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张蕴岭:中国对外关系40年:回顾与展望

更新时间:2018-11-23 00:28:50
作者: 张蕴岭  
这无疑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具深远意义的变化。(13)

  

三 对外经济关系的变革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对外关系,变化最大的是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主要体现在中国的对外经济体制、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以及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上。

   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应该说,首推经济体制的变化。对外开放,首先是自己市场的开放,实施开放发展的政策。中国在开放市场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措施。比如,主动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建立先行开放的经济开发区、经济特区、自由贸易区,对外来投资提供特别优惠政策等;申请加入WTO,逐步建立与多边开放体系相对接的国内市场开放体系;积极主动构建自由贸易区,把推动自贸区建设作为大战略等。重要的是在开放环境下,通过贸易、投资、金融和人员流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建立起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在运行上形成越来越密切的联动,在政策法规和经济管理上越来越与世界经济体系对接协调。由此,中国经济的体制具有越来越强的国际性特征。应该说,在改革开放的前期阶段,主要是外部机制推动中国经济体制的改变,逼迫中国经济体制与外部接轨。如今这个过程还在延续,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提高,对世界经济运行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国内经济政策、体制和结构调整与变化对外部的影响也不断提升,外部与中国经济的对接性增强。中国基于自身发展的经验所提出的意见、倡议与行动议程也越来越具有影响力,在很多情况下,促使其他国家与中国进行对接。如今,中国经济与外部经济在体制双向对接、政策法规相互协调和运行的互动都变得非常明显。

   不过,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还在行进之中,作为发展中国家,其现代经济体制的构建还存在很多难点。中国地域广阔,各地区发展的水平差别很大。市场的开放、对国际市场的参与和利用以及体制的建设都难以实现同步,特别在构建高度开放与高效的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只能先试点、后推广,先较为发达的地区、后欠发达的地区。比如,在新的时期,中国政府决定先在上海等7个地方建立符合高标准开放的可复制的自贸试验区,在与他国构建自贸区时,中国采取了比较稳妥和务实的方式,实行有序、渐进的方式,特别在与发达国家构建自贸区时,也是尽可能争取较长的过渡期。在与东盟国家构建自贸区时,创造了“早期收获”、分步谈判(货物贸易协定—服务贸易协定—投资协定分步谈判)和差别对待(对东盟欠发达国家成员给予较长的开放过渡期安排)以及渐进升级(谈判升级版协定)的“发展中方式”。迄今,中国仍在与美国和欧盟进行投资协定谈判,达成协议的难度不小,但相信好事多磨。

   当然,构建开放的经济体制,并非意味着市场的完全开放。没有市场保护的经济体制并不现实,市场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没有任何限制和干预的“最好的”市场也不存在。全球化发展的现实表明,市场开放也会产生问题,包括市场失衡、产业空心化、区域发展不平衡、结构性失业等。这既需要政府强有力的市场平衡政策、产业支持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就业创造政策等,也需要在市场开放步骤上的有序性和渐进性。(14)开放经济体制的根本特征是开放框架、政策和规制对接、相互承认标准和便利化措施等。从原则上说,普惠和非歧视性的多边开放体系提供了最好的安排,而双边或者诸边开放对非成员是歧视性的,要与多边规则一致才可以维护世界市场的总体开放架构。

   当前,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其中主要的原因是经济增长放慢,但也与市场开放管理缺失所产生的诸多失衡有关。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需要开放的国际市场环境,在此情况下,中国应继续深化开放,构建更加完善的开放经济体制。同时,与其他国家一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世界经济的开放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变化最大的是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由一个对外贸易小国成为一个进出口总量居世界首位的国际贸易大国,其变化是惊人的。

   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首先体现在量的增长。1978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量只有206亿美元,而到2016年已经达到3.7万亿美元。中国对外贸易高速增长的“秘诀”可以归纳为:(1)借船出海,优先发展加工出口产业。在国内市场需求很小、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建立沿海出口加工区,实行“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政策,吸引境外资本投资。(2)利用廉价劳动力、土地供给和政府优惠政策的比较优势,营造特殊竞争环境,发展规模经济。(3)通过“三来一补”“来料加工”“贴牌生产”等方式直接嵌入国际分工产业链,形成加工生产中心。(4)利用日本、“四小龙”产业升级所提供的产业转移机会,发展接替型加工产业,逐步成为面向世界的加工出口中心。尽管此前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和韩国都走过这条“捷径”,但是,它们都没有中国大陆这样的特殊比较优势和规模效应。

   当然,这样的“搬来主义”方式也带来很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污染转移。落后的加工工序造成了水、空气、土壤的严重污染,且随着对外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污染不断加剧,一些地区已经难以承受。同时,规模扩张的加工出口也阻碍了技术升级和劳动力技能的提高,加工出口产品长期处于低端水平,当更低成本国家加入加工出口序列时(如越南、印度等国家),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就大幅度降低了,从而导致企业破产倒闭,外资撤走。

   尽管中国经济的发展基于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但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快速起飞主要得益于外来投资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出口加工产业群,形成了对外贸易驱动的结构。由于外向型产业成为增长最快的部分,因此,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成为拉动整个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经济具有鲜明的外向型特征,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外向型特征更为突出。

   中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出口拉动是不可持续的,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自身的低成本加工制造竞争优势逐渐丧失,低端产业必然向其他低成本国家转移。同时,生产要素过度向出口部门集聚,尤其是向低端加工业和沿海地区流动,导致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失衡,一方面抑制了创新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因此,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创新驱动和内需拉动的结构转型是中国经济在新发展时期的内在需求。(15)

   2000年以后,中国的对外贸易在经济中占比过大,甚至一度飙升到近70%。尽管目前有较大幅度回落,但仍然偏高。从全球角度看,由于内部市场有限,一些对外贸易比重很高的国家大都规模较小。因此,经济的发展高度依赖外部市场。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的:一是经济高增长与加工出口型产业扩张形成相互助力的动力机制,资本投入增多,产能扩张加速,加上外部市场环境宽松,让加工制造业呈现虚高繁荣;二是地方政府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激励,让投资扩张有很高的预期。由此,导致低端加工出口过度膨胀。由于资源向低端产业集聚,使得研发和创新产业部门的发展受到挤压,造成无论是外部市场环境变化(需求减少,或者竞争优势降低),还是内部市场环境转变(去产能调整,环境治理),原有的结构都必须改变,但要付出更为痛苦的代价。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需要很长时间,需要“脱胎换骨”。已经开始的转型进程不仅具有内部转变贸易结构,降低出口导向的动能,也促使企业走出去,到外部市场构建产业链,发展当地制造产业,让中国经济以更深的方式与外部联系,使中国企业转换身份,由参与产业链到构建产业链。(16)

   在巨变的对外经济关系中,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快速提升是最令人瞩目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小,以至于邓小平说面临被“开除球籍”的危险。2010年,中国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拥有最大的实体经济规模和外汇储备额,200多种工业产品的生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在有些重要领域,如钢铁、水泥等,产量甚至占到世界总产量的一半。2010年,按美元计算的GDP总值,中国超过日本不多;但到2016年,已经是日本的2.5倍。据预测,到2040年或更早,中国的经济总量有望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17)这将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经过百年努力,中国经济将重新走上世界之巅。

   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不仅与对外联系的扩大呈正相关,而且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成正比。其影响力主要体现在:(1)中国经济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一些年份甚至是全球经济新增量的一半。当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也对世界经济增长产生很大影响,不过,即便如今进入新常态,还是能保持中高速增长。因此,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仍然至关重要,尤其在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处于缓慢增长的时期。(2)中国的需求变动对世界市场的影响凸显,因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与对外部资源需求的增长成正比的,特别是对原材料、能源的需求加速增长,对外部市场的影响最为强烈,是拉动世界能源、资源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而由于结构调整原因,中国的需求大幅下降时,世界市场能源与资源产品的价格则大幅度下降。(18)(3)中国公司通过贸易、投资和其他经营活动扩大在国外市场的影响力。在世界500强大公司中,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有些还位居前列,如华为、阿里巴巴等新技术公司,业务扩及世界各地。(4)随着收入的提高,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出国学习、到国外投资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中国出境旅游的人数出现爆发式增长,吸引中国游客成为拉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2016年,中国出境游的人(次)数超过1.22亿,在国外开支超过1000亿美元。今后的规模还会增大,这种规模效应非其他国家可比。(19)

   当然,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获得大幅度提升,但由于巨大的人口规模,人均水平还不高,处在世界平均水平的中下位。因此,全面提高人均福利的路还很长。即便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一,人均排位还在中等水平。就经济发展的综合水平而言,“发展中”的特征还很突出,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引进投资和低端出口拉动经济增长遗留下的诸多问题,如环境、技术水平、产业结构等,都需要花大气力和需要较长时间来解决。按照设想,到21世纪中期,中国才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即便此后,提升现代化水平的任务也还很艰巨。对此,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以加入现有国际经济体系、参与现有国际生产分工、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为基础的。因此,中国经济越发展,其对外经济关系与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国际生产链和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就越紧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加入、参与和利用进程还要继续下去,还会不断深化。从这个角度来认识,中国不会像一些人担心的那样,一旦经济发展起来,就会另起炉灶,破坏现有的经济体系和机制。

   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经济体系既有不合理性(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垄断),也有不适应性(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因此,需要调整和改革。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从其本身的利益,还是从世界整体发展而言,都是推进现有国际经济体系和机制调整与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构建更加合理的国际经济体系和秩序是理所应当的。笔者曾经把中国的这种作用形象地描述为“修庙、建庙、不拆庙”,即中国推动对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调整改革,推动构建适应新发展和需求的新机制,不做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破坏者。(20)

在现实的发展中,我们看到,中国一方面积极参与现有的国际经济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另一方面大力推动它们的调整改革,特别是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权重和高层任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3551.html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