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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十月革命”与中国的发展道路

更新时间:2018-11-21 10:26:40
作者: 沈志华 (进入专栏)  
然后进攻农村。这是“在十月革命中证实了的”。但在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农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中国革命的重点在农村,建立武装根据地,“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正是在毛泽东这一思想的指引下,中国革命取得了成功。

   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斯大林来讲是一个意外,尽管承认自己低估了中共的力量,但直到1950年10月中国出兵朝鲜之前,斯大林一直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心存疑虑。在西安事变、皖南事变以及中国内战期间,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频频出现。在苏联领导人眼里,毛泽东就是“中国的普加乔夫”,而中国共产党也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在60年代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时,中国人把十月革命归结为“武装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而坚信中国革命走的就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在“通过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一般意义上来讲,这样理解是可以的,但就夺取(不包括巩固)国家政权的内容和形式而言,中国革命与十月革命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通过暴力推翻旧政权是一切革命的特征,而不是十月革命的特点。事实上,在俄国革命中,导致沙皇制度崩溃的实际上是“电报革命”,而直接参加10月起义的只有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和工人赤卫队的不足3万人,起义过程中伤亡总计仅56人。与此完全不同,中国革命则是有数百万人参加的历经数十年的革命战争。正如毛泽东所说,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

   其实,斯大林在内心深处并不认可中国革命所走过的道路,因为这不同于十月革命,不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城市工人起义。斯大林始终认为,即使对于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也不具有普遍意义。1950年1月共产党情报局机关报发表的一篇社论赞扬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不过却把这一胜利归结为列宁、斯大林“战略与策略的学说获得胜利的显著证明”。在谈到“中国和其他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时,社论强调了工农联盟、土地改革、争取国家独立和建立统一战线等等,而恰恰没有提到作为中国革命道路真谛的武装斗争。斯大林甚至认为,中国革命并非“武装斗争”,只是“游击战争”,而武装斗争“意味着要把农民的游击战争同工人总罢工和起义结合起来”。斯大林指出,游击战争离不开解放区(根据地),而中国的解放区只是因为建立在与友好国家接壤并以此为后方的地区——满洲才得以生存的。因此,中国的经验对于像印度这样远离苏联的国家是没有意义的。在斯大林看来,中国革命的缺陷是没有在中心城市发动工人总罢工和起义,因而无法同十月革命相提并论。

   应该说,苏联对中共提供了很多帮助,对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有贡献的。但是,如果中国共产党完全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走,是不可能夺取政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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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熟读中国古书,深谙“可以马上得天下,焉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革命党,所得“天下”,既不能承继前朝旧制,也无法比照西方列强,而自己又毫无执政经验,那么就只能学习苏联。辽沈战役结束后林彪要求斯大林向沈阳派出100名苏联顾问,解放军包围上海数月迟迟没有发动总攻,都表明中共缺乏管理大城市的信心。革命越是接近胜利,毛泽东就越感到需要苏联这个盟友和老师。从1947年到1949年,毛泽东三番五次提出请求去莫斯科晋见斯大林,就是希望广泛听取联共(布)中央的建议和指导,学习苏联的治国经验。

   通过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中共表达了向苏联学习的强烈愿望和追随苏联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立场,斯大林也显示出支持和帮助中共的友好态度,毛泽东随即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并明确讲:“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已经建立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其实,关于新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和方向,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一开始就是以斯大林模式为蓝本的。早在1941年5月,毛泽东就向全党推荐斯大林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说它“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

   尽管如此,建政伊始,中国共产党人还是比较谨慎和清醒的。他们知道,中国社会发展的条件,在各方面都与苏联存在着很大差别,于是设计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阶段,政治上采取“联合政府”的形式,经济上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致力于提高中国国力。这很像是列宁当年倡导的“新经济政策”。然而,在朝鲜战争背景下展开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对社会进行改造和整合的结果使他们兴奋起来,1952年9月毛泽东就提出了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接着,中共宣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设想在几个五年计划时间内完成整个过渡时期,毛泽东还号召“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

   中共全党干部理论学习的基本教材,就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与此同时,苏联的资金、技术、援建项目和专家顾问大量涌进中国,不仅使中国迅速实现了经济恢复,而且全盘照搬了苏联的各种制度。中苏友好协会在全国遍地开花,“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是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人们的头脑有些发热了,1955年9月还说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以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果不到一年就宣布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

   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新方针”,特别是对斯大林的批判,多少使中共领导人冷静了一些,并引起他们的思考: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怎样避免苏联已经犯过的错误。在这一思考的基础上,毛泽东强调要探索中国自己的路,先是调整“十大关系”,又进一步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中共八大提出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党的主要任务就是领导全国各阶层人民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中共思想政治路线的一个重大变化,也是中共对自身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即取得执政合法化必要性的初步认识。然而,非斯大林化和波匈事件引起的风波,特别是匈牙利动乱的后果,给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敲响了警钟,使他们意识到,革命政权可能得而复失。随着反右派运动全面、深入地展开,八大的政治路线遭到否定,阶级斗争在政治思想领域和经济领域步步升级,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到底还是选择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

   从苏联移植过来的社会主义模式,在中国还是有一些不同表现的。在政治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被引入到思想领域,斯大林对“阶级敌人”采取的完全是肉体消灭的办法,毛泽东则强调进行思想改造,“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在经济上,计划受到“大跃进”的严重冲击,苏联人搞计划讲究的就是平衡发展,计划就是法律,毛泽东却最讨厌“四平八稳”,视计划为“框框”,主张“积极平衡论”,不断突破计划和提升指标,在经济建设中搞群众运动。不过,就苏联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而言,斯大林模式在中国并没有本质的变化,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在对内政策方面,就是批判“利润挂帅”、自由市场和“全民国家全民党”。在对外方针上,更是抢过世界革命的大旗,承担起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责任。从各方面来看,虽然已经同莫斯科决裂,中国却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推到了极致。

   然而,实践证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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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以后,中国渐渐走上了一条本质上与苏联不同的发展道路。虽然毛泽东本人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他的努力对于后来的发展道路并非没有影响。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想法和做法,对中国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落实都造成了极大冲击,尽管无意破坏计划经济体制,但不健全的计划经济无疑为后来中国搞市场经济减少了许多阻力。更重要的是,中国能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就客观条件而言,首先应该归功于中美关系正常化,而对美关系的大门和窗口正是毛泽东打开的。必须承认,在当时的中国,除了毛泽东,没有人敢于,也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可以说,毛泽东对于后来中共领导人探索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起到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语)的作用。

   “文革”结束后的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领导人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带领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开始了新的历程。如果说上个世纪50年代苏联的援助是现代科学技术(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向新中国的第一次大转移,并由此把中国带入了现代化的进程,那么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则实现了更先进的科学技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向中国的第二次大转移,并由此奠定了中国复兴和步入世界强国行列的基础。

   邓小平接掌政权以后,中国对时代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改变:以前说是“革命与战争”的时代,现在说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对外主张和平,彻底放弃世界革命的方针,对内重在发展,重新设计中国的经济建设模式,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首要目标。中共领导人的思路和逻辑是十分清晰的:中国是一个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仍然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因此不能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而在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中心任务就是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为了实现这个根本任务,中国进行了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突出了民主法制的概念,包括公民权、改善党的领导、基层自治、加快立法等;经济体制改革,打破计划经济的结构,引入了市场经济的概念,从“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言之,就是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的那句话:“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也就是完全不同于苏联模式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列宁说过,“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又说:“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俄国革命的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种局部的新东西”。其实,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投射出苏联的影子,不过与其相连的不是斯大林的经济模式,而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布哈林在贯彻“新经济政策”时向农民喊出了“发财吧”的口号,邓小平在推动改革开放时也主张“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确有许多相似之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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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7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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