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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铭:全球化下的经贸秩序和治理规则

更新时间:2018-11-16 22:53:37
作者: 陈德铭  

  

   摘要: 本文讨论主要涉及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必然和发展趋势,全球化时代的经济摩擦与治理规则,全球经贸规则的重构,并对当前中美经贸摩擦进行解读与研判。二战以后形成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主导并推动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国际规则的形成,这营造了稳定和可预见的发展环境,为世界经济持续发展打造了制度基础。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和深化的大趋势不会逆转。同时,全球经贸规则也不断面临新挑战,需要更好地平衡各种新的经贸利益诉求。但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在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主渠道地位未根本改变。全球经济规则重构涉及金融、贸易统计、服务贸易、政府采购、投资、竞争中立与国有企业、知识产权等诸多方面。当前,美国服务业占到GDP的八成以上,已经难以使传统制造业重回美国,将自身遇到的问题怪罪并迁怒于对外经贸关系是徒劳的。中美经贸摩擦将持续多长时间,更多取决于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虽然从短期看或许中国受损会更大一些。但是从中长期看,中国将有望完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发展由高速度向高质量的华丽转身。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顺应世界大势。”[1]这为我们在实践中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大势”究竟是什么,包含哪些方面?最近,我们开展了一些专题研究,围绕着“经贸秩序与规则重构”,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关于“重构”,并不是对既有规则体系的否定或者颠覆,毕竟现有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对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总体上发挥着正面作用,但摩擦和危机也的确暴露出全球治理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因此“重构”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现有规则的改革、修补和完善,包括一些新规则如数字经济规则的推出。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既面临着作为新兴大国建设性参与其中的机遇,也面临着与传统守成大国之间的复杂博弈。研究这一课题,不仅对提升我国在国际话语权中的地位很重要,而且对改善中国经济由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发展之后中国企业继续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的外部环境也有很大影响。

   结合研究体会,本文探讨三个问题,一是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必然和发展趋势,二是全球化时代的经济摩擦与治理规则,三是全球经贸规则的重构展望。在这一基础上,本文也将对当前中美经贸摩擦做些解读与研判。

  

一、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必然和发展趋势


   从历史视角看,人类走向全球化是伴随商品经济产生和发展而形成的必然结果。如果更进一步,将全球化理解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流动性的增加,那么可以追溯至更早的时期。美国经济学家保罗·斯威奇(Paul Sweezy)曾说,“经济全球化不是某种条件或某种现象,而是一种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的过程。”也有大量研究成果表明,自1500年左右地理大发现以来,伴随着殖民制度的出现、扩张和工业革命,就有了一个全球经济及其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和多边贸易。个别史学家甚至认为,自亚欧大陆开辟丝绸之路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经济国际化。在国际学术界,对于全球化的分期也一直存在争议。这里,拟用一种较广义的历史视角,将全球化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早期区域性帝国统治时期的跨国交往

  

   全球化其实古已有之,这从地球上不同地区的部落和民族之间人们的相互交往就可看出。之所以如此认为,是因为自然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决定了很久以前的不同部族和民族之间在物质生活领域基于相互需求而进行相互交往的绝对性。在生产力提升到可供剩余产品进行交换时,商业贸易中的比较利益就已出现和存在了。

   早在公元前的中国先秦时期,就已经开启了与西方通商贸易的历史。而著名的“丝绸之路”从幼发拉底河沿岸出发,东联中国古都长安,西接欧洲腹地,是一条联结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商业贸易路线,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在19世纪70年代将其命名为“丝绸之路”。此后,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西欧国家纷纷进行海上探险寻找新丝路,史称“地理大发现”。此前的历史或可以称之为“早期全球化”的雏形。而从文化交往的层面来看,古代人们对于五彩缤纷的大自然和纷繁社会现象的困惑与惊奇,则不断激起人们的探索欲望和求知活动,使人类的精神追求较早跨越了国界,如千里朝圣、万里求学、取经等。这也可以视为文化跨越国界走向全球化的萌芽。

  

   (二)地理大发现后殖民时期的全球化演进

  

   公元1500年前后,随着哥伦布、麦哲伦等一批航海家和探险家开辟了从欧洲通往美洲和东印度等地的新航线,人们对世界地理的认识出现了颠覆性的改变,产生了质的飞跃。由此,欧洲商业资本主义通过远洋航行首先向美洲、然后向亚洲扩张,逐步把五大洲联结成了一片,从而开启了改变世界历史的全球化进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美洲的发现及绕好望角到东印度通路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而又最重要的两件事……通过为欧洲产品开辟一个用之不竭的新市场而给新的分工和工艺的进步提供了机会,这在古代商业的狭小圈子里是从不会发生的。”[2]

   伴随着资本主义殖民地的血腥开拓,全球化进程也在很大程度上真正起步并发展起来。例如,曾有英国经济学家说过:“大洋洲有我们的牧场,阿根廷和北美西部草原上有我们的牛群。秘鲁送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茶,而且我们的咖啡、白糖和香料种植园遍布东印度群岛。”因此,那时的全球化过程也是欧洲列强的殖民化过程,它们将其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推向世界,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强制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体系中,并使之沦为殖民统治的对象。

  

   (三)工业革命带动的全球化大发展时期

  

   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以蒸汽机为动力、以纺织业为中心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在英国兴起,机器大工业迅速代替了工场手工业,生产能力成百倍地提高。大量廉价和过剩的工业产品打破国家的藩篱涌向世界,世界各大洲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大大加强。这一时期,英国成为首个“世界工厂”,到19世纪中叶,其一半以上的工业品要销往国外,国内生产所需的大部分原料也靠国外供应。如果说地理大发现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空间基础,那么机器大工业就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物质基础,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前迈进了一大步。[3]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是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期。一方面,以电力工业发展、内燃机应用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西方发达国家从蒸汽时代进入了电气时代,从以纺织工业为中心的轻工业革命进入到以钢铁、石化、电器、机械、汽车为代表的重化工业革命,生产力获得了新的大发展。这一时期,新的交通运输工具和新的通信手段不断出现,大大缩短了时空距离,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大发展。同时,国际投资迅速增加,人员流动比较自由,整个世界的联系开始真正走上了全球一体化进程。

  

   (四)二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化迅猛扩张时期

  

   尽管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经济全球化进程受到很大程度影响,但这一趋势并未停滞。二战后,以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为主要依托的科技革命迅猛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国际分工的深化。冷战结束后,在制度性因素催化和跨国公司全球布局的推动下,全球贸易和投资规模迅速增长,世界各国经济联结为一个紧密的整体,经济全球化也迎来了新的扩张时期。进入21世纪以来,由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引领的新材料、新能源以及3D打印、生物技术、地球和深空探测等新一轮技术革命初现端倪,也给全球化发展带来了新的变化。这包括全球价值链的不断重组深化,信息技术催生的服务—制造业革命。例如智能手机产品及其配套服务的兴起,大数据服务带来的电子商务营销革命等。也包括其他领域科技交互发展带来的潜在影响。如生物能源和页岩气的发展,极大地缓解了能源短缺的压力,而克隆技术、基因测序、器官移植等技术将会冲击传统的伦理观念。所有这些新的技术发展趋势还有待深入观察,但一旦出现重大突破,对人类经济社会的影响将远远超过前几次科技革命。

   总的来看,经济全球化有其内在的历史演进规律。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衍生出一些新的问题,包括不同文明的磨合甚至冲突、传统国家主权的让渡、利益分配的不均衡等,但站在历史高度看,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和深化的大趋势难以逆转,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将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全球体系之中,经历一场深刻改变社会生活方式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革命变迁。

  

二、全球化时代的经贸摩擦与治理规则


   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全球化概念被正式提出。一般认为,全球化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世界各国经济联系,主要是贸易和投资联系的加强和相互依赖程度日益提高;二是各国国内经济规则,从边境政策到财政、金融、投资等宏观政策不断开放并渐趋一致;三是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强化,主要是大国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外溢的协调,事实上已成为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范畴。[4]作为一般了解,我们可以用全球跨国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来衡量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两次工业革命后,这个比例达到了16%以上,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这个比例降至5%左右,战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与发展,如今恢复到了三分之一强。战后的全球化,跨国公司是主要推手,而且其全球贸易的三分之二左右是中间品,这表明全球供应链及其价值形态的全球价值链(GVC)已经形成并且不断调整扩展。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二战以后的国际治理体系,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并建立起来的,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其中在政治和安全上,主要是联合国、北约等国际组织或机制,此外也曾经存在着当时苏联主导的华沙条约等安全机制。在经济领域,主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G)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三者共同构成了全球经济治理的三大支柱。此外,联合国经社理事会(ECOSOC)、贸发会议(UNCTA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际清算银行(BIS)等机构也承担了部分职能。随后,欧盟、东盟、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区域性组织相继出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G7)、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BRICS)、二十国集团(G20)应运而生,并逐步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占有一席之地。这些不同领域和层次的机构及其机制,共同组成了现有全球经济治理的基本架构。

战后的国际经济治理机制并非一成不变。以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为例,二战后形成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一项全球金融领域的重大制度创新,在稳定战后金融环境、促进经济恢复等方面发挥出了有效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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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展望杂志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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