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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光 毕悦: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的本土化创新与体系构建

——基于国际顶级期刊的华人学者文献述评

更新时间:2018-11-19 01:42:48
作者: 张亚光 (进入专栏)   毕悦  

  

   摘要:通过对1978—2017年经济学领域五大国际顶级期刊的梳理,重点分析具有代表性的华人经济学者的文献脉络,可从侧面展现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科的探索和创新历程。华人经济学者是这一过程的亲历者和积极推动者。他们不仅高度关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的经验和启迪,善于在关键时点提出富有开拓性和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也格外重视构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理论体系,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和内容的创新。

  

  

一、引言

  

   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经济创造空前奇迹、谱写崭新篇章的40年,也是现代经济学在中国打下扎实基础、构建本土化体系的40年,这源于经济学作为“经世致用”之学所固有的现实指向与时代烙印,亦源于中国改革开放为其提供的丰富而独特的事实素材。

   自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原富》以来,现代经济学从格格不入的舶来品,到与中国传统思想碰撞交融,再到构建起具有本土化风格的理论框架,可谓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华人经济学者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通过引进西方著述、介绍西方经济思想的方式,加快了现代经济学“请进来”的步伐;更凭借自身对中国改革实践的深切感知与敏锐洞见,将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同中国的发展现实紧密结合,推动了经济学的本土化创新与国际化沟通,对壮大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人才队伍、提升中国经济理论的国际影响力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本文通过对1978—2017年经济学领域五大国际顶级期刊(以下简称“五大期刊”)的梳理,重点分析具有代表性的华人经济学者的文献脉络,希望从一个侧面浓缩和描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科的探索和创新历程。

  

二、40年来“五大”刊载华人经济学者文献的总体情况


   “五大期刊”不仅具有传播前沿经济学理论、促进学界沟通交流的一般学术意义,更肩负着聚焦时代关键问题、指引学科发展趋向的重要作用。1978—2017年40年间,国内外华人经济学者在“五大期刊”共计发表学术论文645篇,研究领域覆盖现代经济学各个分支,既包括对宏微观经济理论、计量方法的一般性探讨,也包括对财政、金融、国际贸易、环境资源等方面的现实关照和考量。从总体上看,华人经济学者在国际顶级期刊上的发表篇数逐年增加,从上世纪80年代的57篇上升到近七年来的252篇;特别是自21世纪以来,篇数增速进一步加快,这与中国经济学科的日益成熟和创新是密切相关的。根据Card和Dellavigna(2013)的研究,最近二十余年来,除《政治经济学杂志》外,其余四大期刊的稿件接收量均翻了一番,而“五大期刊”每年论文刊载量却下降了近三成,致使论文接收率从1980年的15%下降到今天的6%。而过去40年间,在“五大期刊”稿件录用难度日益加大的背景下,华人学者发表总篇数仍保持着迅猛的增长势头,是难能可贵的。

图 1  1978—2017年“五大期刊”刊载华人经济学者论文总数

图 2  华人经济学者论文所涉经济学分支

  

   除论文篇数外,在“五大期刊”独立或合作发表论文的华人经济学者的绝对规模也显著扩大,印证了我国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型人才特别是尖端人才队伍的日益壮大,侧面反映出我国经济学科教育和人才培养的现代化、国际化。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往往追求数理模型、计量分析、制度历史的统一,要求学者具备全方位的研究工具和知识储备,这自然促成了同一论文多人合作的大趋势。从绝对数量上来看,能够在“五大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华人经济学者从80年代的44人上升为最近7年的238人,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合作的便利;但不容忽视的是,以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发表论文的华人学者数目仍居高不下,且其论文的学术价值颇高。如谢长泰(2009)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于《经济学季刊》的论文基于微观数据对中印两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实证检验,对定量认识发展中国家资源错配的潜在损失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其被引频次高达3226次;再如何治国(2013)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文章探讨了以金融中介为投资主体的资产定价问题,该文被引频次达691次。有许多华人经济学者不仅在“五大期刊”有所斩获,且实现了多次发表甚至连载,钱颖一、白聚山、陈晓红等学者的发表篇数甚至达10次以上,在国际学界产生广泛影响。凡此种种,都说明海内外华人经济学者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贡献日益凸显、角色日益鲜明。

图3  华人经济学者以第一作者(含独作)发表论文篇数

  

三、华人经济学者文献的基本脉络与时代特征


   (一)问题导向,回应时代关切

  

   与其它伴随着欧风美雨传入中国的社会科学类似,经济学自一开始就带有救亡图存、聚焦现实问题的指向,故而中国经济学科的本土化历程,必然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问题提出和经验总结相伴相生。而与欧美经济学者相比,华人经济学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背景和演化逻辑更为熟悉,并往往能凭借第一手资料甚至亲身体验挖掘和分析问题,在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见图4)。下文拟从华人经济学者文献中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入手,梳理其发展脉络与时代特征。

图4  华人经济学者论文中直接涉及中国问题的篇目统计


   1.1978—1990:现代经济学视角下的计划经济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是中国经济学界自1949年以来讨论最为热烈、争议最大、成果最突出的问题之一,这不仅由于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极端重要性,更源于在马恩经典理论之外的思想资源匮乏性。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大幕的拉开,摆在华人经济学者面前的一系列问题便是:如何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下认识和评估此前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绩效?如何基于经济学逻辑预见此后市场化转轨对经济社会可能带来的影响?如何提出行之有效的政策建议?这对于此前传统政治经济学一统天下的中国经济学界而言,无疑具有承上启下的里程碑意义。

   基于经济理论传承和延续的视角,学者们首先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特征进行了刻画,其中以Gregory Chow(邹至庄)(1985)的《中国国民收入决定模型》一文尤为引人瞩目。作者利用经典的两部门国民经济模型,为定量评估1949年后二十年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因素开拓了新思路,也为此后的国民经济核算工作提供了理论参考。与Chow不同的是,Dennis L.Chinn(1978,1980)重点关注了改革之前农业部门的生产状况。在1980年发表于《经济学季刊》的《中国北部的合作农业》一文中,Chinn以20世纪20年代中国安徽的两个村庄样本为自然实验,详细考察了分散化和集体化的组织形态对农业产出的影响,认为农业集体化有效促进了农业技术共享和专业化经营,但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可能引起初始禀赋较高者的不满,影响其生产积极性甚至阻碍合作社形成。此文率先从制度变迁的视角考量农村计划经济体制的绩效,对于随后的农村体制转轨问题研究具有典型的学术先导意义。而在1978年同样发表于该期刊的论文《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对粮价限制的反应》中,Chinn再次着眼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问题,并将研究视域从生产环节进一步延伸到流通环节,指出在垄断的粮食收购体制下,只要价格差足以弥补非法交易的额外成本,农民就有激励从事粮食黑市交易。倘使回溯我国粮食集中收购制建立之初的历史情况,此文的结论确实是极富预见性的。

   除评估旧体制绩效外,许多华人学者还关注到了破除既有体制的可能影响——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问题,即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保证大多数人的福利水平。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的费景汉(John C.H.Fei)(1978)首先关注发展中国家经济腾飞与收入分配差距的关系问题,认为发展中国家确实存在库兹涅茨预言的“倒U型”现象,但通过部门均衡发展战略和再分配政策能够加速转折点的到来。这一基于中国台湾地区的实证研究对于内地广大地区的经济改革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在此后两年间,费景汉与其合作者进一步探讨了贫富差距的衡量指标,为定量比较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国民收入公平程度提供了可能。

受到马恩经典著作“产品扣除”和列宁“国家保险”思想的影响,我国在1949年后长期实行国家主导的社会保障体系。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保障体系重建被提上日程。在现实改革需求下,华人经济学者Shengcheng Hu(胡胜正)(1978,1979)以美国社会保障制度为蓝本,利用新古典生命周期增长模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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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南学术》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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