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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正:颠倒了的中心与边缘——地缘政治学的善恶之辨

更新时间:2018-11-15 01:17:48
作者: 傅正  

   【内容提要】 近代地缘政治学无疑起源于欧洲国家间的战争与资本主义殖民扩张。其中19世纪英、俄两个欧亚大国的交锋使地缘政治学获得了全球性的视角。麦金德的学说正是这种全球性地缘政治的产物,其价值在于毫不掩饰地向世人展现了海洋文明的政治品性。施米特、彼得罗夫等人的回应正说明了这个问题,地缘战略也与政治哲学休戚相关。尤有进者,这种政治品性颠倒了中心与边缘、文明与野蛮的位置。认识到这点对于中国建设自身的地缘政治学理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地缘政治,世界性大国,中心与边缘,文野之辨,劳动占有权

  

   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与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的分别在哪里?德国区域主义地理学家赫特纳曾经打过一个比方,二者的关系“同地理植物学或地理动物学和植物地理学或动物地理学的关系相同”。①地缘政治学属于政治学的范畴,政治地理学则是地理学的分支。

   然而在实际应用中,地理学与政治学的界线往往模糊不清,比如我们很难判断1992年—1995年的波黑战争或今天关于南海岛礁的争议到底适用于政治地理学还是地缘政治学。区域地理是自然条件或历史形成的结果,而边界划分却是国家意志的产物,“政治地理”与“地理政治”实难分开。赫特纳(Alfred Hettner)接着说道:

   如果人们越过德国的边境,向奥匈或者甚至向俄罗斯走去,就会感觉到这种情况;但是,这种差别只表现为地区自然情况的细微不同,例如厄尔士山的我国边界这边和那边,其特点基本上是一样的。人们可以具体地怀疑,政治地理学的考察究竟应该深入到国家性质中多大程度。②

   倘若赫特纳说得还不够明确,那么他在美国的拥趸理查德·哈特向(Richard Hartshorne)就索性认定,“在政治地理学的领域,地理学被用于特殊的目的,并超出求知的范围,因此地缘政治学是地理学在政治上的应用”。③如哈特向所言:

   设以国家地区划分地球上任何地区都是“自然划分”,亦即都受自然条件决定,这当然是谬误的;因为这一现象本身就是文化现象,所以国家也好,国家的任何要素(如疆界)也罢,都不可能是自然的。④

   1897年,政治地理学之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就在《政治地理学》一书中强调,“国家是属于土地的有机体”,“当一个国家向别国侵占领土时,这就是它内部生长力的反映。强大的国家为了生存必须要有生长的空间”。⑤政治地理学无疑出自国家对于领土及其资源的占有诉求,地缘政治学则起源于国家占有与自然边界的不吻合。

   准此而论,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不只关乎地理划分,亦关乎国家意志与民族精神。借用修昔底德的智慧,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不是因为二者的不同,而是因为二者的相同,对同一个事物有相同的欲望。随着地理大发现的推进,对土地以及自然资源的占有欲望代替了古代人和中世纪人对于权力或荣誉的欲望,并扩散到全球。

   问题是,这种以土地占有为目的的政治斗争现象有善恶之别吗?如果把政治哲学定义为对“什么是政治正义”的规范性研究,那么地缘政治学能具有政治哲学的品格吗?

  

一、世界帝国的欧亚两翼:“东方问题”与中亚问题

  

   修昔底德曾指出:

   荷马虽出生在特洛伊战争以后很久,但是他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用“希腊人”来称呼全体军队……荷马甚至没有使用“异族人”一词,大概是由于希腊人那时还没有一个独特的名称,以和世界上其他民族区别开来。⑥

   直到波斯人入侵才使希腊城邦真正联合起来,有了本族人与异族人的意识。从这个意义来说,希波战争不仅是后来斯巴达和雅典分裂的开端,更是“希腊人”的开端,希波战争创造了希腊世界。修昔底德也许没有想到,希腊人与波斯人的分别在两千年后会变成欧洲人与亚洲人的分别,正如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John Fuller, 1878-1966)的名言:马拉松战争是“欧洲出生时的啼哭”。希腊半岛连同整个巴尔干半岛将成为欧亚地缘政治交锋的前线。

   1453年是欧洲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夏天,奥斯曼土耳其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同年10月,在波尔多的英军向法国人投降,英法百年战争结束。它们是对欧洲历史影响深远的两件事情。

   在欧洲人看来,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意味着古典世界的悲剧性终结,“荷马和柏拉图的第二次死亡”。伊斯兰教越过东正教的地盘与天主教发生了正面冲突,并一度深入到维也纳附近。地中海的权力平衡发生了彻底改变。⑦1529年,哈布斯堡家族因抵挡土耳其人对维也纳的进攻而获得了巨大声誉,“事实上,哈布斯堡家族之所以能宣称自己对基督教世界的领导权,部分是基于西方国家联合抵抗土耳其人的需要”。⑧

   另一方面,英格兰人退出法兰西,标志着他们丧失了成为大陆国家的机会,沦为欧洲的边缘。1533年1月,亨利八世强娶女侍官安妮·博林为妻,英国正式脱离了天主教廷。这场在当时看来不伦的婚姻不只是因为爱情,更是因为亨利八世与哈布斯堡家族的矛盾。⑨此后虽经短暂的反复,英国终究走上了一条与欧洲大陆若即若离的道路。

   事情并没有结束,1480年,莫斯科公国脱离金帐汗国的统治,“自然而然地意识到了自己是拜占庭的继承者”,“于是便产生了‘莫斯科—第三罗马’的概念” 。⑩久而久之,在欧洲边缘的另外一侧,兴起了一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力量。从此以后,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成为欧洲人始终挥之不去的“东方问题”,直至今日。

   欧亚大陆的另外一端呢?1502年,什叶派穆斯林在波斯建立了萨法维王朝,在逊尼派穆斯林世界的中心打入了一个楔子。该王朝甫一建立,便与西亚、中亚的逊尼派爆发了长期的战争。可能因这一重大事件造成的连锁反应,分别位于今天北疆、东疆的准噶尔汗国,吐鲁番苏丹与南疆的叶尔羌汗国大打出手。苦于西北边患的明王朝不得不宣布闭关绝贡,连接中国与欧洲的陆上通道就此断绝。当时的人们不会想到,由此引发的地理大发现将彻底改变世界的格局:

   哥伦布本来试图开辟新航路,以迂回的方式打击伊斯兰力量,但这最终导致了美洲、亚洲新殖民帝国的崛起,欧洲外部的力量开始制约或者平衡原来的欧洲。11

   最终,处于欧洲最外部的英、俄两国,登上了世界帝国的宝座。

   限于篇幅,我们姑且略去中间冗杂的历史过程,把时间推移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1820年—1827年,新疆发生张格尔叛乱,英属印度政府暗中资助叛军,为其提供火器,训练军队。这是英国染指新疆的开始。

   面对叛乱频繁的南疆地区,清廷曾有一场辩论。时任伊犁将军长龄上疏建议在南疆西四城(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和阗)改行土司分封制度,实则放弃对南疆的直接统治,将其变为属国,“可以服内夷、制外患”。12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武隆阿更建议放弃南疆:“臣以为西四城环逼外夷,处处受敌,地不足守,人不足臣,非如东四城为中路不可少之保障。”13二人都是前线指挥官,可见主张弃守者不在少数。幸而道光皇帝听从兵部尚书玉麟的建议,驳斥了上述意见,最终平定了张格尔叛乱。

   值南疆未靖之际,龚自珍在1820年、1829年分别写下《西域置行省议》和《御试安边绥远疏》,由此带动了清代西北边疆史地之学的研究。考虑到其经世之学的定位,我们完全可以将它视为中国近代政治地理学的开端。1830年,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成立,它的前身是皇家海军下属的全球勘测与制图机构。14该学会甫一成立就全程参与了后来英国政府近东、中亚政策的制定。与之对抗,俄国地理学会于1845年成立,历任主席皆由皇室成员担任,副主席不是军队将领,就是政界高官,其中最后一任副主席硕卡利斯基中将在苏维埃时期继续担任学会主席,直到1931年。15

   地缘政治的现实造成了地理学研究的兴旺发达。综之英俄两个跨欧亚世界性国家的地缘政治交锋史,有几个时间段特别值得注意。

   1853年10月20日,克里米亚战争爆发,这是维也纳体系下的欧洲第一场大规模战争。对此,马克思曾有一句名言:

   每当革命风暴暂时平息的时候,一定要出现同一个问题——这就是一直存在着的“东方问题”。16

   每当欧洲革命爆发时,沙皇俄国就会借助镇压革命扩大它在欧洲的影响力,充当起“欧洲宪兵”的角色。每当革命的烈火燃烧到巴尔干半岛时,“欧洲宪兵”又会摇身一变为民族自决的坚定支持者。奥斯曼土耳其和沙皇俄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就会因为东正教和斯拉夫民族问题而爆发。克里米亚战争正是1848年革命的直接后果。

   从表面上看,俄国输掉了战争,但其影响远不止于此:

   在俄国的历史上几乎已经成为一条规律:即每当俄国在欧洲受到挫折,它就加快在亚洲的挺进。17

   1854年,沙皇与英法联军激战正酣,俄国奥伦堡总督彼罗夫斯基就控制了中亚希瓦汗国的外交权,并制定了首先消灭浩罕汗国,控制帕米尔高原与咸海之间的锡尔河与阿姆河流域的战略方针。1856年11月,甫一取胜的英国就抽出手来发动了对波斯的战争,并迅速取得胜利,“它表示阿富汗从此脱离了伊朗的影响而落入英国的势力范围”。18

   恩格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上述事件的内在关联:

   关于两个亚洲大国俄国和英国可能在西伯利亚和印度之间的某处发生冲突的问题,关于哥萨克和西帕依在奥克苏斯河两岸发生冲突的问题,自从1839年英国和俄国同时出兵中亚细亚以来,常常被人们谈论着……当最近一次战争开始的时候,俄国有可能进攻印度的问题,又重新提出来了……在1856年英国-波斯战争时期,整个问题又重新引起了讨论。19

   恩格斯称英、俄为“两个亚洲大国”,表明革命导师对于中亚地缘政治背后的全球冲突有着异常敏锐的判断。试问一个区域性国家又怎么会具有陆权、海权二元斗争的全球性视野呢?

   卡尔·施米特后来谈到英国的海权战略时,特别提到了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这位保守党党魁早在1847年的小说《唐克雷德》(Tancred)中就建议,“女王应该集中一支强大的舰队,并与她的全部王室成员和上流精英一起出发,把帝国的所在地从伦敦迁往德里。那里,她将发现一个庞大的帝国等待着她,拥有第一流的军队和充足的储备。”对此,施米特评价道:

   他预感到,英国这个岛屿不再是欧洲的一部分。它的命运不一定非得与欧洲联系在一起。它可以就此启程,改变其作为一个海洋性世界帝国的首都的位置。这艘船可以在这里起锚并在另一个地方抛锚。这条巨大的鲸鱼,利维坦,可以又动起来,找寻其他的海洋了。20

   处于欧洲西侧边缘的英国“不一定非得与欧洲联系在一起”,处于欧洲东侧边缘的俄国又何尝不在欧洲道路受阻的情况下,转向在亚洲寻找出路呢?此诚如麦金德所言:“海洋上的机动性,是大陆心脏地带的马和骆驼的机动性的天然敌手。”21两种机动性把欧亚大陆连成一体。

值得强调,后有“撒谎大王”美名的俄国外交官尼古拉·巴甫洛维奇伊格纳季耶夫奉命出使浩罕、布哈拉两个中亚汗国,并于1858年10月11日完成签约任务,取得了在阿姆河上的航行权。伊格纳季耶夫甫一完成中亚之行,就迅速奔赴中国“调停”第二次鸦片战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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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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