为内容的法律现象。例如,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由银行、实施机构和企业依据国家政策导向自主协商确定转股对象、转股债权以及转股价格和条件,实施机构市场化筹集债转股所需资金,并多渠道、多方式实现股权市场化退出。”[5]

   债转股的核心问题为债权的消灭问题;在债转股的场合,只有债权消灭,才能实现降低债务人企业“负债率”的目的,以改善债务人企业的经营条件,促进债务人企业的再生发展。以法律行为制度为基础,遂有两个不同的学说:债权出资抵销说和代物清偿说。债权出资抵销说认为,为降低债务人企业“负债率”,重组债务人企业的资产,可以借助于“债权出资”和“抵销”的实体法制度在重整程序中实现债转股。从债务清偿的角度看,债转股实质上是以股偿债。公司以增发的股权清偿债权人,债权人以对公司的债权作为出资抵销出资缴纳义务,实现债转股的目的。[6]代物清偿说认为,当债务人企业不能依照债权的给付标的履行给付义务时,依照法定的条件,可以经由“代物清偿”或者“第三人代为清偿”来清偿债务。以出资人权益清偿债权的,构成代物清偿;故破产程序中的债转股为一个在债权人、债务人以及出资人等多方主体之间达成的以股抵债的自治式的代物清偿契约。[7]债权出资抵销说和代物清偿说均以民法关于债权清偿的实体法制度为基础,并以之作为定位债转股的解释依据,我们不妨把这种债转股称为“实体法上的债转股”。以债权出资抵销说和代物清偿说,来解释实体法上的债转股,具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成分,但包容性明显不足。应当注意到,债权人和债务人企业 (出资人) 进行债转股的,通常以其相互间的“协议”来进行,债权的消灭因为债转股交易的“协议”约定的法律事实而发生,并不都能指向代物清偿行为或者债权出资的抵销行为。通过当事人和权利义务关系配置多元化的“协议”进行债转股的,债权因“协议”约定的法律事实的出现而消灭。在此情形下,债转股是债权人和相对人 (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企业、出资人) 形成的以债权“交易”出资人权益的一种复合法律行为,而非单纯的代物清偿或抵销行为。因此,实体法上的债转股,以债权人和相对人为当事人,相对人或者为债务人企业,或者为债务人企业的出资人,或者为债务人企业及其出资人;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形成债权和股权交易的条件和效果为内容。

   在我国,已有20余家上市公司在重整程序中以债转股作为债务人企业的重整措施。按照出资人权益调整方式的不同,可将债转股作如下的区分:其一,以企业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分配给债权人的债转股。*ST舜船等3家上市公司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的股份,直接分配给债权人以“清偿”其全部或者部分债权。例如,上市公司*ST舜船 (002608) 破产重整案件中的债转股方案,“采取债转股的方式清偿”的债权,共涉及约71亿元的未能以现金清偿的普通债权。依照表决通过和法院批准的重整计划 (草案) 的规定,在扣除以现金方式清偿的债权后,剩余普通债权以舜天船舶资本公积金转增的股票抵偿,每股抵债价格为13.72元,每100元债权可分得约7.288股股票。[8]其二,以企业出资人直接“让渡”股份抵偿债权的债转股。*ST华源等14家公司以出资人直接让渡股份抵偿债权的方式实施债转股。例如,*ST华源的重整计划规定,华源股份全体股东将同比例缩减股本,缩减比例为25%;在华源股份缩减股本的基础上,全体股东按一定比例让渡其持有的股票,考虑到控股股东应在上市公司重整过程中承担较多的责任,控股股东华源集团让渡其持有的87%华源股份股票 (相当于缩股前的90%) ,其他股东分别让渡其持有的24%华源股份股票,全体出资人共计让渡股票约18650.41万股,用于清偿债权及由重组方有条件受让。[9]以出资人直接让渡股份“抵债”的,因为出资人权益的结构差异,有的重整上市公司先增发股份再由出资人让渡股权“抵偿”;有的重整上市公司先缩减股份再由出资人直接让渡股权“抵债”。[10]

   我国司法实务中的债转股,以降低债务人企业“负债率”为目的,通过破产法规定的“出资人权益调整”工具,将调整后的出资人权益直接分配给债权人以清偿其债权。司法实务中的债转股与前述实体法上的债转股是什么关系?真正就这个问题进行思考的讨论并不多。以降低债务人企业“负债率”为直接目的,将出资人权益分配给重整债权人以清偿部分或者全部债权,不具有前述代物清偿型债转股或者债权出资型债转股的制度特征。在重整程序中,债权人的权利之所以消灭,是重整程序以“出资人权益”分配给债权人而产生的后果,债权因为接受分配而消灭,并非学者所称公司以其“增发的股权”清偿债权人,债权人以对公司的债权作为出资抵销出资缴纳义务或者因为债权主体的混同而消灭;[11]也不是学者所称债权因“代物清偿”而消灭。[12]在理论上,人们偏好以表达实体法上的债转股的代物清偿说或者债权出资抵销说,来解释或者定位司法实务中的债转股。如此的表达,表明实体法上的债转股与司法实务中的债转股并没有差别而是相同的制度,笔者认为这有待商榷。在实务中,重整计划常用“以股抵债”来描述司法实务中的债转股,不论债转股是采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分配”给债权人的方式,还是采用出资人“让渡”其部分或全部出资人权益给债权人的方式。《企业破产法》实施已经超过10年,司法实务和理论有关债转股的模糊表达,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债转股得以适用的法律依据不同,表明其制度逻辑亦不同,因为不同的制度逻辑而形成的债转股的制度结构,当然也不相同。司法实务中的债转股,是管理人和债权人团体相互协商形成的、以债务人企业出资人权益分配给债权人以“清偿”债权的制度,具有公平分配债务人财产的程序法效力。仅就此而言,司法实务中的债转股和实体法上的债转股不同,应当区别对待。在这里,有必要强调两点:其一,规范实体法上的债转股的具体制度,不能适用于司法实务中的债转股。司法实务中的债转股是在破产程序的特殊语境下实施的债转股,只能依照破产法规定的团体清偿程序进行;破产法规定的公平分配债务人财产的程序制度,是管理人 (自行管理债务人) 和债权人团体进行债转股协商的唯一平台;超出破产程序的制度逻辑和结构范畴所讨论的债转股,都不属于司法实务中的债转股。其二,债权因清偿而消灭,因实体法上的债转股和司法实务中的债转股的法律依据不同,法律意义完全不同。实体法上的债转股是债权人和相对人进行的债权和股权交易的法律行为,不论是基于当事人消灭债权的意思、代物清偿、抵销或者混同,债权的消灭都是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消灭;债权上的担保利益,包括物的担保和人的担保,因为担保附随性亦归于消灭。司法实务中的债转股,仅是破产程序分配债务人财产的一种方式,债权人因接受出资人权益的分配而致其债权相应消灭,仅发生程序法上债权消灭的效力,附随于债权的担保利益并不会因此而消灭。[13]

   由此可见,重整程序中的债转股与实体法上的债转股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只有立足于破产程序的制度结构,才有条件在破产程序中讨论和适用债转股。重整程序中的债转股是破产法规定的、以分配出资人权益的方式清偿债权的特殊程序制度。

  

二、重整程序中的债转股之制度逻辑


受破产法规定的公平分配债务人财产的团体清偿程序的约束,利害关系人所为行为,如债权的按比例清偿、以债务人财产 (如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用于清偿债权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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