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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普:人民同意与人民主权——西方近代以来两种民主理论传统的 区别、困境与误读

更新时间:2018-11-21 14:25:07
作者: 马德普 (进入专栏)  
而自然法是不成文的,加之人们由于情欲或利害关系而不能正确认识或应用自然法,所以最好委托适当的人选来做这一工作。[23]虽然,在洛克看来,由于立法机关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因而人民也享有最高的权力来罢免或更换立法机关,但他同时又强调,“人民的这种最高权力非至政府解体时不能产生。”“在一切场合,只要政府存在,立法权是最高的权力”。[24]正是由于立法权掌握在人民选举出来的议会手中,而不是直接掌握在人民手中,所以,人们把洛克的主权思想称之为议会主权论,而不是人民主权论。在人民把权力转让给议会,由议会行使主权的情况下,人民实际上就是同意成为它的被统治者。[25]

   人民主权原则和人民同意原则不仅在理论上是泾渭分明的,而且它们所蕴含的可能实际后果也将是差异巨大的。假如人民主权原则真的能够得以实现,也即全体公民真的成了立法者,它极有可能的一个后果就是,占人数多数的中下层阶级的意志在法律中居于主导地位,从而可能会使上层富人阶级的利益受到损害。反之,如果按照人民同意原则实行代议制度,上述危险性就会大大降低,因为选举与金钱之间难以斩断的联系,再加上代表与选民之间的复杂关系,会使富人阶级有较大的操作空间来保障和增进自己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前者常为中下层阶级所拥护,后者多为资产阶级所支持的重要原因。


三、两种原则的实践困境及其误读


   然而,这两个原则在实践中一开始就面临着诸多的困境。人民主权原则面临的困境主要是:第一,它很难真正实施于人口多、地域广的现代社会,因为它面临着人们无法集会讨论等技术性难题,这也是卢梭把它寄希望于一个小邦寡民社会中的根本原因;第二,它很难在一个高度多元且社会分化严重的国家实施,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卢梭设想的那种高度一致的公意很难达成,这也是为什么卢梭理想的是一个平等程度较高的社会的重要原因;第三,它会面临罗伯特·达尔所说的一系列困难,如多数规则的局限性、偏好一致的困难性、偏好强度的差异性和政治目标的多元性等难题。[26]人民同意原则面临的困境主要是与此相适应的代表问题以及影响公民选择的公共舆论的形成问题。代表问题主要是代表和选民的关系问题,其理论上的主要难题是,代表应该代表选民的局部利益,还是应该代表社会的整体利益;而它在实践中面临的难题是,如何保障代表能够真正体现社会的公共利益,防止他们利用权力谋取自私的利益。[27]公共舆论的形成问题,主要涉及的是怎么防止公共舆论被特殊利益集团所操纵从而背离公共利益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都很复杂和重大,但从总体上看,人民同意原则所面临的难题相对于人民主权原则来说要小一些,因而它的可行性也要大一些。这也是为什么现代西方国家大多实行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原因之一。

   正因为如此,我们很难从实际意义上说西方主要国家实现了人民主权原则,充其量只能说它们在不充分的意义上实现了人民同意原则。至于有人说美国的宪法体现着人民主权原则,这要么只是一种误读,要么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总之它和事实相差甚远。以美国的《独立宣言》为例,按道理它应该是宣称人民主权的最好时机,但人们很难从中找到人民主权原则的影子。相反,正如帕尔德森所说,宣言的起草者“杰斐逊吸收了为一切有教养的英国人和美洲人所熟悉的惯例,特别是吸收了约翰·洛克于1689年所写的<政府论>(下篇)中的思想。<政府论>(下篇)当时被认为是现有政府原则的权威性见解。洛克的思想给美国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28]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最鼓舞人心的宣传品之一是潘恩的《常识》,而且潘恩还是比较激进的民主思想家,其中也仍然见不到人民主权原则的明确诉求。[29]至于美国的宪法虽然以人民的名义制定,[30]但它是由“商人、制造商、种植园主、银行家、律师”参加拟定,而由各州议会批准的,制宪会议中,“小农业主和城市手工业者没有代表参加。”[31]这样的立宪过程,按照人民同意原则都不太合格,就更谈不上体现人民主权原则了。从宪法内容来看,不仅没有像法国宪法那样明确写有人民主权的条款,[32]而且,它所规定的代议制度和三权分立制度也只能说多少体现了人民同意原则,而与人民主权原则大相径庭。实际上,即使不从最高权力的掌握者而从最高权力来源的角度讲,美国宪法也“没有清楚明确地界定最高权力的最终来源。”[33]

   当然,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问题确实是美国历史上曾经争论很多的一个问题,尤其是涉及到联邦和州之间的权力关系问题时。但是,按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美国历史上的人民主权论者主张的是“加入联邦的各州可以废奴,也可以蓄奴,由各州人民自行决定。”[34]这也就是说,美国历史上的人民主权倡导者多是从维护州的主权这一目的出发的。例如,坚决维护州的主权地位的约翰·卡尔霍恩就明确指出,“主权属于人民而不是政府”,而“人民”只是各州的人民,政府只是真正统治者的代理人。[35]达尔也说过,“杰斐逊显然认为政治平等和人民主权在州的层次上更可操作,而在联邦政府层次上,他实际上接受的是麦迪逊体系。”[36]

   在美国,人民主权观念的流行与美国的移民社会特征和深厚的自治传统有密切关系,然而,如美国政治思想史专家梅里亚姆所说,“尽管这个学说经常被引用,但很少有人对它进行科学的探讨”。[37]不仅如此,对当时流行的各种信念,美国人也缺乏科学地叙述,原因就在于“他们讲话的身份不是哲学家,而是具体革命纲领的支持者和促进者。”[38]换句话说,像人民主权这样的概念在当时是作为宣传语言而不是学术语言来运用的。作为学术语言,人民主权的严格含义应该是人民直接掌握立法权,但作为宣传语言,当时的人们已经把它和主权来自人民(即人民同意)混淆在一起了。这种混淆用梅利亚姆的话表述就是:“无论何种主权非经人民同意和批准,都无法存在或继续存在。因此,人民所固有的和不可剥夺的主权被认为是一个其有效性无可争辩的政治原则”。[39]实际上,1776年的《马萨诸塞公告》已经比较准确地表达了人民主权原则的本意:“主权永远属于人民的主体:它从未授予也不能授予一个或少数人”。[40]但遗憾的是,人们并没深究它与“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独立宣言》)这句话有什么样的区别。这一混淆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其表现之一就是维基百科中“人民主权”一词的作者把它定义为“国家和其政府的权威由人民同意所创造和维持的原则,这种同意通过他们选举代表(人民的统治)来体现,人民是一切政治权力的来源。”[41]这实际上说明,现在许多西方人理解的人民主权原则已经不是人民掌握最高权力的原则,而是国家权力的正当来源原则了。然而,一旦把人民主权理解为国家权力的来源,那也就和人民同意原则没有任何区别了。

   既然如此,人们为什么不直接用人民同意来表达,而非要用人民主权来修饰呢?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政治现象。笔者认为,这一现象的存在意味着:第一,在人的主体意识日益觉醒、平等观念日益流行的时代,人民主权原则和人民同意原则相比在道德上更有优势,在政治上更有感召力。因此,即使它在法国大革命的实验中产生了血的教训,公开反对和否定这一原则都要冒一定的道德和政治风险。这就迫使一些认为人民主权原则会导致专制极权的自由主义者,只能以反思的名义限制它的作用,或者修改乃至歪曲它的含义,在表面上则不敢完全否定这个概念。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概念既不代表一种政治现实,也不意味着它的使用者在真诚地信奉这个原则,它所起的作用更多是政治宣传上的修辞作用。第二,人民主权原则即使在操作上面临诸多困难,但它的合理因素还未能有效发挥,而人民同意原则的固有缺陷也未能有效克服,因而它的历史使命还未终结。人民主权原则的合理因素并非指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立法者,而是指所有公民都有权利参与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这一要求的基本理由,不只是真正的自由人应该自己为自己立法,而更重要的是,它有可能是消除代议制中的立法者对社会问题了解不充分、相关知识不充足、代表对象不全面以及被党派利益所绑架等弊端的一个较为有效的办法。正因为如此,一些希望克服现有民主体制弊端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才仍然真诚地把人民主权作为自己的一面大旗。

   当今世界的民主理论进展中,协商民主[42]的倡导者就是以卢梭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传统的继承者。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自由民主的弊端,把人类的民主事业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不过,协商民主强调的公民对法律和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参与主要不是投票表决,而是审议讨论。[43]所以,巴伯说,“如果将民主定义为人民主权是有意义的话,那么它是基于语言之上的主权,也就是说它是建立在那种依据讨论者自身并且为讨论者自身而形成的讨论基础上的。”[44]巴伯对人民主权的这种新解读,既避免了上述误读带来的对其批判潜能的弱化,又继承了激进民主传统的基本精神;既淡化了它原先过于理想化的乌托邦色彩,又保留了它能够激发探索和创新的活力。总之,人们对人民主权原则正确意义的探讨,本身就意味着民主仍是人类未竟的伟大事业。

  

   注释

  

   [1] 例如,国内有些学者就把主张人民主权原则的卢梭视为自由主义者,并由此认为人民主权是自由主义的民主原则。就连英国研究民主理论的著名学者戴维·赫尔德也把保护型民主(即自由主义民主)的首要特色概括为“主权从根本上讲在于人民,但是委托给了代表,他们可以合法地实施国家职能。”见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第9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2] 这种混淆不仅在国内较为普遍,而且一些西方的著作也常把人民主权理解为政府权威来自人民的同意,或者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来源。

   [3] 例如,托克维尔就认为,人民主权原则主宰着整个美国社会。见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四章,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美国学者阿希尔·阿玛尔和莱斯·亚当斯在《〈权利法案〉公民指南》一书中也把美国宪法第九、第十条关于保留个人权利和州权力的修正案视为“人民主权修正案”。见该书第六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连萨托利也用含混的语言把人民主权表述为一个事实。例如他这样说道,“煽动只会把人民主权从尚能使其保持判断力和理智的地方赶到使它失去这种能力的地方。”他又说,“政治决定很少来自拥有主权的人民,但要提交给他们。”见萨托利:《民主新论》,第131、133页,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国内有些学者也把美国宪法看作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一种实现形式,有的文章甚至把人民主权作为美国宪法的第一基本原则。

   [4] 见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第43页。

   [5] 见罗伯特·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赫尔德把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归类到保护型民主(即自由主义民主)之中。

   [6] 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第193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7] 需要指出的是,在洛克和卢梭所生活的17、18世纪,人们对“民主”概念的理解还基本局限在古希腊意义的民主上,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们对这种民主基本持的是否定态度,而提倡的大多是共和国或共和政体。洛克理解的民主是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制定法律而委派官吏执行法律的政府形式(见洛克:《政府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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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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