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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少颖:美国对“超越遏制”战略的谋划与实施

——以德国问题为中心

更新时间:2018-11-22 23:24:29
作者: 田少颖  
柏林墙开放后,戈尔巴乔夫给布什、科尔发去信息,警告科尔不要煽动局势,要求布什不要做过激反应。布什回信称,科尔没有煽动东德局势,美国不会单方牟利,但支持赫尔辛基最终文件规定的民族自决权。[27]11月10日,戈尔巴乔夫致电美英法三国,要求开四大国会议讨论局势,西方三国拒绝,苏联借四大国会议机制阻挠统一的企图落空。11月18日,法国邀12个欧共体国家首脑在巴黎开会,密特朗要以东欧民主化压制统一,撒切尔夫人直言反对统一。[28]然而,美国立场大为不同。11月20日,布什会见根舍,表态支持两德统一。11月28日,联邦德国总理科尔突然发表“十点计划”,提出两德渐进统一方案,引发各国批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迅速决定保护科尔免受国际舆论指责。[29]11月29日,布什接受采访,表态支持“十点计划”,称“完整而自由的欧洲”快要实现了,它正变为“现实”。[30]12月4日,在北约布鲁塞尔首脑会议召开前,布什先和科尔会面,和盘托出支持统一立场。布什称准备用欧洲常规裁军谈判、美苏削减战略武器谈判和联合国禁止化学武器谈判促使苏联转变态度,让苏军从东欧撤走,帮助科尔推进统一。[31]这次会见确立了两国通力合作的关系。

   其次,是对谈判框架的设计和主导权的把控。美国设计的两德和四大国组成的“二加四”谈判框架,目标限定为实现两德统一,权限只涉及两德外部统一,不讨论内部统一、军事归属、驻军等问题,防止苏联利用这一谈判发起不利于西方的动议,避免科尔屈服于中立化换统一方案。贝克在和苏联外长的多次会谈中,明确告知对方,这一框架实际权限有限,需要和欧洲常规裁军谈判等配合。[32]

   在限定“二加四”谈判权限的同时,美国牢牢把控主导权,充分利用欧洲常规裁军进程削弱苏联驻军。1990年1月26日,布什和科尔通电话时,称将提出新的建议,促使苏联更多削减驻军。[33] 2月24日,科尔访美,布什明言新德国只有成为北约完全成员,才能确保美国继续驻军权利的稳定,苏联无权决定新德国和北约的关系。“二加四”谈判框架地位高于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但它也无权决定新德国参加北约问题。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峰会只能承认“二加四”结果,并作为欧洲常规裁军协议缔结场所,无权处理德国统一的实质问题。[34]

   再者,美国不仅要避免两德统一冲击北约,而且要借统一进程加强之。美国最担心新德国中立化,损害北约根基。1990年1月31日,联邦德国外长根舍在图青新教学院演讲,提出统一后的德国加入北约,但北约不东扩一英寸,此即“根舍公式”。[35]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紧急研讨后提出,北约的管辖权必须东扩,两德统一后,前东德地区不可非军事化,非军事化将阻碍北约管辖权东扩,该地区在北约内可享有特殊军事地位。[36]

   2月8日,贝克访苏和戈尔巴乔夫会谈时,使用了“根舍公式”。[37]布什、斯考克罗夫特等迅速致信贝克,予以纠正。此后,美国只提原东德在军事上将享有“特殊地位”,不再提“根舍公式”。

   两德统一的加速使戈尔巴乔夫等遭到苏联保守势力尖锐的批评,他和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试图向西方提出构建全欧安全架构,以此作为允许两德统一的条件。1990年4月6日,谢瓦尔德纳泽在访美时对布什提出这一要求。布什表示集体安全机制注定不会成功,德国在北约内对苏联不是威胁,北约扩大其使命对苏联也不是威胁。[38]美方不允许任何新安全体系取代北约。

  

五 、两德统一的“溢出效应”与“超越遏制”战略演变


   为使两德统一尽快实现,在“超越遏制”战略的实施中,美国也展现出对苏联让步、安抚的一面,和把苏联引入世界体系的假象。然而,两德统一“溢出效应”巨大,刺激了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运动,苏联进入解体过程,“超越遏制”战略也逐渐要兼顾促使苏联让步和延长苏联寿命、管控其解体过程的两重任务。

   第一,美国和联邦德国对苏联做出了让步。首先,布什政府在否定全欧安全结构的同时,开始改变本国和北约军事姿态,向苏联示好。美方不再坚持要等苏联军事战略改革见到成果后才改变本国军事姿态,而是在1990年初就开始考虑削减军费,并让北约重估灵活反应核战略。[39]联邦德国承诺统一后德国兵力为37万人,对两德共有的62万兵力进行大规模削减。[40]其次,贝克在5月中旬就德国统一对苏提出“九项保证”,包括两德统一后前东德地区享有“特殊军事地位”、北约框架下的德国部队和西方部队不进入前东德地区等,并接受了苏联为撤军设立“过渡期”的要求,允许其有几年的暂缓撤军时间,并由联邦德国给予苏联撤军补偿和经援。[41] “九项保证”中的前东德“特殊军事地位”有向苏联“中立化”方案靠拢的假象。最后,布什在1990年7月北约伦敦峰会上,促使北约不再沿用首先使用核武器路线,并与华约共同声明不再互相为敌。[42]北约改革和向东方集团示好,帮助戈尔巴乔夫在苏共28大上击败保守派的围攻,保住权位,促使他最终在高加索款待科尔,同意统一的德国享有完全主权,自主选择是否加入北约。

   第二,随着东方集团式微和苏联内部困难加重,布什政府从对苏怀疑、竞争转向给其尊严和面子,保护戈尔巴乔夫的执政地位,防止苏联强硬派上台,执行对美国不利的政策。正是由里根激发、到被布什加强的对西方的信任感,使“戈尔巴乔夫等做出了最大限度的让步”。 [43]

   第三,德国统一进程的“溢出效应”刺激波罗的海三国独立运动高涨,苏联在丧失外部控制区的同时,自身开始解体。美国将立陶宛独立问题与美苏贸易协议“挂钩”,要求苏联不得镇压波罗的海独立运动,否则戈尔巴乔夫急需的苏美贸易协议就无法签订,美苏关系就会停顿,苏联就难以进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同时,布什总统也对立陶宛领导人表明,美国难以鲜明表态支持该国立即独立。在德国问题、波罗的海问题孰轻孰重上,美方做出了取舍。[44]

  

六 、结论


   战后,苏联扶植起民主德国政权,但自身在整个德国和全欧洲并无地位,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更不如西方。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开始出现经济停滞迹象,很需要西欧、联邦德国的技术和资金。勃列日涅夫视联邦德国为“真的德国”,认为欧洲和苏联的未来,必须通过同其谈判来决定。苏联过去仅部署短程核武器威胁联邦德国,他同意部署SS-20导弹,是想在军事上控制对方。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苏方开始想以降低对西欧、联邦德国的军事威胁,换取后者的经济回报。然而,美国在肯尼迪时期就通过第二次柏林危机认识到,谁掌握德国,谁就能塑造欧洲。联邦德国是美军最大海外基地,以此可辐射中东、北非广大区域。[45]布什政府也断不会把欧洲政治、德国问题的主导权让给苏联。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20世纪90年代初,东西方关系经历了美苏“第二次冷战”、缓和进程重启及冷战走向终结三个阶段。美苏竞争欧洲政治主导权因素贯穿了这段历史,两国竞争或以军备竞赛形式出现,或借助裁军进程进行,给联邦德国的安全带来利益或威胁。历经“中导危机”和“短导危机”的外交博弈,联邦德国在北约内部和东西方关系框架内的地位上升。战后德国问题呈现出新面目,是两德统一按照西方方案实现的政治基础和外交背景。

   在统一进程中,当事国的战略谋划、议程设定、外交谈判能力对于两德统一的形式、速度、方向、结果更具决定性作用。美国对苏联“超越遏制”战略的谋划与实施对两德统一起到了既确定方向和目标,又随时保驾护航的重大作用。首先,在战略布局上,“超越遏制”战略和“完整而自由的欧洲”构想形成了一体两面的关系,两者都是美国要求苏联从东欧撤军的外交表现形式,而欧洲常规裁军谈判则是美方的“抓手”。其次,美国设计了权限极为有限的“二加四”谈判框架,向弱势的苏联推销,而关于统一的安全安排主要在美国、苏联和联邦德国三国的互动、欧洲常规裁军谈判中达成,这种“多进程相互配合”的安排,使苏联等国用享有全权的“二加四”谈判来延迟两德统一的希望落空。再者,美方的谈判能力不容忽视,布什、贝克等人充分利用了美方优势地位,诱压结合,既不触怒戈尔巴乔夫,又要对其进行引导,以实现西方战略目标。

   总之,美国对“超越遏制”战略的谋划与实施,适应了剧变中的国际形势,迎合又规训了戈尔巴乔夫,使其注重超级大国关系,不愿以武力限制东欧政治演变,或强力发挥四强权利,阻挠两德统一。最终,符合美国战略需求的新欧洲得以出现:新德国参加北约,美军继续留驻德国,而苏军撤出东欧,新欧洲没有苏联的位置。

  

   注释:

   [1] [美]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时殷弘、李庆四、樊吉社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2] William R. Smyser, From Yalta to Berlin: The Cold War Struggle Over German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p. 257.

   [3] 同上, p. 279.

   [4] Geir Lundestad,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since 1945: From “Empire” by Invitation to Transatlantic Drif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02-210.

   [5] William R. Smyser, From Yalta to Berlin: The Cold War Struggle Over Germany, p. 295.

   [6] Marilena Gala, “The Power of Imagination: How Reagan’s SDI Inadvertently Contributed to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 Frederic Bozo/ Marie-Pierre Rey/ N. Piers Ludlow/ Bernd Rother ( eds. ) Visons of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 Europe, 1945-1990, New York, Oxford: Berhahn Books, 2012, pp. 309-322, here p. 319.

   [7] Philip Zelikow/Condoleezza Rice, Germany Unified and Europe Transformed: A Study in Statecraft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6.

   [8] 田少颖:《戈尔巴乔夫的“共同欧洲家园”外交构想研究》,载《俄罗斯研究》,2018年第2期,第45-76页。

[9] Patrick Glynn, Closing Pandora’s Box: Arms Race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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