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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探寻扎根于(中国)实际的社会科学

更新时间:2018-11-15 01:01:52
作者: 黄宗智 (进入专栏)  
当时在国内引起了较广泛的讨论。①

   这里需要重申,以上论述中的一个关键的认识和体会,是要从经验到理论再返回到经验检视的侧重实际经验的认识方法,与一般社会科学从理论到经验再到理论的侧重理论的方法正好相反。笔者提倡的方法所要求的是,在扎实的经验研究基础上进行抽象化和概括——既非纯经验堆积,也非纯理论空谈,而是两者的结合,因此可以说是“双手并用”。需要注意的是,要有意识地避免从抽象化概括跳跃到理想化、普适化的违反实际的理论。笔者追求的是对史实的最真实的理解和概括,不是普适理论的建构。这才是“到最基本的事实中去探寻最重要的概念”的基本研究进路。

  

二、 表达/话语与实践:法律史研究

  

   (一)《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

   从1989年开始,笔者在其后的15年中将主要精力转入了法律史的研究,部分原因是获知诉讼案件档案的开放,认为这是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的极好机会,部分原因是在后现代主义理论潮流的影响下,对自己过去隐含的唯物主义进行了一定的反思,觉得很有必要纳入后现代主义所特别突出的“话语”层面,而诉讼案件是明显具有话语表达和实践双重层面的史料。

   在详细阅读每一个案件,记入卡片,梳理和分析来自三个县的628起诉讼案件档案并将其与《大清律例》条文对照之后,笔者认识到的不是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要以话语为研究的主要对象,而是话语/表达层面和实践层面的背离共存,两者共同塑造了长时段的历史变迁。笔者从经验证据逐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法律体系是一个既包含高度道德化的表达也包含高度实用性的实践的体系,两者所组成的是既矛盾又抱合的“实用道德主义”统一体。也就是说,“说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事,合起来则又是另一回事”。其中关键在于“合起来”的“又是另一回事”。与后现代主义理论(例如,萨伊德[Said,1978]和吉尔茨[Geertz, 1983])不同的是,中国的法律体系绝对不能被简单视作一套话语或意义网,而需要看到其话语表达和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

   布迪厄(Bourdieu, 1977,1990)的“实践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突破了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以及意志主义和结构主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 同时看到人们在实践之中的两个方面,超越了形式主义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用偏于单一方的理论建构来替代复杂互动的实践实际。相对于那些理论,实践理论迈出了很大的一步。对中国法律史的研究来说,它促使我们突破了韦伯(Max Weber)所代表的西方主流形式主义的霸权,也突破了简单的法律条文主义,使我们能看到中国的法律体系所包含的两种不同但又相互依赖的逻辑。

   同时,笔者深入档案的研究突出了(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实践与其表达/话语之间的不同,而这一点是布迪厄所没有考虑的。中国法律史的长时段演变其实多是由两者的背离和互动所推动的。与理论和经验之间的连接一样,我们需要集中探讨的是“表达”和“实践”之间的背离和互动,而不是任何单一方面。基于此,笔者在1996年发表的英文版专著《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中文版见黄宗智,2001)建立了“实用道德主义” (既矛盾又抱合)的概念,来表述清代民事正义体系的特色。与布迪厄的共鸣之处在于,把真实的关键看作“实践”,把“实践”看作主观和客观,以及意志和结构互动的领域,而笔者的表达与实践二元合一的进路更把法律历史看作长时段中“实践”与“表达”两者互动中呈现的趋势。布迪厄则基本不考虑长时段的历史变迁,也不考虑“实践”与“表达”之间的背离和互动。

   《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一书的主要对话对象和理论启发是形式主义的韦伯 、后现代主义的萨伊德和吉尔茨,以及实践理论的布迪厄。韦伯代表的是形式主义理性的视角,那既是他的中心论点,用来代表西方现代的理想类型,也是他本人的基本思维。笔者从韦伯的理论获得的是极其宽阔的比较视野,以及对现代西方法律体系的形式主义主导逻辑的认识。后现代主义则如前所述,促使笔者更多地关注表达层面的建构和话语,并对韦伯的形式主义/普适主义提出了强有力的批判。与韦伯和后现代主义不同,布迪厄强调的不是韦伯那样的理论化(和理想化)的“理想类型”,也不是后现代主义的“话语”,而是“实践”及其包含的“实践逻辑”,对笔者逐步形成的 “实践历史”研究进路和方法有深远的影响。

   即便笔者明显受到三者的影响,但与三者都不同的是,笔者一贯以认识历史真实而不是建构普适理论为目标,因此侧重从经验证据出发的研究进路,凭此来决定对各种理论观点的取舍、重释或改组,最终目的是阐明中国的实际而不是建构理论,而韦伯、萨伊德、吉尔茨以及布迪厄则都是偏重建构普适理论的理论家。这是笔者提倡的“实践历史”的核心。

   笔者在法律史研究中选择的进路,其实是过去的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进路的进一步延伸。同样从大量经验材料出发,同样借助、关注多种理论传统,并凭经验证据来取舍或选择性修改。与之不同的是,在经验与理论间的关联之外,更关注实践与话语/表达间的关联,而又同样避免在两者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坚持在认知过程中两者缺一不可。我们研究的焦点不该是两者任何单一方面,而是两者之间的连接和媒介。

   正是如此的进路使笔者看到韦伯理论的一个重要弱点:当他遇到自己建构的“理想类型”与他转述的中国的历史实际不相符的时候,作为也是历史学家的他曾试图合并自己建构的两种理想类型来表述其真实性质,即关乎中国政治体系的世袭君主制(patrimonialism)和关乎西方现代的官僚科层制(bureaucracy),从而组成了悖论的“世袭君主官僚制”(patrimonial bureaucracy)概念。他同时也尝试着使用“实质主义理性”的悖论概念来论析中国的治理体系。但是,他最终(在其历史叙述中)仍然偏向单一方面的选择,凭借形式逻辑的标准而把中国的政法体系简单划归非理性的世袭君主制类型和实质主义非理性类型。在论述中国以外的其他非西方“他者”时,也同样如此,由此展示的是深层的主观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倾向(Weber, 1968[1978];黄宗智,2001,尤见第9章;亦见黄宗智,2014b,第1卷:总序)。

   韦伯所建构的“形式理性”法律类型是一个既排除伦理/道德也排除非正式法律制度的理想类型。他认为,像中国传统法律这样高度道德化的法律,最终只可能是“非理性的”,只可能促使法外威权介入法律。同理,像中国以道德价值为主导的法律和(非正式)民间调解制度,在他眼中也只可能是非形式理性和非现代性的。他建构的形式理性理想类型是限定于完全由形式逻辑整合的体系,也是限定于正式制度的体系(详细讨论见黄宗智,2015b; 黄宗智,2014b, 第1卷:总序)。

   至于偏重话语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它虽然可以视作对韦伯的现代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有力批评,但在话语(表达)与实践的二元对立间,同样偏重话语/条文单一方面。笔者认为,要理解清代的法律体系,需要的是分析其话语与实践二元之间的变动关系,而不是其单一方面。

   至于布迪厄,他对实践的重视和阐释对笔者影响深远,但是他缺乏关于表达与实践背离和互动的问题的思考,以及缺乏对长时段历史趋势的关注。基于经验研究,笔者认识到“实践逻辑”不仅是共时性横截面的逻辑,更是通过实践与表达二元合一的积累而形成的长时段历史趋势。两者既是相对独立的,也是相互作用的。两者间的互动关系才是笔者所集中探讨的问题,也是布迪厄没有着重关注的问题。这是笔者提倡的“实践历史”研究进路和他的“实践逻辑”的关键不同。

   上述研究方法的核心是,面对理论和经验实际、表达和实践两双二元对立,我们要做的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要认识到,对真实世界来说,二元中的任何单一方面都是片面的,真正需要我们去集中关注的是两者间持续不断的相互关联和互动,而韦伯和后现代主义都忽视了这个问题。布迪厄虽然强调主观和客观、意志和结构二元在实践之中的互动,却忽视了实践与话语/表达之间的背离和互动。

   (二)《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

   在2001年出版的英文版专著《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中文版见黄宗智,2003a )中,笔者面对的是中西法律乃至中西文明碰撞与混合的大问题。仅从表达、法典或话语层面出发,会造成民国时期的法律体系已经完全抛弃传统而全盘引进西方法律的错觉,看到的只是法律文本上的全面更改以及国家领导人与立法者全盘拒绝传统法律的决策。但是,从法律的实践/实际运作出发,则会看到众多不同的中国与西方法律并存和互动的实际:中华民国法律既包含鉴于社会实际而保留的清代法则和制度(尤其突出的是典权),也有与引进的西方法律相互妥协、适应和融合的方方面面(如家庭主义在产权、赡养、继承法律方面的顽强持续),还有充满张力的勉强并存(如妇女权利,从不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西方现代法律的妇女完全自主法则出发,结果因此抛弃了清代法律给予妇女的一些重要保护,如借助法庭来防止丈夫或姻亲强迫自己改嫁或卖淫——因为新法律不符实际地把妇女认定为独立自主抉择体,要到事后才可能制裁)。中西方法律的混合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全盘西化过程,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传统延续的过程,而是两者的并存和互动。这样,更突出经验和实践视野的不可或缺,以及历史视野的必要,也突出了探寻兼容两者,甚或超越性地融合两者的必要。

   从实践和实用的角度来考虑,法律不可能存在于简单抽象和理想的空间,在其实际运作中,必须适应社会现实。也就是说,韦伯型的形式理性理想类型和跨越时空的(形式主义理性)普适法律不仅是对实际的抽象化,更是脱离实际的理想化。读者明鉴,抽象化固然是认知的必要步骤,但理想化则不是——它多是脱离或违背实际的,用于西方本身已经如此,用于非西方的世界更加如此。简单把西方法律移植于非西方世界,只可能是违背实际的法律。要研究中国现代的法律,我们必须在条文之上考虑到实际运作,考虑条文与实践之间的关联。近现代中国的一个给定前提条件是中国与西方、历史与现实、习惯与条文的必然并存。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做出简单的西化主义或本土主义的非此即彼的抉择,必需从历史传统和社会实际来考虑立法和实际运作中的抉择。

   (三)对研究方法和理论的进一步反思

   与以上两本专著并行的是笔者继1991年英文版的《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社会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一文之后对方法和理论的进一步反思。首先是根据笔者的法律史经验研究得出的结论:清代的法律一个基本特征是崇高道德理念的条文(律)和实用性的条文(例)的长期并存和互动。同时,法律条文主宰的正式审判制度与民间道德理念主宰的非正式调解实践和制度也长期并存,而像韦伯那样的理论则只考虑正式制度,无视非正式制度。更有进者,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是相互作用的,并且在两者之间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庞大的、具有一定特色的 “第三领域”。笔者1993年英文版论文《介于民间调解与官方审判之间:清代纠纷处理中的第三领域》详细论证了清代法律实际运作中的这个中间领域(修改版见黄宗智,2001:第5章)。

此后则是同年英文版的《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中文版见黄宗智,1999)。此文通过与当时在中国研究中十分流行的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领域”概念/理论以及国内外广泛采用的“市民社会”理念/理论的对话,再次指出中国的悖论性:其关键不仅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并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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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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