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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力宇:《世界人权宣言》是多元文化融通的范本

更新时间:2018-11-18 02:48:18
作者: 朱力宇  

   【摘要】 以张彭春为核心的中国代表团对《世界人权宣言》做出了历史性的卓越贡献,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宣言》第1条中列入了关于“良心”的表述,体现了中国儒家“仁”的思想。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国际社会共识的世界背景下,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各国人权交流合作,可以并且已经成为全球人权文化融通与包容的重要思想基础,而中华文明则是其中重要的中国元素。有必要通过不断挖掘各国和各民族的人权思想并加以整合,对普遍的人权文化做出符合本国国情的解释。同时,还应当积极推进跨文明的整合,在国际人权领域达成符合各自文化背景的共识,并通过思想的沟通、交流和包容获得彼此之间的理解。

   【中文关键词】 人权文化;同一性;多样性;仁;良心;文明交流互鉴;包容

  

   【编者按: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诞生,人类迎来了人权的时代。《世界人权宣言》是多元文化融通的范本,其中融入了中国元素。《世界人权宣言》将人的尊严和价值作为理念核心,对现代性危险所造成的后果进行了经验性反思,并采取不具有约束力的宣言性规范形式凝聚全球共识。在一个国家内部,宪法基本权利规范体系将以人的尊严和价值为出发点,构成整体法律规范体系的基础性价值原理;在全球人权治理中,《世界人权宣言》将继续以软法的弹性运作方式引领全球法律发展的新方向;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过程中,积极推进跨文明的整合,促进全球人权文化融通与包容;在《世界人权宣言》的共识基础上,“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故值此《世界人权宣言》颁布70周年之际,我们特组织我国人权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在新时代背景下,重读《世界人权宣言》,以飨读者。】

   1948年12月10日,不同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宗教和文化背景以及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58个联合国成员国代表齐聚巴黎,对力图反映不同文化传统并吸收不同法律体系、宗教和哲学背景所包含的共同价值的《世界人权宣言》草案进行表决。联合国大会以48票赞成、0票反对、8票弃权的结果,在联合国217A(III)号决议中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 (以下简称“《宣言》”)。这是第一份宣布“全人类都享有尊严和平等的的世界性宣言”[1]。

   在纪念《宣言》通过和颁布70周年之际,本文将从全球人权文化的同一性和多样性的角度,对这一文化中所包含的中国元素和中国贡献,进行一些回顾、分析和论述。同时,还将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的视角,探讨“以合作促发展,以发展促人权”的一些问题。

  

一、关于全球人权文化及其同一性和多样性[2]

  

   2015年9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该项议程适用于全世界所有国家,覆盖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三大领域,并为人类社会未来15年的发展提供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个相关具体目标。相较于上一个《千年发展目标》所依赖的发展模式,新的发展议程关乎人类(people)、星球(planet )、繁荣(prosperity)、和平(peace)与伙伴(partnership),它为以人类和星球为核心、以人权为基础且体恤性别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变革性的展望{1}。为此,人们不禁要问,人权的原则和标准何以跃升为并且贯穿于当今全球“五个P”的发展框架?这不仅要归因于世界各国数十年来在发展实践领域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更深层的原因或许在于:自从“法治”和“善治”相继成为全球治理的共识之后,“人权”亦成为当今全球治理的新共识和新准则,即一种所谓的人权文化。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人权文化是人类在漫长的文明进步过程中从事人权(法律)实践活动所创造的智慧结晶和精神财富。根据本文上述第一部分的观点,可以将人权文化归纳为三个方面的结构形态:其一,规范制度形态的人权文化,例如人权规则、人权原则和人权机制等;其二,意识观念形态的人权文化,例如人权心理、人权观念和人权思想等;其三,实践活动形态的人权文化,例如人权机构、人权政策和人权教育等。人权文化的这三种形态及其内部要素之间是交织在一起,无法截然分开的,因为人权规范就是人权观念的人权实践表达。与此同时,在价值目标上,人权文化以人类的解放和人格的释放为终极目标;通过将人本主义文化和权利文化相结合,人权文化关切的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平等和尊严,它始终围绕的是对人权的尊重、保护和实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权文化不仅仅是高于权利文化的法律文化,它还表现为可以作为人类文化发展更高形态的人类信仰。

   人权文化何以能够在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土壤中生根,并且日益得到国际社会普遍的拥护和支持?这往往离不开人权文化所特有的社会功能。一般来说,人权文化有五项基础性的社会功能:(1)表征功能:人权文化集中表达了各个国家和民族在人权实践过程中所积累的智慧和精神,它还间接反映了不同社会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价值认知;(2)导向功能:人权文化通过提供人权知识、人权观念乃至人权信仰,设定了可接受的人权行为取向,并且间接约束了各个国家和民众的人权行为方式;(3)凝聚功能:人权文化通过界定良善/邪恶、合法、非法等的人权价值标准,提高了各个国家和民族对待人权的文化认同以及相应的人权向心力;(4)传递功能:人权文化具有承载人类文明的功能,它能够将人权理念及其制度精华在不同国家和民族内部以及相互之间传播;(5)整合功能:人权文化能够调整和调和人权价值、人权规范以及人权系统内部的各个要素,它既可以整合内部的同质人权文化,也可以整合外部的异质人权文化。

   在当今世界,人权文化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错综复杂的。例如,国际人权文化与国内人权文化、普遍人权文化与特殊人权文化、本土人权文化与外来人权文化、官方人权文化与大众人权文化、主流人权文化与边缘人权文化等等。如果从规范制度形态和实践活动形态去回顾近代以来人权文化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自近代以来,人权在世界范围内的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首先,人权的宪法化标志着国内人权法的诞生,代表性的实践活动有17至18世纪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所激发的第一代人权(公民及政治权利),以及19世纪以来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所推动的第二代人权(经济及社会权利);其次,人权的国际化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内人权法转向了以《宣言》为标志的国际人权法,其中主要涉及国内人权的国际化(国际人权运动)和国际人权的国内化(世界宪法运动)这两股趋势;最后,不得不提的实践活动就是国际发展法的诞生,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极力申张的第三代人权,即生存权和发展权。这正是以下本文要重点论述的。

   当今世界的格局特征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以及文化多样化。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的人权实践活动自步入21世纪以来呈现出了新的发展样态。基于此,人权演进的第三个阶段集中表现为冷战结束以来的人权全球化。申言之,当今的人权事务不仅是一国国家事务的重要一环,也是全球人权事业的组成部分;同时,人权事务已不再仅仅是国家治理方略的终极目标,也是全球人权治理的价值共识。在我看来,当今人权的全球化进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牵涉国家组织、跨国组织、超国组织以及民间组织在内的人权治理机构多元化;其二,人权治理手段的多样化,包括正式的国际人权保护机制,同时结合多种形式的人权治理手段,例如人权对话协商机制、人权经验共享机制、人权政策协调机制、人权教育普及机制等;其三,人权治理方式的法治化所呼吁的国际法治,它追求的是在国际人权治理过程中采取更加开放、透明、参与、可测、统一且问责的规则模式和运作机制。

   所以,在当今人权全球化的实践背景下,探讨全球人权文化的同一性和多样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理论价值。全球人权文化绝不是单一的、一元的人权文化,也不应该是分离的、冲突的人权文化。一方面,全球人权文化的同一性意指任何国家和民族的人权文化都是世界人权文化的一部分,其发展的基本规律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权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是相似的,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权文化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趋同。这股渐进的趋势越是接近现代和当代越是明显强烈,它是全球人权文化发挥导向功能、传播功能以及(外部)整合功能的结果。作为共同的人类信仰,全球人权文化是一种高标人权文化,即全世界所有国家都以追求人类解放和人格释放作为终极目标;而作为根本的道德共识,全球人权文化是一种低限人权文化,即任何严重侵犯人权的行径对于任何国家而言都是不可接受的,亦是应受惩处的。然而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全球人权文化的同一性又极易变异为单一人权的文化霸权主义,这种异化的人权文化往往借助人权至上论,去策动人权的“去国家化”,或是通过人权工具论,去主张人权的普适化。

   另一方面,全球人权文化的多样性意指任何国家和民族的人权文化都是在自己国家和民族发展的过程中,在本国和本民族的文化中逐步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它具有独特的历史、经验和国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权文化,是相互差异、相互抗拒、甚至相互对峙的。通常而言,全球人权文化的多样性发挥的是人权文化的表征功能、传续功能以及凝聚功能,它意味着人权文化在同一性的基础上存在着诸多规范、观念以及实践层面上的差异。例如,位于北美和欧洲的诸多发达国家的人权文化存在着大量细微的文化差异,即便这些国家普遍崇尚个人主义人权文化和自由主义人权文化。相反,位于亚洲、非洲等许多发展中国家则往往偏向集体主义人权文化和社群主义人权文化。不仅如此,在发展中国家内部,低收入国家往往更关注经济社会权利,而中等收入国家则更重视公民政治权利。对于绝大多数后冲突国家和所谓“失败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政策目标通常不是抽象的保障人权,而是重建秩序,因为这是保障人权所必须的。在当今人权文化日益世俗化的趋势下,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国家的人权文化往往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而这些国家的人权文化又时常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权文化发生激烈的冲突。

   与此同时,全球人权文化的多样性不仅要求正视多元人权文化的存在,还呼吁各种同质或异质人权文化之间的跨文化沟通和包容性理解。因为,全球化的世界也是多样化的世界。正是从这一现实出发,“多元文化主义的政策目标旨在保护文化自由,并且让每一个人按照自身的生活和界定方式扩大自己的选择权,并且不惩罚每一个作出选择的人”{2}。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劳伦斯•弗里德曼教授在《人权文化——一种历史和语境的解读》一书中,首先把他所理解的人权文化置于全球现代性的大背景下,然后又立足于现代社会具体的规范和结构之中。这部作品不仅是弗里德曼教授将法律文化研究运用到人权法领域的一次有益尝试,更为重要的是,这部作品还可以为中国学者提供一把钥匙,即如果说《人权文化——一种历史和语境的解读》的观察视角是通过聚焦于全球人权文化的同一性之维,分析和阐释当今世界的国际/普遍人权文化在观念、制度以及实践领域的趋同化轨迹,那么,中国学者则完全有能力亦有责任沿着全球人权文化的多样性之维,努力挖掘和开拓国内/特殊人权文化在当今世界的本土化创新和融通。

  

二、《世界人权宣言》中的儒家思想

  

在回顾、分析和论述全球人权文化的同一性和多样性时,无法绕开的是《宣言》中的中国元素,这也是近年来中国人权学者逐渐关注的中国人在起草并最终通过和颁布《宣言》过程中的中国贡献,尤其是以张彭春先生在这一期间的活动和思想为代表[3]。(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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