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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探寻扎根于(中国)实际的社会科学

更新时间:2018-11-15 01:01:52
作者: 黄宗智 (进入专栏)  
也在两者互动所组成的中间领域,借此来拓展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由两者互动而组成的“第三领域”概念。这里再次强调的是,面对理论中的二元对立,我们需要看到的不是两者中的对立或任何单一方面,而是两者之间的关联和互动。

   再则是2008年的《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黄宗智,2008)。该文论证:长期以来中国的治理体系是一个(悖论的)高度中央集权和低度渗透基层的体系,不同于美国的低度中央专制而高度基层渗透的权力——迈克尔·曼的论析(Mann, 1984,1986)。与其相关的是“集权的简约治理”体系,国家高度依赖基层不带薪的“准官员”(由社区推荐,政府批准)来进行基层治理,只在那些准官员执行任务发生纠纷的时候方才介入。这也是“第三领域”的一个关键特色。

   1995年英文版论文《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中文版见黄宗智, 2003b),通过检视中国的土地改革和“文化大革命”来阐释表达/话语与实践两者间的变动关系。土改和“文革”都展示了激烈的阶级斗争话语,并导致了其与社会实际之间的张力和背离,话语和实践既是相对独立的,也是相互作用的。两者在“文革”期间的极端背离则最终导致“阶级斗争”被改革中的“实事求是”完全取代。如此的话语与社会实际和实践之间变动关系的分析,对真实世界的洞察力要超过单独考虑两者的任何单一方面。这个思路既受惠于布迪厄的启发,也与他有一定的不同——如上所述,他并没有关注话语与实践之间的可能背离与互动,也没有关注由两者的互动所组成的历史变迁。

   在1998年英文版的论文《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四个陷阱和一个问题》(中文版见黄宗智,2003c)中,笔者回顾、反思了自身学习和探讨理论与史实间的关联和背离的经验,由此来说明从经验研究到理论再到经验检视的学术研究进路,并突出尚待解答的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文章再一次强调,学习理论要避免不加批判或意识形态化的使用,关键在于凭借经验实际来决定不同理论传统各部分的取舍,在于看到中国实际的悖论性,也在于不偏向二元对立的单一方。那样,才能够适当使用并借助现有理论的洞察力。

   2000年英文版的《近现代中国和中国研究中的文化双重性》(中文版见黄宗智,2005),从近现代中国历史、国外的中国研究学界以及笔者自身经历的双重文化性角度,来探讨中西文化碰撞与混合的问题,提出了超越两者的融合的实例和设想。文章论证,我们需要区别在政治领域中的帝国主义VS. 民族主义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以及双重文化性与双语性(亦即越来越多的中国以及别处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实际状态)中的中西并存与融合的现实。在理论和学术层面上则同样需要超越普适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和特殊主义(后现代主义、相对主义、历史主义)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探索其间的并存与融合。

   这些论文既阐释和延伸了以上总结的基本主线,也展示了当时的一些困惑和未曾解决的问题,反映了笔者自身核心思路的逐步形成。其中前后一贯的是拒绝在理论与经验、表达/话语与实践,以及中国与西方的二元之间做非此即彼的抉择,强调要看到其实际上的二元并存和互动。在研究中要认识到二元间的并存和互动,关注其间的连接和媒介。

  

三、 现实关怀的学术研究

  

   笔者2004年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退休,之后转到中国教学,十多年来主要以中文写作,把自己写作的主要阅读对象从英语读者转为中国读者。在这个转变过程之中,笔者自然而然地也从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消极关怀(想而不写)转为积极的关怀。在这个过程中,连接历史与现实很快成为笔者学术研究的新的主要动力。同时,在过去侧重经验性的实践历史研究进路之上,笔者更明确地关心另外两个问题:一是探寻建立符合中国悖论实际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的道路,二是探寻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可能途径。

   首先,在学术研究方面,对现实的关怀成为自己完成关于农业第三卷《超越左右:从实践历史探寻中国农村发展出路》(黄宗智,2014a,第3卷)和法律第三卷《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黄宗智,2014b,第3卷)的主要动力。我觉得需要对学生们说明,自己对明清以来的研究和理解对当代的现实问题具有什么样的含义。一方面是学术研究方法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现实问题的解决路径问题。

   同时,面对近年来农民的大规摸进城打工以及他们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笔者看到了中国面临的社会危机,并且自然而然地兴起了不平之感以及对中国未来的忧虑,希望能为这个问题作出学术性的贡献,尽自己的微薄之力。这样便很自然地将农村研究延伸到农民工的研究,作为自己在农业和法律两个领域之外最关心的第三课题,并为此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的“非正规经济”——即没有或少有法律保护和福利的就业,包括最近快速扩展的“劳务派遣工”——的论文(例见黄宗智,2009c,2010b,2013,2017a,2017b)。

   此三项研究都继续了之前的研究方法,即从经验证据到理论再返回到经验的认知进路,并同样尽可能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采用多种理论资源,目的同样是最好地认识中国实际,而不是试图建构普适理论。为此,笔者一贯地聚焦于同时掌握经验和理论、实践和话语以及中国和西方,看到它们的必然并存、互动和连接问题,由此来试图建立更符合中国实际的概括。此外,为了对青年学者们说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认知方法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笔者写了一系列围绕实践和理论问题的方法论方面的论文(黄宗智,2015a)。

   (一)《超越左右:从实践历史探寻农村发展出路》

   在农业问题上,首先是再一次从把现有理论当作问题的研究进路出发,再次看到了中国的悖论性。三十多年来,中国经历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农业革命,但这是和之前世界历史上的农业革命(以及根据其经验所得出的理论)很不一样的革命。它不是由于畜力和畜肥的使用(像18世纪英格兰的农业革命那样)而提高了主要农作物的产量,也不像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所谓的“绿色革命”中,由于现代投入(化肥、科学选种和机械)而提高了主要作物的产量。中国当时的现代投入并没有能够提高农民的劳动报酬——农业生产(在集体制度之下)和之前一样过密化,总产量的提高多被人口的增长和劳动密集化所导致的边际报酬递减蚕食掉,以至于单位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并没有显著的提高。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农业方才真正进入了新的局面。

   其动力不是来自于人们熟悉的过去的那种农业革命动力,而是来自于十分不同的三大历史性变迁趋势的交汇。一是伴随非农经济增长而来的人们收入提高所导致的食品消费转型(从8:1:1的粮食、肉食、蔬菜比例向当今中国大陆中上阶层和中国台湾地区的4:3:3比例转化),以及农业转向越来越高比例的高值农产品(鱼肉禽、高档蔬菜、水果、蛋奶等)的种植和养殖,而那样的高值农产品既是现代投入/“资本”(如化肥、科学选种、饲料、生物剂、塑胶膜和拱棚等)密集化的,也是劳动密集化的(譬如,蔬菜、水果种植以及种养结合需要数倍于粮食的单位面积劳动投入),由此既提高了农业收入,也吸纳了更多劳动力;二是从20世纪80年开始的生育率下降终于在世纪之交体现为每年新增劳动力的缩减;三是90年代以来农民的大规模进城打工(黄宗智、彭玉生,2007)。这三大趋势的交汇导致了农业的“去过密化”以及农业总产值的显著增长,随之而来的则是六个世纪以来农业收入的第一次显著提高。在农业总产值上,展示为1980—2010年期间年均6%的增长,远远超过之前的农业革命带来的增长率(英国18世纪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仅为0.7%,20世纪“绿色革命”年均增长率才2%—3%)。在农场规模上,则逐步迈向更“适度”的(亦即从“隐性失业”到“充分就业”的演变)规模,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从6亩左右增加到大约10亩。

   因为这样的变化并不显然易见,笔者称之为“隐性农业革命”,它主要可见于人多地少的后发展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与西方人少地多(尤其是新大陆的美国)的农业现代化模式十分不同。以上是笔者2009年出版的当代农业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黄宗智,2009a)的主要内容(亦见黄宗智,2016b)。

   在后续研究中,笔者进一步论证,中国这种农业现代化模式具有多重“悖论性”,它不是土地(和资本)密集的“大而粗”的农业,而主要是“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化”的“小而精”的农业。它的主体不是规模化的(雇工)资本主义企业生产单位,而主要是现代化了的小农家庭农场生产(尤其是一、三、五亩地的小、中、大棚蔬菜种植、几亩地的水果种植,以及十来亩地的种养结合的小农场)。它主要依赖的现代投入,不是节省劳动力的机械,而更多是节省土地(提高地力)的化肥、良种等投入。这样,与西方(尤其是新大陆的美国)形成了世界历史上农业现代化的两大截然不同的型式。在如今已经高度工业化的中国,小规模农场(即现代化了的小农经济)不仅顽强持续,还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关键部分。

   正因为这个隐性革命从西方经验和理论来看是悖论的,是与当前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不相符的模式,因此它还没有被许多学者和决策者真正认识到。其中有不少人仍然沉溺于之前的经典模式,错误地以为农业现代化必须主要依赖“规模经济效益”——在计划经济时代错误地以为必须是规模化的集体大农业,今天则以为必须是高度机械化和雇佣劳动的大企业农场。而悖论的事实是,中国的新型农业革命的主体其实是使用自家劳动力的小家庭农场,以及其结合主劳动力和家庭辅助劳动力的家庭生产组织。固然,伴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劳动力的外出打工以及新农业(劳动和资本双密集)所吸纳的劳动力,农业农场的规模正在朝向更适度的劳动力与耕地面积配合演变,但它绝对不像西方经验中的主要依赖农业机械化的大农场。

   决策者和学者们,由于之前经典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同样)的影响,深信农业生产现代化必须像工业那样以规模经济效益为前提条件,没有认识到这些基本的悖论实际。为此,在政策上也一直向农业企业公司和大农户倾斜,基本无视小规模的家庭农场。即便是2013年以来提出的发展“家庭农场”策略,实质上也是向(超过百亩)大户倾斜,预期和依赖的仍然是较大规模的农场(黄宗智,2014c)。为此,笔者一再呼吁,要认识到几亩到几十亩的劳动和资本双密集化小家庭农场乃是今天农业发展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动力。它们亟需得到政策上的重视,需要政府更积极的支持,也需要政府更积极地引导和协助组织真正以小农为主体的合作社,为农民提供融资和产-加-销“纵向一体化”(而不是横向一体化的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的服务,借此把更多的市场利益归还给农民生产者,而不是像当前那样,让市场利益大都被商业资本获取。

商业资本所采用的经营方式其实大多并非真正的规模化生产,而是凭借“合同”、协议或“订单”农业等形式,利用一家一户相对廉价的家庭劳动力及其自我激励机制来进行农业生产,不是经典理论中那种大规模雇佣劳动的大农场。许多商业资本经营的只不过是一种虚伪的“产业化”生产,只是凭借迎合了官方的招商引资要求,来争取更多的政府补贴。经过比较系统的数据检验,我们论证,截至(具有最翔实可靠数据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的)2006年,②农业中的全职受雇的劳动力只占全部农业劳动力的3%。中国农业迄今仍然基本是悖论的“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和没有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其主体是使用越来越多现代投入的小农户(黄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而且,他们的资金来源很多是农民家庭成员打工的收入(尤其是“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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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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