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晔:陈德武《白雪遗音》创作时代考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3 次 更新时间:2018-11-18 10:43

进入专题: 陈德武   《白雪遗音》  

叶晔  

摘要:《全宋词》录陈德武《白雪遗音》词64首,学界一直认为是宋末元初的作品。其实,据《(正统)宁夏志》《百川书志》中的材料,可知陈德武是元末明初人,其词当编入《全明词》而非《全宋词》。他在明开国大将廖永忠幕下长期任职,游历广东、湖广、南直隶等地区,与江南文人叶见泰等多有交往。洪武九年获罪谪居宁夏,与庆靖王朱㮵一起,成为宁夏词坛的首开风气之人。《白雪遗音》中的豪迈、悲怆之气,与他在洪武初年所经历的时局变化有一定关系。随之而来的谪北经历,使宁夏词坛在发展伊始,就与元末明初的南方词坛有了实在的词脉关系。

关键词:陈德武  《白雪遗音》  元末明初  宁夏词


唐圭璋先生编《全宋词》,从《唐宋名贤百家词》中辑录署名陈德武的《白雪遗音》一卷,共得词64首。从词文献的角度来说,《白雪遗音》是宋末元初存世不多的词籍之一,词作数量亦颇为可观。但陈德武的生平事迹很难考证,《全宋词》小传仅有“三山人,有《白雪遗音》”[1]寥寥数语,至今没有任何关于此人生平考辨的研究成果。其词作的文学研究,也因为没有太多历史事实可以参照,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本篇的目的,在于廓清陈德武的生活时代及其生平事迹,在此基础上,重新认识陈德武《白雪遗音》的词史意义。


陈德武的生活时代为元末明初


有关陈德武的原始资料很少,学界之所以判定他是宋末人,最重要的依据是明前期吴讷编的《唐宋名贤百家词》中,陈德武的《白雪词》已赫然在列。其它的辅助证据,如朱彝尊《词综》、王奕清《历代诗余》等词总集,都将陈德武归为宋人;清福建词人谢章铤,在论述闽中词学传统时,亦视陈德武为先驱之一,其《赌棋山庄词话》曰:“闽中宋元词学最盛,近日殆欲绝响。而议者辄曰:闽人蛮音鴂舌,不能协律吕。试问晓风残月,何以有井水处皆擅名乎。而张元干、赵以夫、陈德武、葛长庚诸家,皆府治以内之人,其词莫不价重鸡林。”[2]然以上种种,看似铁证如山,其实只有一条证据,即历代学人对《唐宋名贤百家词》的充分信任。

现存《唐宋名贤百家词》中,没有任何标示陈德武为宋人的信息,只不过书名中的“唐宋名贤”字样,加上陈德武排在蒋捷之后,让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是宋末人。但事实上,《唐宋名贤百家词》中有不少元词别集,甚至还有明初词人王达的《耐轩词》;而且全书排序多有混乱之处,如北宋杜安世的《杜寿域词》,就被排在《白雪词》之后,无理可循。虽然明人吴讷编订了这套书,但在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中,已有“自《南唐二主词》而下,皆长沙书坊所刻,号《百家词》”[3]之记载,一般认为这是同名异书,[4]但吴讷是否对宋刻《百家词》有过借鉴甚至增补删定,实难考知。一旦明白了这一点,则将陈德武视为宋人的唯一证据也很成问题了。朱彝尊、王奕清、谢章铤等人的史料来源为何,是否依据《唐宋名贤百家词》,我们无法考知,但笔者发现,成书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的《百川书志》中,有“《白雪遗音》一卷,皇明三山陈德武著,六十七首”[5]的记载,置于《皇明御制乐府》之后,刘基《写情集》之前,可见高儒视陈德武为明初人。清初万斯同《明史·艺文志》亦录有“陈德武《白雪遗音》一卷”,自曰“不知何人”,置于马洪《花影集》之后,郭珍《宾竹诗余》之前,[6]虽对其生活年代的判定略有偏差,但至少也认为这是一位明人。在《唐宋名贤百家词》的词人时代存在争议、又没有其它早期文献可佐证的情况下,明中叶高儒的可信度,无疑要比朱彝尊等清人高出一截。

以上只是目录学层面的梳理,并不能作为证明陈德武为明人的直接史料。笔者近年来一直关注明词辑佚的研究成果,先后读到白述礼《大明庆靖王朱栴》、汪超《〈全明词〉辑补62首》,[7]他们都对《(正统)宁夏志》[8]中的朱㮵、朱秩炅词有所关注。在翻检原典后,笔者发现书中还有一位名叫陈德武的词人,未署朝代,与明初朱㮵、陈宗大等人多有交往。正统志不仅选录了他的两首词,还收录了他的《宁夏十景》诗并序,在“艺文志”中算是出现频率颇高的一位文人。

随着《(正统)宁夏志》进入词学研究的视野,陈德武的身份变得混乱起来。二人都有填词的经历,一是宋末元初人,一是元末明初人,并不存在时间上的交集,按理来说只是同名同姓而已。但《宁夏志》称之为“三山陈德武”,而《唐宋名贤百家词》中的《白雪词》,亦署名“三山陈德武”;《宁夏志》中的陈德武,是一位流寓宁夏的南方文人,而《白雪词》中恰有《醉春风·三月二十七日出禁谪宁夏安置》一首,可证此作者亦有贬谪宁夏的经历。这两个陈德武,同是福州人,同流寓宁夏,未免巧合。我们与其固执地认为宋末、明初有两个陈德武,不若反思一下《唐宋名贤百家词》、《(正统)宁夏志》这两种材料的可信度。

其实,只要我们够细心,是可以在《白雪遗音》的词文本中发现一些时代线索的。集中有《木兰花慢·寄桂林通判叶夷仲》三首,此“叶夷仲”在明初别集中经常出现,即天台人叶见泰,《两浙名贤录》《列朝诗集小传》《静志居诗话》等皆有小传。洪武九年(1376),宋濂受其弟叶见恭(字惠仲)的委请,撰写了《叶夷仲文集序》,[9]序中提到叶见泰时任睢宁知县。而《白雪遗音》中有《望海潮·和韵寄别叶睢宁》一首,此“叶睢宁”是叶见泰的可能性极大。因为在《木兰花慢·寄桂林通判叶夷仲》中,有“自淮阳别后,一回首、又穷年” [10]一句(明睢宁县属淮安府),已暗示睢宁知县(正七品)是叶见泰任桂林府通判(正六品)的前一任官职。集中还有《水龙吟·次韵寄别叶尹》一首,亦赠寄叶见泰之作,词中“圯桥风月,睢陵桃李,几回良遇”[11]一句,正是对他们睢宁交往经历的回顾。以上种种,皆表明陈德武的生活时代为元末明初。

另外,有关陈德武的籍贯问题,《白雪遗音》《宁夏志》皆题署“三山陈德武”,但“三山”是福州的别称,我们无法借此考证其籍贯是福州府的哪个县。所幸《白雪遗音》一卷被著录在《(民国)闽侯县志》的闽县艺文志中,[12]如果我们相信这条五百多年后的孤证史料的真实性,则陈德武为福州府闽县人。

综上所述,根据《(正统)宁夏志》、高儒《百川书志》等书的著录,以及对《白雪遗音》中“叶夷仲”其人的时代考定,笔者认为,《白雪遗音》的作者陈德武,并非宋末元初人,而是元末明初人,其籍贯为福州府闽县。至于他的详细生平事迹,则需要进一步的考察。


陈德武生平事迹考索


虽然落实了陈德武的生活时代,纠正了以往学界将之视为宋人的研究误区,但我们对他的生平事迹一无所知,对其词作的理解,也没有因为其朝代归属的变化而有所改观。笔者能力有限,没能在其他历史典籍中找到有关陈德武的任何材料,因此只能以《白雪遗音》的词文本为研究对象,尝试勾勒其生平事迹。考虑到前辈学者从没有在《白雪遗音》中找到过有用的线索,笔者接下来的推究,似乎存在某些风险。

前面说过,整部《白雪遗音》中最明显的历史信息,就是叶见泰。通过考察陈德武寄赠叶见泰的五首词,可知他们的文字交往,主要在叶氏任睢宁知县、桂林府通判期间。而叶见泰的生平经历,《两浙名贤录》述之甚明:

叶见泰,字夷仲,临海人。王师取台州,见泰衣褐造军门,谒其帅。帅趣见,语三日夜不休,署部从事。遂下永嘉,取福建,收两广,皆与有力焉。未几,使安南,卒能谕其君长来贡。以功授高唐州判官,迁睢宁令,终刑部主事。[13]

与叶见泰的任官经历作一对应,可推知《望海潮•和韵寄别叶睢宁》《水龙吟•次韵寄别叶尹》二首,作于叶氏任睢宁知县期间;《木兰花慢•寄桂林通判叶夷仲》三首,则作于叶氏任桂林府通判的后期,因词中有“南来忽闻归兴,岂苍天、故意要储贤”一句,应指陈德武听闻好友即将升刑部主事、从地方返京的消息,流露出英雄用武的喜悦。但根据这五首词,我们只能考订陈德武的人际关系,无法探究他的活动区域。

总的来说,《白雪遗音》中的作品,侧重文学意象的描绘,以及个人情感的抒发,而缺少时间、地点、人物等外在要素的点染,有时甚至感觉在刻意回避这些要素,这给考证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也是学界一直未能考证陈德武其人的主要原因之一。通过对词文本的细读,我们可以了解陈德武的活动区域,大致在南京、杭州、睢宁、宁夏等地,多在故乡福州以北。有几首涉及福州以南地名的作品,显得格外显眼。首先是《水龙吟》,其小序曰:“十月二十三日阻雨,住长乐兴宁驿馆舍,寂甚。偶见窗外桃花数朵,遂成此调以寓意焉。”[14]这是所有地点可考的词中,距离他家乡最近的,长乐县在福州府南部,与府城隔闽江相望。第二首是《西江月·漳州丹霞驿》,创作于福建漳州府城南,已在闽南地区。第三首是《望海潮·拱日亭》,此亭即番禺浴日亭,“前瞰大海,茫然无际,鸡鸣见日,若凌倒景。明洪武二年平章廖永忠易名‘拱日’,今仍名‘浴日’。”[15]第四首是《西江月·冬至》,词中的“石湾江”,位于廉州府合浦县(今属广西北海市)。《读史方舆纪要》曰:“(廉州)府北二十里有石湾江,府北十里有猛水江,皆廉江分流也。”[16]《肇域志》曰:“(合浦)入海之水,其最著者曰南流江;循油滩而下至石康,曰宴江;西南流至石湾渡,曰石湾江。”[17]这四首词,分别指向福州、漳州、广州、廉州四个地点,基本上是一条陈德武从家乡一路南下的路线。

我们或能隐约察觉到,这条陈德武走过的路线,正是他的好友叶见泰在出任高唐州判官之前,辅佐明军统帅南下征抚福建、两广的那条路线,即《两浙名贤录》所说的“下永嘉,取福建,收两广,皆与有力焉”。虽然徐象梅只提到“见泰衣褐造军门,谒其帅”,并没有明说这位统帅是谁,但熟悉《明史》的读者不难知晓,这里指的是开国大将廖永忠。巧合的是,《白雪遗音》中提到的“拱日亭”,原名叫“浴日亭”,而将“浴日”易名为“拱日”的,正是这位廖永忠将军,后又复名“浴日”。故笔者认为,陈德武和叶见泰,并不是在睢宁才认识的,早在廖永忠南征途中,从浙江、福建等地陆续征招了一批幕府文士,陈、叶二人都是他的幕客。一旦理解了这一点,就能更好地阐读先前提到的《水龙吟》《西江月》等作品。《水龙吟》作于长乐兴宁驿,离陈德武的家乡咫尺之遥,词中有“今日玉骢来到”、“早趁东风,移根换叶,脱身池沼”诸句,正是他刚应召入幕、打算大展宏图的心理表现,时在洪武元年(1368)。《西江月》作于漳州丹霞驿,史载廖永忠平定福建后,经海道取广东,词中“山拱罗城四面,柳营横接江东”一句,正是当时明军在漳州府整装待发、从镇海卫扬帆出海的场景。罗城一般指城市的外郭防御体系,柳营则用西汉周亚夫治军的典故,此篇的创作背景肯定与军事活动有关。《望海潮》作于珠江口浴日亭(今属广州市黄埔区),时在洪武二年(1369)。此时元左丞何真已迎降,海寇邵宗愚被斩杀,广民欣悦,南方的九真、日南、朱厓、儋耳三十余城,皆纳印请吏。[18]南征大局已定,作为定国开疆事业的亲历者,陈德武的“万水朝宗,众星环极,平生此志无忘”一句,既是对廖永忠易亭名曰“拱日”的呼应,也流露出自己踌躇满志的人生抱负。

平定两广之后,叶见泰奉使安南,以功授高唐州判官,离开了廖永忠幕府。陈德武是否继续留在其帐下,据现有史料,很难确考。在《白雪遗音》中,除了前面提到的作于闽、广地区的词外,其他地点可考的作品,涉及南京、睢宁、宁夏、杭州、武昌等地。南京是明王朝的首都,杭州在南征返京途中;睢宁是叶见泰的任职地,有多首作品可证陈德武与之有交往;宁夏是陈德武的贬谪地,有《宁夏志》中的史料可予佐证。他在这些地区留下作品,在情理之中。唯《西江月·题洞箫亭》一首,有明确的景观指向,又有“凤舞汉阳月丽,龙吟汉水波飞”[19]一句,按照来说指武昌无疑。可惜笔者未能在古籍文献中找到“洞箫亭”的相关线索,不敢妄言。但我们考察廖永忠的军事经历,可知他在平定两广后,被授命平蜀事宜,而平蜀的关键之战,是廖永忠经夔州大溪口攻占重庆一役,可知当时廖永忠部是从湖广进入四川的。如此,陈德武的这首《西江月》,很可能创作于明军在武昌府休整军备之时,说明至晚在洪武四年(1371),他仍在廖永忠幕下任职。

从《白雪遗音》的内容来看,陈德武在苏北地区生活过一段时间,当无疑问。但他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来到此地的,已不可考。其友叶见泰在睢宁知县的任职时间,史料亦有分歧。《(康熙)睢宁县志》记叶见泰“洪武九年任”,[20]但同书记睢宁县学宫,却有“洪武六年,知县叶见泰复建”[21]的记载。既然同一种地方文献的记载有出入,我们不妨从其后辈方孝孺的文字中另窥端倪:

某童时,侍先人左右,闻先生、长者论议,辄闻执事名。年十二三,执事自安南还,枉传至歌诗,耳闻之愈熟。后四年,先人守鲁,执事手笔至,复获观之。后又见他文十余篇,先人教曰:吾郡之士未有过者也,某已私识之。又四年,来金华,执事自睢宁回,始获拜于翰林太史公馆下。[22]

方孝孺生于元至正十七年(1357),叶见泰奉使安南还朝并赴任高唐州判官,在洪武二年(1369),[23]正合文中“年十二三”之数。后四年则洪武六年(1373),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时任山东济宁知州,观其语气,叶见泰仍在高唐州判官任上,两地都在山东西部,相去不远,往来方便。又四年则洪武十年(1377),叶见泰有过返乡,时在睢宁知县任上。如此,叶见泰的睢宁知县任期,从洪武六年(1373)始,至洪武十三年(1380)终。[24]《睢宁县志》记他洪武九年(1376)任,或由于资料久远缺失之故,编者未知前一任的情况(明代知县三年一考任),误以为叶见泰的任期是从洪武九年开始的(洪武九年时,陈德武已谪宁夏,见后文考证)。

陈德武当时的情况,有可能在苏北地区临近睢宁的另一个县任职。因为《白雪遗音》中《一剪梅·九日》一首,有“身在河南。心在江南。渊明何日解征骖”[25]一句,可知他在苏北地区生活的原因,与陶渊明辛劳奔波相妨,担任下层地方官员的可能性较大。明代黄河夺淮入海,睢宁县在黄河南岸不远。可惜笔者没能在此地区的其它方志中找到更多线索。在这几年中,陈德武流露出明显的思乡之情,其《满江红》(记得年时)一首,有“江南烟雨,淮阳风雪”“千里梦,三更月”“羞见慈乌啼反哺,厌闻乳燕调新舌。睹禽物、愈觉倍伤情,归心切”[26]诸句,怀念故乡尊亲的情绪甚浓。年岁日长又久居下僚的他,早已没有了南征西讨时期的壮志雄心,长年离别家乡的苦楚日涌心头。其《望远行》中有“最是家山千里,远劳归梦”“怅望江南,天际白云飞处,念我高堂人老”[27]诸句,应该也是作于这一时期。笔者发现,陈德武在贬谪宁夏后,多改用“万里”一词,以表思乡之情,如《西江月·咏云》曰“法受三千谪路,翻成万里思亲”;[28]送两位好友远任浔州,亦有“南冠一载,西流万里”[29]之语。在他的笔下,“万里”有流边之意,“千里”则是正常的宦居而已。故《庆春宫·立春》中有“三年客里情怀。千里亲闱,一寸灵台”[30]一句,作于苏北地区的可能性较大。这里所说的“三年客里”,或许可为我们寻找陈德武的生平线索指示一个方向。

将《白雪遗音》《(正统)宁夏志》这两部毫无关系的古籍牵系在起来的直接线索,就是《醉春风·三月二十七日出禁谪宁夏安置》一词。“安置”本是宋代黜降制度中的用语,指对获罪官员进行地区羁管,这里概指贬谪之事;而这里的“出禁”,恐非泛指,当指洪武初年的亲军都尉府,即锦衣卫的前身。廖永忠最为人熟知的,一是他在平南、平蜀中展现出的军事才能,二是他成为第一位被朱元璋赐死的开国勋臣,于洪武八年(1375)三月“坐僭用龙凤诸不法事,赐死”。[31]陈德武被逮入禁卫,并最终被谪边安置,当与此事有关。因为宁夏卫是在稍后的洪武九年(1376)设置的。“国朝初,立宁夏府。洪武五年,诏弃其地,徙其民于陕西。至洪武九年,复命长兴侯耿炳文、弟耿忠为宁夏卫指挥,率谪戍之人及延安、庆阳骑士立宁夏卫,缮城郭以守之。”[32]《白雪遗音》中有《望海潮·寄别浔郡鲁教谕子振、李训导宗深》二首,中有“南冠一载,西流万里”“长安古道长亭。叹马蹄不驻,车辙难停”[33]诸句,这里的鲁子振、李宗深二人,笔者未能在《浔州府志》及所辖各县县志中找到线索,很可能是与陈德武有相同经历的廖永忠幕下文士。他们在洪武八年(1375)受廖永忠案牵连下狱,经过一年的羁押审讯,至洪武九年(1376),被万里流边。鲁、李二人被外放到广西浔州府任府、县学宫教职;而陈德武的去处,正碰上那一年太祖设置宁夏卫,需要大量谪戍之人修缮城郭,故谪宁夏安置。此词创作于诸人在南京离别之际。另《(嘉靖)宁夏新志》中有陈德武《西夏城》七绝一首,中有“新卫开西夏”[34]一句,亦可证明他见证了宁夏卫的初置。

陈德武流贬宁夏后的事迹,就只能通过《宁夏志》来梳理了。[35]有学者推测陈德武时任庆王府长史,[36]但并没有直接史料的支持,也不符合官员流贬宁夏的常规待遇。他与朱㮵的相交,在理论上,至早可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㮵初封庆王、封地韦州之时,不过那时朱㮵只有十四岁,二人有交集的可能性很小。至洪武三十一年(1398),庆王府从韦州徙至宁夏,朱㮵“因古有八景咏题,又重而删修之”。[37]《(正统)宁夏志》所收的陈德武十景诗,用的正是朱㮵修改后的新题,可知此时二人已有交往,这也是有关他生平的最晚信息。其卒年不可考,客死他乡还是晚归故里,亦不可考。


重新认识《白雪遗音》的词史意义


以往学界讨论《白雪遗音》的文学价值,大多挖掘其中的辛派词风,或咏物词的创作,但由于未能建立起陈德武与周边词人的词缘关系,难免落入一种孤立的观察视角。随着以上对陈德武生活时代及生平事迹的廓清和考证,其词缘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接续。在此基础上,我们重新考察《白雪遗音》的词史意义,会有一些与前不同的新认识。

先前学界对陈德武的定位,一般认为属宋遗民词人兼辛派后期词人。[38]现在既然已经证实为元末明初人,再说他是辛派词人,恐怕不妥,但其词中有明显的豪迈之气,却是不争的事实。他的代表作《水龙吟·西湖怀古》中,既有“可惜天旋时异,藉何人、雪当年耻”的呐喊,又有“借钱塘潮汐,为君洗尽,岳将军泪”[39]的悲愤;另一篇《望海潮·钱塘怀古》,感慨“乐极西湖,愁多南渡,他都是梦魂空”,留下了“感古恨无穷,叹表忠无观,古墓谁封”[40]的遗憾。这与元末明初风靡江南的清丽词风,多少有些格格不入,倒确实有些晚宋辛派词风的影子。一旦我们将陈德武定位在元末明初,那么,其词史意义将不再是一位普通的辛派词人,而是一位将南方的填词风气带入宁夏地区,并首开明代边塞词创作先河的关键人物。64首词的创作量,在明初词人中颇为可观,虽没有什么名气,至少掌握了娴熟的填词技法。对毫无词学根基的宁夏地区来说,陈德武及其豪迈词风的到来,与明初宁夏拓边御敌的大环境相得益彰,让宁夏词坛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正确、成熟、符合地情的发展之路。

宁夏地区迎来了这样一位流寓词人,若只是孤立的个体,即便有筚路蓝缕之功,其意义也是有限的。但这位陈德武与庆靖王朱㮵等人交游甚密,我们不得不考虑他对庆藩词学传统的影响。明代的宗室文学一向繁荣,宁夏庆藩一支陆续涌现出朱㮵、朱秩炅、朱台瀚等多位词人。特别是庆靖王朱㮵,在封藩以前一直生活在南京,对南方风物有很浓厚的感情,晚年填词时经常流露出对江南的思念,这些与陈德武的人生经历有相似之处:

菩萨蛮·归思    陈德武

凉风淅淅凉云湿,羁怀何事归思急。秋气入单衣,偏增久客悲。  贺兰三百里,只隔黄河水。何日是归程,中秋正月明。 [41]

浪淘沙·秋    朱㮵

塞下景荒凉,淡薄秋光,金风淅淅透衣裳。读罢安仁秋兴赋,憀栗悲伤。  廿载住边疆,两鬓成霜。天边鸿雁又南翔。借问夏城屯戍客,是否思乡。 [42]

从这两首词不难看出,陈、朱二人的作品,都是在浓郁的秋意中,表达了暮年词人对南方故土的怀念。陈德武的“凉风淅淅凉云湿”“秋气入单衣”,正对应朱㮵的“金风淅淅透衣裳”,皆有萧条冷落之感;陈的“偏增久客悲”,与朱的“廿载住边疆,两鬓成霜”,亦有异曲同工之妙;陈的“羁怀何事归思急”,与朱的“借问夏城屯戍客,是否思乡”,所发出的更是同一个疑问。朱㮵词是否也作于中秋之夜,我们不得而知,但既然他在编纂《宁夏志》时将陈德武的这首词收录其中,自有他颇为欣赏的一面。而他的这首《浪淘沙·秋》,亦可视作朱㮵晚年对这位前辈词人的一次追忆和致敬。

从生活时代来看,陈德武与朱㮵之间,至少有四十年的岁龄差距,二人可谓忘年文友,朱㮵理应从陈德武身上学到了不少文学经验。这种经验的习得,可从两个层面予以考察。一种是狭义的诗词创作能力的传授,以上对陈、朱二人边塞词中南归情结的比较,可窥一斑;另一种则是文学精神的整体传承,我们可从《宁夏八景》诗的创作中看出一些端倪来。在陈德武的《宁夏八景诗序》中,提到一位戍边武人陈宗大,装潢了一册宁夏八景诗卷,请他作序。[43]至洪武三十一年(1398),庆王府从韦州徙至宁夏,朱㮵“因古有八景咏题,又重而删修之”,[44]从此“宁夏八景”有新、旧之别。《(正统)宁夏志》所收的陈德武八首诗,用的是朱㮵修改后的新题,倒是庆王府纪善王逊的八首诗,仍用原来旧题。考虑到王逊在永乐二年(1404)撰有《宁夏莎罗模龙王碑记》一文,那他并非没有重题八景的机会,只是对文学之事没有陈、朱二人那么热衷罢了。据现有线索来看,朱㮵对“宁夏八景”的兴趣,或受陈德武以前的旧八景创作实践的感染;而面对朱㮵的新八景,陈德武也在第一时间作了创作上的回应。这种文学精神与热情的延续,对整个宁夏文坛来说,或许比具体某一种文体的传授与代兴更重要。

其实,不仅陈德武的晚年经历在元明词史中有一定的独特性,他被贬谪之前的词作,同样有别于同时代其他词人的特殊一面。一般提到明初词,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刘基、高启、杨基等人。这些作家的朝代归属虽为明,大多数作品却系年于元末,故以文本属性来界说,他们的作品更多呈现的是元末面貌,而非明初面貌。而且刘基、高启等人,属于词坛上的旗帜性人物,他们的作品所反映出来的,是一个精英文学的世界,与下层文人生活关系不大。其次想到的,是张肯、贝琼、瞿佑等人。这些人在世时,词坛地位相对不高,对下层文人生活有一定的感受,但其词风又多偏于清绝或艳丽,较少高亢悲凉之气。从这个角度来说,陈德武早期游幕从戎、中期久居下僚、晚年流寓宁夏的人生经历,在明初词中,算是非常特别的一种词人类型,可视为明初下层官僚之文学世界的一个缩影。其实,余意在《明代词史》中已经关注到了这一话题,他在讨论元明之际词坛时,专设“承平时的羁旅与词”一节。[45]但他所举的邵亨贞、高启、杨基、瞿佑诸人作品,本质上是地方精英晚年流寓境遇的写照,而不是下层官僚之日常生活和情感的呈现。也就意味着这些羁旅作品,只是词人们整体创作面貌之外的一个特例。在这方面,陈德武的词创作无疑更具典型性,他自始至终一直处在官僚体制的底层,得以更全面地展现明初下层官僚词人的创作思想和情感历程,进一步丰富明初词的多维内涵。

总的来说,陈德武的词作,至少有三个层面的词史意义。首先,他与朱㮵是宁夏词坛的首开风气之人。他们在中国边塞词史中的意义,应作进一步的考察。更因为他的存在,宁夏词坛得以与宋元南方词坛发生实在的联系,不再是一个孤立、自闭的文学成长环境。其次,明代有相当数量的宗室词人,宁夏庆藩的朱㮵、朱秩炅、朱台瀚等,只是词坛一隅而已。另如周王朱有燉、兴王朱祐杬、赵王朱厚煜、蜀王朱让栩、辽王朱宪㸅等,都有不少词作存世,他们作为一种特殊的词人类型,自有其意义所在。这些宗室词人的出现绝非偶然,学界一般认为是宗藩制度对王权的限制所致,使得藩王们将兴趣转移至文学、音乐等领域。但闭塞的环境不可能促成艺术的真正繁荣,各类流寓文人、地方士人、王府官员与宗室文人的互动,同样是很重要的一面。陈德武对庆靖王朱㮵的影响,无疑是较早的一个案例,让我们得以从另一个维度去理解明代宗室词人的创作生态。最后,现存的明初词中,涉及王朝开边拓土和政治迫害等主题的作品较少,《白雪遗音》中的一系列词作,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明初下层官吏幕僚的生活面貌和精神状态,以及在明初政治斗争中的微渺处境。这是以前的明初词研究较少关注的一个领域,将有助于充实和提高这一时段作品的内涵丰富度。

注释:

[1]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第3451页。

[2]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五“炯甫为予序词话后”条,《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3387页。

[3]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歌词类”《笑笑词集》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29页。

[4]王兆鹏《词学史料学》,中华书局,2004年,第106页。

[5]高儒《百川书志》卷一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70页。

[6]万斯同《明史》卷一三七《艺文志•词曲类》,《续修四库全书》第326册,第571页。

[7]白述礼《大明庆靖王朱栴》是最早提到庆藩词的研究论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汪超《〈全明词〉辑补62首》则在词文献层面予以辑录,《钦州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8]有关此志的定名,吴忠礼定名为《宣德宁夏志》,胡玉冰定名为《正统宁夏志》,本篇从后说。详见胡玉冰、孙瑜校注《正统宁夏志•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4页。

[9]宋濂《翰苑别集》卷四《叶夷仲文集序》,《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028-1029页。

[10]陈德武《木兰花慢•寄桂林通判叶夷仲》,《全宋词》,第3452页。

[11]陈德武《水龙吟•次韵寄别叶尹》,《全宋词》,第3456页。

[12]《(民国)闽侯县志》卷四七《艺文上•闽县》,《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第13册,第143页。

[13]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卷三九“刑部主事叶夷仲见泰”条,《续修四库全书》第543册,第385页。

[14]陈德武《水龙吟》,《全宋词》,第3451页。

[15]《(同治)番禺县志》卷二三“浴日亭”条,《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第48册,第285页。

[16]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〇四“合浦县•廉江”条,中华书局,2005年,第4756页。

[17]顾炎武《肇域志》“廉州府•合浦”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295页。

[18]《明史》卷一二九《廖永忠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3805页。

[19]陈德武《西江月•题洞箫亭》,《全宋词》,第3454页。

[20]《(康熙)睢宁县旧志》卷三《官师》,《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131册,第143页。

[21]《(康熙)睢宁县旧志》卷二《建置•学宫》。第113页。

[22]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九《与叶夷仲先生》,《四部丛刊初编》第253册,上海书店,1989年。

[23]宋禧《送天台叶夷仲之官高唐》有“黄河北渡之官去,白象南来奉使还”一句,安南国朝贡白象在洪武二年(1369)六月,曾棨《白象赋》小序可证。

[24]《(康熙)睢宁县旧志》卷三《官师》,记叶见泰的后一任知县毛本静,洪武十三年任,第143页。

[25]陈德武《一剪梅•九日》,《全宋词》,第3462页。

[26]陈德武《满江红》,《全宋词》,第3461页。

[27]陈德武《望远行》,《全宋词》,第3461页。

[28]陈德武《西江月•咏云》,《全宋词》,第3455页。

[29]陈德武《望海潮•寄别浔郡鲁教谕子振、李训导宗深》其一,《全宋词》,第3454页。

[30]陈德武《庆春宫•立春》,《全宋词》,第3455-3456页。

[31]《明史》卷一二九《廖永忠列传》,第3806页。

[32]吴忠礼《宁夏志笺证》卷上,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页。有关宁夏的置卫时间,《明史•地理志》所载有异:“宁夏卫,洪武三年为府,五年府废,二十六年七月置卫。”吴忠礼对此已作考证,当以“洪武九年”说为是,第13页。

[33]陈德武《望海潮•寄别浔郡鲁教谕子振、李训导宗深》其一,《全宋词》,第3454页。

[34]陈德武《西夏城》,《(嘉靖)宁夏新志》卷七《文苑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77页。

[35]《(嘉靖)宁夏新志》卷七录陈德武《黑水故城》诗,有“见《流寓》”小注,但本志卷二《人物•流寓》中未见此人。嘉靖志中“流寓”的内容,系承袭弘治志而来,《(弘治)宁夏新志》中亦未有陈德武的相关线索。

[36]吴忠礼《宁夏志笺证》卷下,第360页。

[37]朱㮵《西夏八景图诗序》,《宁夏志笺证》卷下,第378-381页。

[38]单芳《南宋辛派词人研究》,巴蜀书社,2009年,第55页。

[39]陈德武《水龙吟•西湖怀古》,《全宋词》,第3451页。

[40]陈德武《望海潮•钱塘怀古》,《全宋词》,第3451页。

[41]陈德武《菩萨蛮•归思》,《宁夏志笺证》卷下,第422页。

[42]朱㮵《浪淘沙•秋》,《宁夏志笺证》卷下,第417-418页。

[43]陈德武《宁夏旧八景诗序》,《宁夏志笺证》卷下,第357-359页。

[44]朱㮵《西夏八景图诗序》,《宁夏志笺证》卷下,第378-381页。

[45]余意《明代词史》,中华书局,2015年,第40-45页。

作者简介:叶晔,1981年生,浙江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通代视域下的明词研究及其思维范式”(17AZW006)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原载《江海学刊》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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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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