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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庆涛:重读《世界人权宣言》

更新时间:2018-11-19 07:30:29
作者: 孟庆涛  
就必须充分、普遍了解这些权利和自由,也就是说,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认识形成基本普遍共识,是实现行为上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行的前提条件。

   《世界人权宣言》在“序言”中阐明了其基本目标,即使人权和基本自由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认和遵行。首先,这种承认和遵行具有人类普遍性,不但涵括各会员国本国人民,还包括了各会员国管辖下领土的人民。其次,《世界人权宣言》期许被所有的人类成员了解、认识和铭记,不仅包括每一个人,还包括所有的社会机构。再次,促进实现上述目标,最基本的手段是教诲和教育。最后,促进实现上述目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且需要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采取渐进措施来最终达成。

   (二)《世界人权宣言》所由以建立的反思现代性

   《世界人权宣言》在“序言”中,通过申明促进尊重和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道德基础、现实基础、基本共识、基本目标及实现手段,意欲通过普遍道德宣言的形式,大力张扬人权这一现代社会基本价值,号召各会员国及国际社会共同行动,建立人权机制,最终实现人权保障的目标。从现代性的视角来看,《世界人权宣言》对于人权的认识和倡导,在精神气质上沉浸于现代性之中,着力发扬人权的普遍性,并且体现了反思性现代性的特征。

   一方面,《世界人权宣言》对于尊严、自由、人权、权利等被启蒙运动所张扬的价值理念采取高度认可的态度,并且通过一个宣言性文本,建构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复杂和完整的权利清单。这份权利清单所承载的普遍性程度是最高的,具体体现在:(1)宣言倡导者的普遍性,《世界人权宣言》这一道德宣言的倡导者,越出了单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界线,首次在联合国这一在当时乃至现在为止均是最大的人类共同体层面发出了共同保障人权的倡议;(2)人权理念的普遍性,《世界人权宣言》首次在多文化、文明互鉴的基础上,在“人类”的经验世界基础上,建立了具有真正普遍意义的人权理念;(3)人权内容的普遍性,《世界人权宣言》列举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系统完整的人权清单,以至于此后的所有人权公约及任择议定书均可看作是《世界人权宣言》所载的具体权利的展开;(4)人权目标的普遍性,《世界人权宣言》的目标,是使其所定的权利和自由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认”和“遵行”。

   另一方面,《世界人权宣言》在拥抱和发扬现代价值理念的同时,对现代性价值理念的负面遗产进行了反思。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两次世界大战是在现代性主导世界价值理念之后发生的,打破了原有的世界格局,重塑了世界精神,确立了现代性的绝对主导地位,而且在深层次上对现代性价值理念的负面遗产进行了全面、极端的暴露。没有现代性价值理念向全世界的拓展,战争不可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烈度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发生,饥饿、贫困、迫害、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倾轧等在现代性价值理念的观照之下显得愈加醒目。这些与人类的现代追求极其格格不入的现象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但以如此的规模、强度展现在全体人类的面前,却是在人类大力推进现代性的过程中发生的。这类事件何以仍然会在现代发生,人类又该如何应对以防止其再次发生?通过现代性和现代科学技术,人类认识、改造和控制外在自然、社会的能力正在增大,但与此相对应,人类所面对的不确定性风险也在同步增大。人类虽然真诚拥抱现代性的价值理念,但对于现代性所带来的后果,正在逐渐丧失掌控能力。反思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认识能力,借助反思的能力,人类向内认识自我,反思人类行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应的应对机制。在此意义上,《世界人权宣言》的反思性现代性,即是从权利的视角,通过对现代性负面遗产的反思,建立人权保障机制,以应对不确定性的危险。

   《世界人权宣言》首先通过一种道德宣言的建构,在全面正当化人权、权利和自由的同时,意图构建一种世界普遍性的人权防范机制,构筑保护人权的体系。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现代性的推进,人类社会正在向风险社会转型。只有充分了解风险社会的实质,并在这一背景下重新诠释《世界人权宣言》所建立的普遍性人权,人类才有更大的勇气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

  

三、面向未来的风险社会转型

  

   虽然实现现代化是目前大多数国家所追求的一个基本发展方向和目标,但人们往往没有注意到“现代性”这一支撑现代化的内在本质质素。事实上,只要现代性存在,人类所面对的现代化就必然是双重性的。因此,任何一个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国家,不但可能会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享受现代化的成果,同时也必然遭遇现代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随着现代性程度的不断加深,人类社会事实上正在走向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中,由人类自身决断所招致的风险在人类中进行制度性的再生产,从而不断加大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在风险社会中,基于反思现实危险后果而产生的人权机制,必须得到重新诠释和建构。

   (一)风险是人类自身决断招致的制度性再生产

   在主、客二分的认识视域中,人这一主体处于“自然”与“社会”之中,自然与社会构成了人生存的外在场域。但自然与社会之间是各自独立的存在,人类所生存的社会,是将自然排除在外的。然而,在风险社会学理论看来,将自然与社会对立起来,本来就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在前现代,个体之间互动所由以展开的社会环境,尽管超越了个体的层面,但人类的外在行动界限仍然首先是被自然所框定了的。然而,现代社会明显不同于前现代社会。在前现代社会,人类所要面对的主要是危险;而到了现代社会,人类所要面对的则主要是风险。“风险取决于人的决断,它引致的损害亦是由人的决断决定的;危险则是先于人的行为决断而给定的,引致的损害亦是由外在因素决定的。”{8}风险与人类自身的活动具有内在的关系,既然风险取决于人的决断,那么,人类就是风险的生产者,而人类运行的社会机制,也就成了风险的社会自生产和再生产机制。

   从风险社会的理论来看,自然与人为之间具有密切关系,风险社会的来临表明,“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对立结束了。“这意味着,自然不再能被放在社会之外理解,社会也不再能被放在自然之外理解。……自然既不是给定的也不是可归因的,而是变成了一个历史的产物,文明世界的内部陈设,在其再生产的自然状况下被破坏和威胁着。但这意味着成为工业生产循环一部分的自然的破坏,不再是‘纯粹的’自然的破坏,而是变成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动力的一个组成部分。”{9}97自然与社会之间绝对界限的抹除,意味着自然本应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以人的活动场域为限,而不是以自然设定的界限为限。从而,风险社会的风险也就必然被看作是人类自身决断招至的制度性再生产,是人为的产物,而非仅仅是自然活动的结果。

   (二)不确定性是风险社会的本质特征

   危险是现实的,具有紧迫性的特点;风险则是潜在的,它潜藏于现实之中,但始终具有在未来演化成现实的可能性。风险在何时会演变成现实,如何发生,在何种规模和程度上发生,会带来什么样的现实后果?所有这一切就都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风险社会之所以被称为风险社会,根本上就在于其所具有的高度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风险社会的本质特征。风险社会是人类在整体上所面对的、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社会,没有人可以例外。因此,在风险面前,人类变得更加的平等。

   风险社会的高度不确定性,与风险在社会中的制度性再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传统意义上的自然以及派生出来的危险已经具有很大程度上的不确定性,“然而,社会化的自然在某些基本方面比‘过往的自然’更加不可靠,因为我们无法确信新的自然秩序将如何运作。”{7}127-128由于风险更大程度上是人类自身生产出来的,而且在社会建制层面,现有的社会机制就是风险的制度性生产机制,这就意味着,风险不但伴随着人类的活动,而且会随着人类活动的制度化而实现制度化。风险生产制度的全球化拓展,将会把人类拖进风险社会。自有人类以来,人类也一直在试图对自然和社会进行控制。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类社会通过制度性建构来增强对一切事物的可控性,并且随着现代性程度的加深,人类对自然、社会和自我的控制能力也在同步增强。然而,由于风险也是制度性生产出来的,人类对自然、社会和自我的可控性增强的同时,未来不确定性也在增强。因此,人类虽然能够通过社会建制来加强可控性,但风险的制度性生产导致风险正在脱离人类的控制机制,从而人类所要应对的,就是越来越不确定的未来。

   (三)人权必须在风险社会中得到重新诠释

   作为一种现代理念,人权自产生以来,不但以观念的形式在人类世界广泛传播,而且以社会制度的形式,来实现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和救济功能。从历史来看,人权保护机制在救济已然产生的危险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那么,面对风险社会,应当如何来看待人权,特别是人权保护机制呢?对此,有学者试图突破权力、权利的二元分配模式,将法律(宪法)看作是风险分配而非法权分配的规范{10}6;有学者将人权在风险社会中面临的挑战大体概括为人权价值分裂共识难达、人权保护主体模糊和被边缘化、强权干涉和人的身份转型等{11};也有学者从风险社会视角来研究更具体的矿区失地农民生存权法律保障问题{12}。

   假如“风险社会”是一个有意义的分析框架,那么,若是把人权看作是人类为应对风险所建构出来的体系性机制,应该会展现出新的意义。“风险”社会,所说的不仅仅是人所面临的自然风险,更主要说的是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着紧密联系的社会风险。“正在形成的全球的风险境遇和它们所包含的发展和冲突的社会和政治动力是新型的和相当可观的。但它们与社会的、身世的和文化的风险和不安全感相互重叠。”{9}125风险中隐含的不确定性,给人类制造焦虑。风险社会的基本逻辑是风险分配的无差别性,由此也会导致焦虑的普遍性,这在根本上表现为人类生存方式存在的风险。随着风险全球化程度的加剧,人类正在越来越切实地感受到自身的决断与风险后果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在前现代社会,面对自然所带来的“危险”,人类既无力控制,又无力进行充分有效的防范。而在现代社会,人类的外在行动虽然仍然受制于自然界,但人类一直在试图建构应对不确定性的机制。人类不但有能力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而且建构出了复杂的防范机制。这套现代防范机制不但针对自然,也针对人类自身所处和所塑造的社会。身处风险社会,作为风险防范的机制,人权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四、应对风险社会的人权机制


   风险是由人类的自我决断所带来的社会机制再生产出来的。防范风险,应对风险社会,也只能通过调整人类的社会机制完成。无论人们对于人权的理解存在着什么样的差异,从现代性的视角来看,人权都可以看作是人类为应对风险所建构出来的体系性机制。这包含着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人权是一种旨在进行“风险防范”的机制,二是人权是一种防范风险的“体系性”建构。

   (一)人权是“风险防范”的机制

在风险社会中,对于风险,人类的应对方式和生存方式是一种体系性的循环。一方面,人类进行着风险的制度性生产,另一方面,人类同时进行着风险的制度性评估与风险的制度性防范。在功能上,人权是一种旨在进行“风险防范”的机制,而且是一种制度性防范机制。“在现代社会形态中,国家与公民社会得以共同发展,并且这一发展是一个相关联的转型过程。矛盾的是,这一过程得以发生的条件却是国家对日常生活诸多方面的行为施加影响的能力。”{7}142无论是从原初起源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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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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