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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杭平: “事案解明义务”一般化之辨

更新时间:2018-11-22 00:26:05
作者: 陈杭平  

   【摘要】 随着我国民事诉讼模式从“(超)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型,不负证明责任之一方当事人的事案解明义务逐渐浮出水面。事案解明义务应否一般化是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理论争议的热点问题。作为一般化的样本,美国事证开示义务殊值探究。美国之所以确立一般性事证开示义务,与其诉答机制、具体化义务、证明责任等所具有的特殊性有关。而且,其事证开示义务范围趋向限缩。我国尚不具备确立一般性事案解明义务的必要及可能,但仍可参考其事证开示方法对文书提出命令等予以完善。

   【中文关键词】 事案解明义务;事证开示义务;具体化义务;证明责任;文书提出命令

  

一、引言

  

   民事诉讼法学的一大课题是在法院与当事人之间分配提出信息、发现真实的权能与责任。在欧陆传统辩论主义下,法院的职权受到当事人诉讼行为的严格约束,主要由当事人负责主张事实、具体陈述及提出证据资料,并进一步在当事人间“横向”分配主要事实的主张责任、具体化义务及证明责任。但在实践中,常有一方当事人无可归责地不能履行相关义务(责任)的情况。这在环境污染、医疗损害、消费者侵权等事证偏在的“现代型”诉讼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为避免诉讼沦为当事人间掌握事证程度之竞赛,学理上开始强调双方当事人对发现真实均负有义务,以此克服仅由一方当事人对其有利之事实予以主张、说明及举证所带来的弊端。“事案解明义务”由此浮出水面。具体来说,即不论案件事实对其有利或不利,双方当事人均负有如实、完全陈述(说明)的义务以及提出相关证据资料或忍受勘验的义务{1}。

   具体到我国,情况略有不同。一方面,较之域外,法院既在观念上被期待对发现真实承担更重的责任,在制度上也被赋予更广泛的释明、调取及查证权[1]。换言之,法院履行审判职权、发挥司法能动性在相当程度上缓减了负证明责任之一方当事人主张、说明及举证的困难。另一方面,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民诉法学理论着重于法院与当事人间的“纵向”关系,响应法院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力图限缩法院并扩大当事人对真实发现的权能/责任;随后,如何具有可预测性地在当事人间分配该权能/责任成为理论研究热点,作为成果催生了以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若干规定》)第2条(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为代表的一系列法规范;略微再往后一些,不负证明责任之一方当事人就真实发现应否承担、承担何种义务或责任进入理论视野,同样影响到立法及司法解释。作为标志事件,2015年《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112条规定文书提出命令。由此,事案解明义务之内容正式进入法规范,围绕它展开研究的必要及意义日渐凸显。

   不过,事案解明义务虽已在域外立法、实务及学问体系上取得位置,但因其与主张责任、具体化义务、客观证明责任分配的关系暧昧,甚至相互抵触,应否一般化适用(抑或仅作为例外)成为理论争议焦点[2]。在两大法系主要国家里,美国的事证开示义务最符合“一般性事案解明义务”的界定[3],构成论证双方引以为据的主要样本[4]。而我国围绕事案解明义务、文书提出命令、真实义务等主题的研究也已开始触及该义务的边界或外延[5]。有鉴于此,对美国事证开示义务进行考察分析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美国事证开示制度虽然一直为我国法学界所关注,但既有研究几乎均未注意到其与具体化义务及证明责任的关系。为什么将美国事证开示制度下的当事人开示义务视为一般性事案解明义务?当事人一般化地配合对方开示请求及容忍对方检查勘验,这与当事人“各尽其是”(“each person for himself”)的对抗制有何关系?事证开示义务有无动摇、破坏其具体化义务与证明责任规则体系?事证开示义务范围有何变化?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考察,无疑有助于我们反思中国应否采纳一般性事案解明义务,以及有无采纳的条件与基础。而关于文书提出命令之适用及边界,也可在这一视角下得到更好地确定。

  

二、事证开示义务的内涵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美国并不存在关于事案解明义务的法律条文,也缺乏相应的理论表述。所谓美国语境下的事案解明义务,是从大陆法系视角出发对其制度规定的提炼或萃取。当然,在对抗制诉讼模式下,其事证开示基本上由当事人(通过律师)相互提出请求及予以配合,法院仅在发生开示争议时才根据当事人的动议(motion)介入审查并作出裁决。这种当事人“短兵相接”而法院仅作为“程序秩序看守人”的事证披露方式与大陆法系需假借法院之手发出司法命令的事案解明方式风格迥异。但如果抛开这一程序运作的差异,《联邦民事程序规则》(以下简称《联邦规则》)及各州的程序规则所规定的事证开示义务,正符合一般性、绝对化事案解明义务的定义。

   美国事证开示义务可分为单方披露义务与配合对方开示请求的义务(“对抗式开示义务”)两种。单方披露义务主要指的是在诉讼早期,当事人有义务主动披露与其事实主张有关而准备提出的核心信息[6]。在此阶段,当事人无须披露与其事实主张无关,或于己不利而不准备使用的证据资料。单方披露具有“强制性”。如应予披露的证据资料未被披露,原则上在本案中被禁止提出;即便作为例外(如有正当理由)允许在诉讼中提出,也应承担对方为此支付的诉讼费用或遭受制裁。这种单方披露义务令对方能够“按图索骥”,有针对性地提出对抗式开示请求。对抗式的开示义务又分为以下五类。

   1.当事人或其证人须接受对方组织的证言录取(deposition)[7]。当事人或其证人原则上必须如实、完全回答提问,陈述事实。即使律师或被询问人明确提出“反对询问”,也不得拒绝回答[8]。例外是,如果当事人或证人主张具有免证特权,或遭到胁迫、欺诈询问而准备向法院申请保护动议,可不予回答。

   2.当事人须逐一回复对方“质询书”(interrogatories)中的问题。当事人不能简单地答复“不知情”。其回答所依据的不限于本人对案件事实的知悉,还包括通过合理调查可获取之他人(如其律师、雇员、业务代理人)了解的事实。换言之,当事人负有经合理调查后完整披露相关事证的义务。质询书常要求当事人对诉答状中的事实陈述予以具体说明[9]。

   3.当事人或第三人须根据对方的“证据提出请求”,提交相应的文书、电子数据及勘验物。请求人须先对所要求的证据资料进行特定(with reasonable particularity),大致达到令对方知道其“想要什么”及令法官能判断所请求的证据有无必要被提供的程度即可{2}。当事人或第三人有义务提出其占有、保管或控制的证据资料,并容忍对其不动产及其他财产进行检查勘验。“占有”“保管”既包括事实的,也包括推定的,而“控制”意味着其有权从他人处取得{2}§24.06。

   4.当事人根据法院发出的司法命令,须配合对方指定的医生对其精神或身体状况进行医疗检查。这种事证开示方法事关个人隐私,故仅用于当事人的精神或身体状况构成争点的场合,且对方须阐明存在“正当理由”[10]。这是唯一需要法院事先介入的开示方法。

   5.当事人须如实、及时回答对方发来的“请求确认书”,对相关事实的真实性、法律对事实的可适用性、文书或其他证据的真实性等事项逐一予以承认或否认[11]。当事人的回答构成结论性证据,具有拘束力。除非有正当理由予以撤销,否则当事人在庭审时不得作相反主张,而对方免于举证证明[12]。与其他开示方法须由当事人配合不同,确认书可以自动生效。如果当事人不回复确认书,或者逾期未作答复,视为全部承认[13]。

   上列五种对抗式事证开示方法所构筑的当事人对于案件事实所负具体化说明、提出证据资料及忍受勘验的义务,既没有案件类型的限制,义务内涵也极其宽泛,属于典型的一般性事案解明义务。当然,五种开示方法所对应的开示义务具有不同功能层次,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类。首先,对于“录取证言”“质询书”,当事人既有义务对事实予以具体说明,又有义务通过回答提供证言,还须容忍对方对其摸索证明或“钓鱼取证”(“fishing expedition”),从其回答中发现未被单方披露的事实及证据。一旦对方“钓鱼”成功,即可提出新事实主张或向其发出“证据提出请求”。其次,对于“证据提出请求”,当事人的义务范围不限于本人实际占有、保管,还包括可推定其占有、保管,并可向他人合法获取的证据。当事人对于被要求提出的证据负有保管义务。其如果违反保管义务而损毁证据甚至伪造篡改证据,视情节、后果严重程度可能遭受不利之事实推定、罚款、侵权赔偿、刑事责任等处罚[14]。对于“身体及精神状况检查”,当事人则有义务容忍配合对方的医疗检查,揭示相关事实信息。最后,严格来说“请求确认书”并非事证开示方法,因为当事人无须提供任何事证信息。但对方可因当事人承认事实的真实性而免于举证,对缓和证据偏在、证明困难的效果最为直接。

   如果当事人违反事证开示义务,《联邦规则》要求双方应先自行协商、照会,如无效果再申请法院介入解决。法院的解决流程大致分为两步。其一,根据需要发出强制开示令。但对于违反精神或身体检查令、拒不参加录取证言、不回答质询书、不对证据提出勘验请求作出书面答复等行为,无须发出强制开示令,可直接予以制裁。为了激励当事人遵守开示命令,《联邦规则》规定违反该义务者可能承担对方的律师费及其他诉讼成本。实践中绝大多数开示纠纷就此止步,事证开示义务得以履行。其二,如果当事人仍不履行,法院可依申请进行制裁。法院拥有的制裁“武器库”极为丰富,从轻到重有中止诉讼直至义务被履行、罚款或费用承担、相关事实推定为真实、禁止提出系争证据、以藐视法庭处罚、驳回起诉、驳回诉讼请求或作出不应诉判决(default judgment)等。在律师代理案件中,罚款、费用承担等措施可以单独或一并针对律师作出{2}§31。

  

三、事证开示义务与具体化义务、证明责任

  

   那么,为什么美国会确立这样一种制度框架,使当事人互负一般性的事证开示义务呢?从促进真实发现的角度来看,任何诉讼制度均面临如何克服“诉讼结果取决于当事人对事证控制或分配之偶然性”的难题。而在1938年《联邦规则》的起草者看来,诉答机制(起诉状-答辩状-答复状……)的单方性(ex parte)决定了其并非一种有效的事证披露机制[15]。相反,通过一方提出事证开示请求、对方有义务配合或容忍的方法,才能实质提升当事人搜集提出证据的能力,有效弥补一方当事人因不可归责的原因造成的举证能力不足,实现诉讼武器的实质平等{3}。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联邦规则》同时规定了最低限度的“告知性”诉答程序(“notice pleading”)及最宽泛的事证开示义务。

在“告知性”诉答机制下,当事人无须在诉状中履行具体化义务(具体特定至“acts”“occurrences”或“facts”层次)。原告在起诉状中只需简明扼要地陈述诉讼请求及理由(含全部要件事实),达到告知被告其“有资格获得救济”的程度即可,而无须对事实进行详细、完整说明[16]。(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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