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刘清平:洛克自由意志观的悖论解析

更新时间:2018-11-20 22:10:53
作者: 刘清平 (进入专栏)  
所以,假如洛克的这个定义可以成立,我们从中就将推出一个荒诞的结论了:“客观”的世界里只有“必然”,没有“偶然”。然而,拿洛克自己谈到的网球来说吧:它尽管既没有思想、又没有意愿(因此也没有自由),却肯定不会单单由于这种非主观性的缘故就变得处处为必然性所决定,而不会再产生任何随机性的运动变化了。相反,人们打网球的时候很容易发现,它在许多情况下的运行轨迹都是飘忽不定、难以预测的,充满了种种偶然性。就此而言,洛克的上述定义典型地体现出西方主流哲学经常混淆这两个重要概念的逻辑谬误,没有看到“必然”仅仅在于“一定如此,不可能不如此”的“确定性”,并非在于“没有思想、没有意愿”的“客观性”。[13]

  

   第三,诚如洛克所说,谈论一个像网球那样“没有按照思想的指导从事或不从事行为的能力”的东西是否拥有“自由”的问题是不适当的,因为对它而言这个问题压根儿就不存在。不过,如果我们像他那样依据网球缺乏这种能力的理由便把它说成是“必然”的,然后再依据它没有“自由”来论证二者的互不兼容,甚至从中得出“意志受到必然的束缚就会陷入不自由”的结论,明显就是在丐题预设和混淆概念的双重谬误中,逼着堂吉诃德把风车当成魔鬼开战了,尤其是忽视了下面这个关键点:网球并非因为缺乏“自由的能力”或受到“必然的束缚”才失去自由的,而是由于它本来就缺乏“自由意志”的缘故才无法成为“自由的主体”。基于类似的原因,我们自然也没有理由把人们在价值维度上“随意任性”的自由意志与自然界在事实维度上“随机偶然”的不确定性混同起来,因为一个没有应然性意志诉求的网球,无论其运动轨迹怎样飘忽不定、难以预测,同样不足以让它从一个“无所谓自由不自由的物体”变成一个“自由的主体”。不幸的是,正如目前引起激烈讨论的“量子力学中的自由意志定律”所表明的那样,西方主流哲学在以穿越性方式将应然性的“自由”与实然性的“必然”直接对立起来的同时,又常常把应然性的“自由”与实然性的“偶然”不分青红皂白地混为一谈,甚至主张微观粒子也能像人那样拥有从心所欲的“自由意志”。当然,这两种逻辑谬误其实也可以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第四,当洛克将第一节里讨论的甲与网球直接加以类比,断言他因为缺乏阻止自己从桥上掉下去的能力而像网球受到必然性的束缚那样“没有自由或者不是一个自由主体”的时候,[14] 他实际上又是把“一定如此的必然性”与“无力抗拒的强制性”混为一谈了:前者涉及的是任何东西(包括网球和人)的存在状态能不能够得到确切认知的问题,后者涉及的是自由主体(人)的价值诉求能不能够得到充分实现的问题,两者分别位于实然性与应然性的不同层面上,不可当成一回事。如前所述,当甲由于桥塌了的缘故失去“现实自由”的时候,他依然是一个拥有“意志自由”的主体,因此不同于既没有价值诉求、也不是自由主体的网球。至于甲在这种情况下之所以会失去“现实自由”的首要原因,同样不在于桥塌了的现象在实然性层面具有“一定如此的必然性”(哪怕桥塌了只是一个纯属偶然的随机突发事件,甲依然会落入水中而陷入不自由),而仅仅在于它在应然性层面对甲来说构成了“不可抗力的强制性”:甲没有足够的能力停止自己在桥塌的时候落入水中的运动,结果受到后者的强制性约束失去了行为自由。就此而言,与应然性“自由”直接对立的其实不是实然性的“必然”,而是同样位于应然性层面的否定性“强制”;洛克则像许多西方哲学家那样混淆了“必然”与“强制”的不同概念,最终在自由意志的问题上陷入了自败的泥潭。

  

   尤其反讽的是,洛克在前面引用的有关“必然”定义的那两句话之间,原本已经相当清晰地诠释了“强制”和“约束”的概念:“如果任何行为的发生或延续与有意欲主体的心灵偏好正相反对,就叫强制;如果对任何行为的障碍或阻止与主体的意欲正相反对,就叫约束。”按照这两个同样高度重合的界定,甲显然只是因为桥塌了的事件与他不想落水的“意欲”或“偏好”正相反对、对他的应然性自由意志施加了无力抗拒的否定性强制的缘故才陷入不自由的,却与这个事件在实然性层面是必然还是偶然的、人们能不能够确定无误地把握或预测其中的因果链条没有实质性的关联。换言之,只要在实践维度上属于“不可抗力”的范畴,不管桥塌了的事件在认知维度上对甲来说是“必然”还是“偶然”的,都会让拥有意志自由的甲失去行为自由。但很遗憾,就像洛克没有察觉到自己举出的是自败例证一样,他也没有察觉到自己给出的有关“强制”和“约束”的概念界定已经触及到了问题的症结,反倒将它们淹没在一头一尾两个包含着层层逻辑谬误的主要命题之中了。当然,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西方主流哲学将“必然”与“强制”混同起来、然后再与“自由”直接对立的思维惯性,对于像洛克这样的思想家也具有怎样潜移默化的否定性约束力,以致最终妨碍了他在这个问题上实现自己的认知自由,解开自由意志的千古之谜。

  

   有鉴于此,洛克在《人类理解论》里阐发的自由意志观与他在《政府论》里阐发的自由权益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逻辑断裂,也就不会再让人感到诧异了。事实上,洛克强调的“每个人对其生来就有的自由拥有平等的权益”,不仅包含着普遍性的因素(涉及到作为主体的“每个人”),而且也包含着必然性的因素(涉及到作为人性的“生来就有”)。所以,假如接受了他自觉认同的自由与必然的二元对立架构,这个命题本身在逻辑上就是无法成立的,因为它恰恰是以“一定如此”的“必然”方式,肯定了人人都有“从心所欲”的“自由”追求。再从这个视角进一步看,后来包括波普尔在内的许多西方学者一方面极力推崇自由,另一方面又断然否认决定论(包括历史决定论)的意义,在理论上也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假如自由与必然之间纯粹属于水火不相容的话,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宣布,人类追求“自由”的努力“一定”能够在历史进程中得以实现,而不会仅仅取决于某些可有可无、意外突发、难以把握的随机偶然因素呢?

  

   三、自由与必然的两位一体

  

   当然,这不等于说洛克在《人类理解论》里阐发的自由意志观就一无是处了。除了把意志与理解区分开来、并指出了强制与自由的对立一面外,他围绕“欲望”与“不安”的关系展开的讨论尽管也包含着某些自相矛盾,却不仅潜在地揭示了意志与自由的直接关联,而且自发地指认了自由与必然的两位一体,最终为他在《政府论》里阐发的自由权益观提供了一定的哲理支撑。

  

   洛克是在回答“意志受到什么决定”这个明显带有决定论色彩的问题时,把欲望与不安(痛苦)等同起来的,一方面主张“促使心智从事行为的主要动机是不安”,另一方面强调“欲望就是心智想要获得缺失之善的不安”。不难看出,这些论述又暴露了他的理论体系中的另一个逻辑漏洞:要是“欲望的不安决定了意志”,我们怎么还能像他那样声称“意志与欲望是完全有分别的”,乃至把欲望划入与意志截然不同的情感范畴呢?[15] 毋宁说,从人类心灵“意—情—知”的三分架构看,首先将意志与欲望一起归属于诉求性的机能,然后再将它们与情感性的机能和认知性的机能区分开来,才更切近事实的本来面目。

  

   进一步看,洛克认为欲望的功能在于“想要获得缺失之善”,不仅揭示了它与意志(想要)在作为诉求性机能方面的根本一致,而且也精辟地指出了二者都来自更基本的“需要”:当一个人在生活中缺失了某种好东西(善)的时候,就会首先产生指向它的需要,然后转变成自觉心灵中的意欲,作为动机促使他从事相关的行为,以求获得这种好东西满足自己的需要、维系自己的存在。相比之下,属于情感范畴的快乐(幸福)和痛苦(不安或不快)则主要是人们围绕行为结果形成的心理体验,在产生之后才能与作为原初动机的意志欲望结合起来,充实和增强人们的行为动力。事实上,如果说人们通过从事行为获得了好东西、满足了意欲就足以形成幸福快乐的情感体验的话,他们的痛苦不安往往都是因为未能获得缺失之善、无法满足自己意欲(“不满意”)的缘故才产生的。

  

   一旦承认了“欲望基于需要”这个简单的事实,洛克主张意志与自由无关、甚至声称意志不自由的见解也就不攻自破了:正因为意志欲望来自需要,它才会具有“从心所欲”的自由特征,推动人们从事各种行为以求获得缺失之善,去除由于这些缺失所导致的痛苦不安,并在达成目的、“意欲”得到“满足”之后享受到“心满意足”的现实自由。所以,洛克自己接下来也承认:“自由的目标在于实现我们选择的善。……如果一个人的意志不是受自己的欲望而是其他东西决定的,那他就是不自由的。”[16] 换言之,他在这里明确主张:如果一个人能够在意志欲望的推动下获得自己需要的好东西,他就实现了随意任性的自由目标。毋庸细说,洛克这种在“满足需要”的基础上肯定“意志—欲望”本身就有“自由”特征的见解,与他的自由权益观才是内在契合的,因为他强调的生命、财产、幸福等,正是因为在规范性维度上属于人生在世“值得意欲”的重要之善,才会成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惜积极抗争也要努力维护的自由权益。

  

   更重要的是,洛克在基于需要的前提将善恶好坏的价值内容引入到有关意志欲望的讨论中之后,不仅敏锐地察觉到了人类行为的“避恶”意向对于“趋善”意向具有逻辑上在先性的意义,认为“意志的选择总是在于去除痛苦,并且以此作为获得幸福所必需的第一步”,[17] 而且还依据意志的这种总是“欲求幸福却厌恶苦难”的恒常性倾向宣布,不管是“有思想、有意愿”的人,还是上帝这个他所谓的“最自由主体”,都无法摆脱“趋善避恶”这种必然性的决定性作用:“上帝肯定不可能选择那些不是善的东西。……全能的上帝也处在幸福这种必然性的支配之下;而有理智者越是受到这种必然性的支配,就越是接近无限的完美和幸福。……追求真正幸福的必然性构成了自由的基础。……如果我们在这种必然性的支配下恒常地追求幸福,那么这种必然性越大,我们也就越自由。”[18]

  

   显而易见,与他此前有关“自由与必然不共戴天”的见解截然相反,洛克在此几乎是南辕北辙地转而主张:只有严格遵循趋善避恶的人性逻辑,人们才能真正实现从心所欲的意志自由;不然的话,谁要是试图摆脱这种因果必然链条的决定性支配,反倒会陷入违心背欲的现实不自由。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洛克在《政府论》里也试图将他在此指认的自由与必然的两位一体贯彻到自由权益观之中,特别强调“人的自然自由……只以自然法为准绳”“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展自由。”[19] 换言之,在这些论述里,他不仅承认了人的自由与像自然法这样的必然规律能够合二为一,而且还充分肯定了法律包含的肯定性强制因素对于人的自由具有积极正面的维护作用。让人遗憾的是,洛克最终还是未能依据这些自己业已说出的简单道理,批判性地反思乃至否定那种子虚乌有的二元对立架构,反倒在多次修订改动之后照旧恪守“意志受到必然的束缚就会陷入不自由”的老生常谈,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陷入了前后不一致的逻辑矛盾。不难看出,一旦受到了先入之见的误导,哪怕已经触及到事实真相的哲学大师,也很难从它们的阴影笼罩之下走出来。

  

其实,倘若在此引入洛克有关理解与意志的概念界定内在潜含的“是”与“应当”之别,我们还能揭开自由与必然为什么会维系两位一体的谜底:自由意志一方面在应然性维度上构成了人们努力通过行为加以实现的趋善避恶的价值诉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3521.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