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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志鹏:作为软法的《世界人权宣言》的规范理性

更新时间:2018-11-19 07:32:16
作者: 何志鹏  

   【摘要】 《世界人权宣言》是在国际社会对于人权形成了初步的关注和重视的背景下,在法律规范层次上出现的一个开创性的探索。其探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在法律的内容上,但更主要体现在其采用的形式上,也就是采取不具有约束力的宣言性规范来凝聚全球共识,为日后条约类法律规范的形成和发展奠定基础。在《世界人权宣言》之后,不仅在人权领域掀起了构建和适用“初级软法”和“次级软法”的风潮,而且在经济、环境、武装冲突等领域大量出现了这种不具有强制约束力的规则。软法的出现,不仅符合了国际治理的潮流,而且其具有弹性的运作方式引领了全球法律发展的新方向。

   【中文关键词】 《世界人权宣言》;软法;全球治理;“初级软法”;“次级软法”

  

   1948年12月10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三次会议上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无疑是国际法史上和人权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文件{1}。虽然早在自然法思想发展的中世纪晚期,人们就已经开始思考人的自由与权利的问题[1],但是真正使得人权法成为国际法一部分的,既不是当初模糊的自然法与自然权利理念[2],也不是民族国家呈现以后衍生的保护宗教信仰、少数的规则,更不是19世纪出现、至今尚无结论的干涉规则[3],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联合国宪章》。作为宪章后继者的《世界人权宣言》对于人权的种类和保护方式做了更为详尽和细致的规定,所以这份文件对于国际法和人权法发展的意义,不论如何认真研讨都不为过。国内的学者已经就《世界人权宣言》起草的历史、特别是中国代表在其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然而,对于《世界人权宣言》作为人权软法在整个国际软法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还没有深入的思考和展开。[4]所以,本文拟对于软法在国际人权法中的启航和发展做初步的分析,在软法发展的历史动态进程中去观察和思考《世界人权宣言》的地位和作用。

  

一、“软法时刻”的内涵


   《世界人权宣言》以其软法的立法形式为国际人权法、甚至是整个国际法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所以可以把《世界人权宣言》通过的时刻称为“软法时刻”。软法是一个和硬法相对应的概念,是在功能设计和形式选择上都不具有约束力的规范。虽然就我们所了解的,当前国际法还处于初级阶段,所有的国际法都较为薄弱,故国际法可以统称为弱法。然而,即使在这样一个弱法的体系之下,也仍然有一些从目标和内容上看是属于有约束力的法律规则。如果说在国际法中所存在的那些具有约束力的文件被理解为硬法的话,那么软法就是不具有约束力的文件。

   在《世界人权宣言》之前,国际社会虽然也曾经出现过人权和人道主义的思想和规范,例如19世纪若干禁止奴役贸易的条约[5],保护土耳其帝国中少数基督徒的条约[6],但是这些都没有成为国际法的主流{2}376-377。至于饱受争议的人道干涉,就更难说是有效的国际法了。人权在相当长时间被视为国内事项,不受外国和国际社会的干涉,国际法只关切外国人的待遇,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法的基本内涵{3}467。正是由于这一状况,1945年《联合国宪章》中关于不以国籍为限制、保障特定人权的阐述和规定[7]才被视为是人权法的转折点。此后,国际法开始承认人权和自由,人权法在国际层面上日益发展{3}370。

   同样,在《世界人权宣言》通过之前,国际法并没有形成一种软法的传统。在19世纪的外交过程中,国际关系经常出现一些名为“宣言”的文件[8]。在以往,国家之间以发布宣言的形式表达国际事务立场,或者敦促另一方采取相应的行动。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815年《关于承认和保证瑞士永久中立及其领土不受侵犯的宣言》{4}347-348、1868年的《圣彼得堡宣言》{4}457-458、1899年海牙和平会议上通过的《禁止从气球上或其他新的类似方法投掷投射物和爆炸物宣言》《禁止使用专用于散布窒息性或有毒气体的投射物的宣言》《禁止使用在人体内易于膨胀或变扁的投射物、如外壳坚硬而未能全部包住弹心或外壳上刻有裂纹的子弹的宣言》{5}324-328,以及1907年第二届海牙和平会议上通过的《禁止从气球上投掷投射物和爆炸物宣言》{5}432-435。和平时期中两个或几个国家签订的关于另一国人口处理方式的宣言,或对另一国态度的宣言,在一定程度上也仅仅是条约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而已。如果考察这些名为宣言的文件的具体内容,就会发现实际上它们都明确地界定了国家的权利和义务,符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关于条约的界定{6}。所以,很多时候“宣言”只是条约的一种称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的过程中,宣言的方式并不少见,无论是开罗宣言还是波茨坦公告这样的文件,都意味着对于战时和战后秩序的一种安排和期待。这种宣言在由于战争而失去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实际上起到了一种战时喊话的作用,无疑是具有一些法律上的约束力的。

   上述国际人权规范的存在以及宣言类的国际法文献的发展,与《世界人权宣言》的性质不同。《世界人权宣言》是一个多边国际法规范,更多是一种对于和平时期秩序的设计,它背后没有强大的军事同盟和军事力量作为支撑,所以究竟是否能够构建起一个良好的国际法律秩序仍然有待于在实践中检验。故而,《世界人权宣言》的形成进程之特殊,影响之广泛深远,是前所未有的。

  

二、自然而然:《世界人权宣言》的软法方式选择


   当我们论断《世界人权宣言》开启了一个软法时刻的时候,值得追问一个问题,那就是《世界人权宣言》为什么是一种自然呈现的国际人权法律文件?历史反复表明,很多开启未来的伟大举措都不是为了创造历史,而仅仅是为了应对现实。在很多时候,那些刻意为之的创新,很可能无法持续很久,反而是那些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所做出的选择,才能够流传千古。正因为它是自然而然的面对真问题、新问题而形成的切实的解决思路、解决方案,所以才会不平凡,因为它并不循规蹈矩,并不是官样文章,而是在一个全新的领域的真诚探索。《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与通过经历最好地阐释了软法的呈现环境与进程。《世界人权宣言》采用软法的形式之所以“自然而然”,是因为当时确立规范的条件不成熟。也就是说,国家之间形成条约的可能性很小。

   (一)国际社会对于全球性人权立法的需求与不同认知

   从背景上看,《世界人权宣言》采用了软法而非硬法的形式,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被动的选择。虽然在国际社会确实广泛的存在着对于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认可和需求[9],人民要求切实保护人的权利,突破传统人权概念、丰富充实人权的内容{7},诸多国家已经认识到了尊重人权的重要性[10]和通过国际规范确立的方式尊重和保护人权为国家确立相关义务的必要性[11]。

   尽管存在着必要性的基本共识,国际社会对于具体人权的内容及保护方式却远远没有达成一致,特别是对于究竟应当维护哪些权利、以何种方式保护各国所认可的权利,在国际社会各国之间存在着诸多的差异。在人权的具体认识和理解上充满了差异和对立,例如人权从哪儿来?人权要到哪儿去?人权与主权是什么关系?国家与国际法是什么关系?在那个时候都还没有非常清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在形式上,包括中国、美国、苏联和南斯拉夫等国家主张形成一个道德感化式的宣告,其目标是防止干涉,避免以公益的名义谋求私利;而英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则更希望形成一个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公约,并且他们也主张排除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最终《世界人权宣言》所采取的软法方式是具有革命性和开拓性的,它代表了世界各国以一种宣示性文本来表达国际社会一个基本共识的方式。这种选择在无法形成全球立法的决断之时,显然具有替代性的次优价值。与此同时,中国的仁爱、善政和大同的思想也渗透在这个法律文本之中,使之具有相当的文化包容性。

   (二)国际人权法案起草者的选择与努力

   在国际社会难以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各个国家如果想迅速形成一个条约,非常困难。国家之间的任何协议都存在着巨大的交易成本,而又很可能不会产生任何有意义的实际效果。一些国家提出的将权利法案作为《联合国宪章》附件的理想未能实现{8}72。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选择了草拟并通过一项宣言模式[12]。在联合国的框架内起草《世界人权宣言》是一个没有范例可以依循的立法进程,首任人权委员会有18名委员,在第一次会议上就对世界人权宣言在形式和内容上产生了分歧{9}404。所以当初的起草小组,来自美国的艾琳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来自中国的张彭春(Peng - chun Chang)和来自黎巴嫩的查尔斯•马立克(Charles Malik)都有着很沉重的负担。起草委员会后来扩大到有八国代表参加,增补了法国的勒内•卡森(René Cassin),澳大利亚的威廉•霍奇森(William Hodgson),智利的爱尔南•圣克鲁斯(Hernan Santa Cruz),苏联的亚历山大•博格莫洛夫(Alexandre Bogomolov),英国的查尔斯•杜克斯(Charles Dukes)。就当时的境况看,考虑建构国际人权规范需要:(1)凝聚基本共识,也就是文化之间的兼容[13]。在这个问题上,伊利诺•罗斯福(罗斯福夫人)为组织协调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代表张彭春作为唯一的副主席,在其中从调和的角度所做的工作更值得肯定。(2)呈现专业表述,起草委员会要具有较强的法律思维、法律起草能力,否则相关的文本或者过于浪漫,无法真正具有任何实践和指导意义,或者过于刻板,使得其他文化难以接受。(3)要体现时代的新气象、新发展,即使是一份庄严的文件,也必须体现理论与实践的前沿,要立时代之潮头,成制度之先导。

   因为人权是当时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一个全新领域,没有任何先例,全然无所凭依。所以《世界人权宣言》在形式和内容上的探索是一个具有开创性的尝试,要靠当时的起草人用自己的智慧、勇气、逻辑和沟通来形成一套人们可以接受和认同的人权规则。正如现有的一系列研究所揭示的,由于存在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认知方式,对于什么是人权、人权的来源与基础、人权的具体保护方式存在着诸多不同的理解和认知。因此,如果不是跨文化交流的观念不断地提示着起草者的努力均衡和求同存异,这项宣言很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出现不了所希求的结果。

《世界人权宣言》的大纲由联合国人权事务司司长、加拿大人约翰•皮克斯•汉弗莱(John P.Humphrey)完成,此后1947年6月到1948年6月,勒内•卡森和英国的威尔逊与马利克对大纲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在文本起草和会议通过的过程中,就已经充分显示了国家、政治、民族、宗教、文化和历史的交锋。卡森阐述第1条主要试图突出作为一个家庭成员,人人都是自由的,拥有平等的尊严和权利,并应是彼此视为兄弟这样的方式[14]。但是其中存在着诸多的争论,张彭春就主张将“仁”的概念翻译成西方人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良心”置于其中{9}407。通过张彭春的努力,《世界人权宣言》的很多措辞都做到了以人权多元主义抵制西方人权中心主义的思想,以道德共识消解宗教信仰方面的争论,以仁爱辅助理性。这些特质使得《世界人权宣言》既反映了托马斯•阿奎纳为代表的西方思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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