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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改革开放、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下)

更新时间:2018-11-18 02:24:53
作者: 王绍光 (进入专栏)  

   1850年前后,中日同时面临内忧外患,但两国的回应方式迥然不同,对各自强制能力的影响至深。

   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满清政府起初调动常备军“八旗兵”和“绿营兵”与太平军作战,但他们不堪一击,连连受挫。不得已,咸丰皇帝只好鼓励全国各地豪绅兴办团练(最著名者为湘军与淮军);不仅军队由地方势力指挥,连军队的开支也放任地方以各种名目的厘金筹措。从此,本有长期集权传统的中国走向分权;尽管后来清王朝几次试图收权,但覆水难收,大势已去。

   同样应对内外危机,原本军权相当分散的日本却走向了集权。作为一个面积不大的岛国,来自海上的西方威胁让日本人认识到,明治维新前那种分散的封建政治架构已经过时。与列强有过交涉甚至短暂交战经验的幕府与各藩都曾采取过增强自己军事实力的步骤,但限于分散的财力,各自为战显然已不足以抵御西方的入侵。实际上,在短暂的内战(即1868年-1869年展开的所谓“戊辰战争”)之前,德川派与倒幕派都同意只有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才能挽救日本,并寻求改变幕藩体制;他们争夺的是:由谁、用什么方式来主导这个集权过程。内战结束了长达六百多年的武士封建制度,促成了天皇制度和新型行政体系的确立。

   明治维新最关键的改革是1871年废藩置县,彻底终结了幕府体制,其意义不下于秦始皇的废封建、行郡县。常常被人忽略的是,与废藩置县同时出台的改革是命令大名(封建诸侯)解散私人军队,将武器上缴政府。虽然受到部分武士的抵制,到1872年初,日本陆军与海军已正式建立;1873年初,日本又正式推出征兵制,用平民出身的士兵替代武士阶级。[11]至此,日本已建立了集中统一的常备军。在创设全国统一军事体制的同时,日本建立了地方与全国警察体制。基于对暴力的垄断,日本得以在短期内大刀阔斧地推出一系列改革,包括实行新币制(1871)、地租改正(1873)将财权集中到中央。到1877年,它已建立起统一的财政制度,进一步加强了其汲取能力。

   反观中国,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后,满清政府才开始效仿德国与日本组建常备军,即袁世凯统帅的“新军”,比日本晚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更令大清帝国尴尬的是,这支“只知袁宫保,不知大清朝”的北洋新军最终成了辛亥革命的主力;而令中国遗憾的是,直到共产党掌握政权后,才形成在全国范围内垄断暴力合法使用的军事体制,比日本足足晚了70多年。

   与中国一样,日本的改革也曾遭到各方的强烈抵制。鲜为人知的是,明治初期起义的频率大大高于德川幕府时代(见图九)。例如,在1873-74年间,反对新税制、新学制、征兵制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又如,在1874-1878年间,武士动乱频频爆发。

图八:日本年间起义数量

数据来源:Roger W. Bowen, Rebellion and Democracy in Meiji Japan: A Study of Commoners in thePopular Rights Movemen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p. 73.

   与中国不同的是,有集中统一的军队、警察作后盾,日本基本上可以做到以断然手段在短期内平息骚乱。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之父”山县有朋是陆军的缔造者,在建立第一支常备军的过程中,他已预计到,国家军队的第一项任务就是镇压内乱。[12]事后发生的事也证明了这一点。当时日本的警察实际上军队的一个分支;而军队本身不过是一支军事化的警察,其主要任务不是抗击外敌,而是消除内患。[13]“明治维新”以后农民暴动频发,从1868至到1878的十年中,共有185次之多,有些暴动中参与的农民达数万人之多。但这些暴动都被军队与警察迅速平息了。[14]也许对当局挑战更大的是武士动乱,在1874-1877年间,这样的动乱至少发生过30多起。[15]然而,地方性的武士动乱完全不是新组建常备军的对手。[16]表六列举了1874-1878年间的几次规模比较与影响大武士动乱:这些动乱短的只持续了一两天,最长的也不过八个月。西南战争是日本历史上的最后一场内战,新组建的常备军大获全胜,彻底结束了武士时代。

表七:武士动乱的持续时间:

   国内政局稳定后,日本国力快速提升。在1870-1900年间,日本的人均GDP从985美元上升到1575美元(2011年国际美元),增加了60%,而同期中国从751美元上升到840美元,只增加了12%。[17]有日益增强的国力为基础,日本在1877年后的20余年逐步废除了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到1899年,日本已经完全废除了治外法权。有学者称日本是“迅速实现了主权”(Rapid Rise toSovereignty),而中国是“为争取主权苦苦奋斗”(Struggle forSovereignty)。[18]在与西方列强的博弈过程中,日本人从对手那里学到一样东西:强权即真理。一旦自身强大起来,它自己便开始效仿西方列强,向外进行殖民扩张,走上了“武力扩张,以战争促发展”的道路。后来,山县有朋在总结日本发展经验时不无自得地说:

   “维新大业成就以来已有40余年,细想起来国运的发达主要依靠武备的力量”。[19]

   就在说这番话的几乎同时,山县有朋提出了日本应该追求的战略目标:霸占中国东北,进而在整个中国谋求“优势地位”。[20]

  

结   语


   以上两节的讨论显示,东方与西方之间、中国与日本之间之所以会出现大分流,与国家能力有密切的关系。历史上类似的大分流还有一些,同样国家能力的强弱是重要的解释变量。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又出现了一次大分流,即东亚经济体在第三世界长期一枝独秀,出现了几个“小龙”,形成所谓“东亚奇迹”。

   20世纪70年代,当这个奇迹刚刚引起人们注意时,经济学家对此的解释是,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的成功归功于不受干扰的自由市场。在这些经济学家中,好几位是华人,如香港大学教授陈坤耀断言,在这些经济体中,

   “国家干预几乎不存在”;[21]

   耶鲁大学教授费景汉与台湾大学教授郭婉容没有完全否认政府干预的存在,但确信这些经济体中的政府干预比别的地方“少得多”。[22]虽然对东亚完全不了解,米尔顿·弗里德曼也信心满满地声称:

   “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台湾、日本靠私人市场而蓬勃兴旺”。[23]

   然而80年代出现了一大批研究证明,在日本、[24]台湾、[25]韩国的发展中,[26]政府扮演了十分关键、不可或缺的角色;[27]到90年代,连世界银行也校正了自己以前的判断,[28]承认为促进经济发展,这些经济体的政府都“以各种方式进行了系统性的干预”。[29]很明显,能发挥如此巨大作用的政府不可能是一个缺乏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政府。正如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爱丽丝·安士敦所说,韩国的成功

   “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一个能够将自己政策落实的国家”。

   不仅韩国是这样,安士敦的推论是:

   “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落后’国家不太可能实现工业化”。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哪怕政府不干预市场,它也必须具备很强的能力,在面对转型中利益受损群体的压力时,能够从容应付,避免打断经济增长的进程。而“落后”国家最缺的,恰恰是强有力的政府。[30]

图九: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指数:四国比较

   图表来源:Atul Kohli, State-Directed Development: Political Power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Global Periphery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4.

   当拿东亚经济体与别的国家进行比较时,国家能力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了。在2004年出版的《国家主导的发展》一书中,普林斯顿大学印度裔教授阿图尔·科利(Atul Kohli)比较了四个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的发展轨迹(见图九),

   “这四个案例显示,在追求经济转型方面,各国的国家能力不尽相同:韩国有一个有效的、促进增长的政府,尼日利亚的政府腐败而无效,巴西与印度的政府出于两个极端之间”。

   科利教授的结论是:

   “在发展中世界,创造一个有效的国家一般会先于出现一个生机勃勃的经济”。[31]

   几年后,他将研究拓展到31个经济体,包括很多非洲与拉丁美洲国家,国家能力的关键作用再次得到佐证:以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质量作为衡量国家能力的指标,国家能力越强,长期经济增长速度越高(见图十)。

图十:国家能力与经济增长

数据来源:Atul Kohli, “States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2010,www.princeton.edu/~kohli/docs/SED.pdf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学者使用了更大的数据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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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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