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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业宏 舒喜平:“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海外投资涉税风险的法律防控

更新时间:2018-11-15 13:00:15
作者: 陈业宏   舒喜平  

  

   内容提要:我国投资者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会遇到国际重复征税、BEPS背景下的反避税、未能充分享受税收协定优惠待遇、税收争议未能得到及时有效处理等诸多风险问题。为应对风险,国家需进一步加强多层次国际税收协调,以符合我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利益的国际税收协定的谈签与修订为目标,建立和创新谈判协商与冲突协调机制,推动我国国际投资争端仲裁规则的全球化,并提高税收征管透明度,共同营造良好的国际税收环境;同时,还需要优化税收服务,提高税收治理能力,设立专门投资管理机构,重视税收协定实施的评估,并着力降低投资者税负,加大对中小企业与个人海外投资的扶持。投资者要转变涉税风险防控观念,积极了解税收与投资协定等,减少对国家政策的依赖,主动实施税务调研与风险评估,制定合规性税务筹划与安排,以提升涉税风险管控能力。

   关键词:一带一路  海外投资  涉税风险  国际税收协调  税收服务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至今,我国已同8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发展逐渐深入的背景下,我国投资者在沿线国家的海外投资规模也随之扩大,如2013--2015年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流量分别为131.7亿美元、144.6亿美元、189.3亿美元。[①]有投资就有税收,税收是一国主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规模的海外投资必然会面临东道国的税收征管,但是我国投资者对国际税收规则、我国与沿线国家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沿线国家的税收政策与制度及税收征管实践往往并不熟悉,加之投资者自身的税务风险防控意识淡薄,[②]因此在海外投资过程中通常会面临诸多涉税风险问题。目前,我国对于投资者海外投资涉税风险问题的学术研究相对比较少,随着“一带一路”倡议逐步深入推进,涉税风险防控必将是我国投资者海外投资的重点需求,为维护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税收权益,涉税风险防控问题的研究具有实践上的现实需求。

  

   一、我国投资者海外投资涉税风险的类型分析

  

   涉税风险的存在进一步扩充了我国投资者海外投资的风险因子库,不仅影响我国投资者海外投资的价值创造,而且不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经济合作与发展。通过数据模型进行定量分析可以了解到,在政治法律环境、经济发展状况、税制差异、税收管理风险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下,我国投资者在沿线国家投资的涉税风险总体较高。[③]对投资实践进行总结可以发现,[④]我国投资者在沿线国家进行投资通常会遇到如下风险:

  

   (一)国际重复征税风险

  

   国际重复征税又称国际双重征税,主要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对同一纳税人或不同纳税人的同一种征税对象或税源,在相同时期内课征相同或类似性质的税收”[⑤],针对同一纳税人的课征即是法律意义的国际重复征税,而针对不同纳税人的课征即是经济意义的国际重复征税。国际重复征税形成的基础是国家税收主权,国家之间不同税收管辖权的规定决定了税收征管冲突的必然性。同一征税对象或税源因国家税收管辖权规定的不同,导致在纳税人跨国所得或财产价值上产生了“重复”的效果。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都同时实行居民税收管辖权与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双重税收征管标准,[⑥]因此我国投资者在沿线国家的投资常常会面临双重征税的风险问题。“一带一路”倡议覆盖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其在对外经济发展上主要以引进外资为主,因此在税收征管上侧重于来源地税收管辖权,那么我国投资者在沿线国家进行投资就必然涉及到常设机构的认定问题。然而,根据我国与沿线国家签订的协定,常设机构的时间认定标准存在较大的差异,[⑦]只要根据协定被沿线国家认定为常设机构就意味着需要在该国依据其税法进行纳税申报,即使后期发现认定错误,退税申请程序也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资金成本。[⑧]其次,国际重复征税必然会使得我国投资者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的实际税负水平比东道国的其它投资者承担的税负水平要高,容易影响我国投资者在东道国市场上的竞争力,同时也有损我国投资者将利润输送回国的积极性,甚至是直接进行避税。即使我国规定有境外所得限额抵免政策,但是并不能实际减轻投资者的税负。如海外投资企业,“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的企业名义税率都并不高,大多数国家的名义税率都低于20%,[⑨]即使是加上部分国家征收的分支机构利润汇回税及其它税费,我国企业就其在境外最终承担的实际税负通常很难出现超过限额抵免的情况,[⑩]而在国内还要缴纳一定的税赋,企业实际税负事实上仍然比较重。

  

   另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税制与我国存在较大的差别,并且税收政策因经济和政治原因并不稳定,我国投资者很难针对本身复杂的税收问题掌握充分有效的税收征管信息,况且我国与沿线国家税收协定的诸多内容已经无法满足当前国家间经济发展合作的需求,因此很容易陷入重复征税的风险之中而不自知,也很容易增加我国投资者应对国际双重征税的成本。

  

   “国家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是国际税法的核心问题,税收管辖权的划分则是税收分配关系中的决定性因素”[11],税收管辖权的冲突也是国家主权的冲突,税收利益的分配不仅要考虑国家间的经济利益,还要衡量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政治关系,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朝有利于实现“共商、共建、共赢、共享”的共同体目标发展,避免税收利益冲突成为我国同沿线国家深化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合作的不利因素。

  

   (二)BEPS背景下的反避税风险

  

   2013年6月份,《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动计划》由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并得到了G20圣彼得堡峰会上各国领导人的背书。2015年10月份,OECD发布了BEPS行动计划产出成果的报告,[12]这在重塑国际税收规则体系、完善各国税制、增强纳税的可预见性与确定性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BEPS行动计划在反避税领域作出了较大调整,反避税是一项系统工程,即使是BEPS行动计划创造出了较为统一的国际税收规则,也并不能显著降低国际反避税的难度,加上各国税制及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反避税的实现仍然具有很大的协调空间,需要全球税收政策的互助协调。然而,一方面BEPS行动计划必然会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定价、受控外国公司等反避税条款的规定,反避税领域中税收政策的新订与修改不可避免地会对投资者在东道国投资过程中的税收筹划安排形成一定冲击,压缩其境外经济活动税收筹划的空间,使得投资者的税收筹划很容易成为东道国反避税调查的对象,从而给投资者带来不确定风险;另一方面,BEPS行动计划只具软法约束力,沿线国家有可能借此通过修订本国的税收制度,制定带有歧视性的反避税规则,甚至是滥用反避税措施,规定过高的惩罚税率,侵害我国投资者的合法税收权益。同时,BEPS行动计划并没有列举所有的避税方法,而且对诸多避税方法也没有科学界定,增加了反避税措施被滥用的可能性。

  

   1.反避税之转移定价

  

   “由于联属企业之间存在共同的股权和控制关系,彼此在进行交易时就可能不按照一般市场价格标准,而是根据逃避有关国家税收的目的需要来确定有关交易的价格。这种基于逃避税收目的而确定价格的做法,称为‘转移定价’”[13],国际转移定价即是跨国连锁企业为谋求利润的最大化而根据全球发展战略选择交易价格与关联企业进行交易,其基础与前提是各国税收制度的差异性。

  

   我国投资者在海外投资过程中为实现投资利益的最大化,必定会进行税收筹划,转移定价即是经常用到的方式。事实上,不仅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背景下国际转移定价应用广泛,在全球经济密切联系、国际经济贸易扩大的背景下,转移定价已经成为跨国公司企业进行国际避税的主要手段。BEPS行动计划以专项行动计划在反避税领域对国际转移定价进行了完善,要求税务机关以同期报送资料为基础对转移定价进行分析与评估,[14]同时强制披露恶意或滥用税收筹划方案的信息,明显加强了对国际转移定价的审查管理。在BEPS行动计划背景下,沿线各国的转移定价审查与监管措施将逐渐完善,如果投资者在转移定价税收筹划过程中不了解沿线国家的反避税条款,则很容易遭受当地税务机关的反避税调查,就有可能面临较高的补税和罚款风险,而且投资者信誉还会受损,加之东道国的税收征管环境也会进一步扩大我国投资者所面临的涉税风险。[15]另外,因转移定价的广泛性,其反避税措施也更容易被滥用,如果滥用则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2.反避税之受控外国公司

  

   拥有外国子公司控制权[16]的纳税人可以将其居民国在特定情况下的税基转移至一家受控外国公司,从而通过外国受控公司转移利润并长期递延纳税,以逃避纳税义务,为应对这种风险的规则即被称为受控外国公司规则(CFC规则),因此CFC规则本质上是一种反避税规则。BEPS行动计划中建议“广泛地定义满足条件的实体”,CFC类型不仅包括公司实体,只要能够引起BEPS问题也适用于一些透明的实体和常设机构,扩大了CFC规则的适用范围。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税收管理制度中明确规定受控公司规则的国家明显少于规定转让定价的国家,主要集中于中东欧、西亚、北非国家,这主要与本国资本流动方向有关。[17]但是,BEPS行动计划的实施将会推动沿线国家受控外国公司规则的建立,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使得沿线国家的对外投资日趋频繁,受控外国公司规则在反避税领域中的重要性将会有明显的提升。受控外国公司一般设立在低税负国家或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的企业所得税率都不高于25%,因此如果投资者税收筹划与投资结构安排不合规、不合理,很容易受到国内税务机关的反避税调查,[18]来自国内的反避税调查同样会给投资者带来一定的风险。

  

   3.反避税之资本弱化

  

   资本弱化主要是指企业为实现避税目的,以较少股权和较多债权进行投资或融资,使得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比例超过规定标准的资本结构安排现象。债务性融资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并且其投资利息可以在所得税税前扣除,能够降低企业的税负,但是也使得股本承担非关联方经营风险的能力减弱,因此很多国家都对关联方的债权性投资设有一定的限制,防止本国税收的流失。[19]

  

“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对利息税前扣除作出了相关规定,但并未对资本弱化的限制比例作出明确的规定,而且还有部分国家对资本弱化没有任何规定,如东南亚八国中只有印度尼西亚对资本弱化作出了规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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