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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文明:超越集权主义模式:关于“前三十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海外中国研究述评*

更新时间:2018-11-15 00:51:02
作者: 肖文明  
1988)。她批评集权主义理论,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国家渗透和农村社会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在国家试图寻求主宰的过程中,往往会引发抵抗,这种抵抗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或者迂回的。同时,社会中存在着各种亚文化,并仍然深受各种以前的社会结构及相应的文化传统的影响。例如在农村,农民并没有变成无产阶级,家庭仍然是主要的社会纽带,相应的农村文化也保留下来了。许慧文也批评利益集团模式,认为这一模式或许能解释政府事务,但无法解释国家与社会关系,而且它的理论预设是社会的原子化特征,这并不适用于中国社会。

   许慧文强调中国的乡村与苏联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乡村是自给自足的,而不是与城市工业紧密结合的。她认为苏联一直在农村推动城市化,但中国则是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中国的经济模式与典型的计划经济也有所不同,对地方保护主义是有容忍的,甚至强化了这种地方保护主义的条件。乡村经济的自给自足性以及户籍登记制度等都促成了乡村社会的细胞化,中国的乡村社会就形成一种蜂窝结构。

   在此背景下,乡村干部与地方社会的紧密关联,使他们或多或少地在施政过程中保护地方利益,进而使得国家政策的推进遭到一定程度的抵制或扭曲。⑩在这方面,乡村干部扮演着类似传统社会乡绅的角色,他们是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中介,是乡村社群的保护人。正因此,毛泽东时代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与控制就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强大,而集权主义模式所宣称的国家对个体和社会生活全方位的渗透,自然也就不成立了(Shue, 1988:69-70)。

   许慧文的这些洞察都是发人深省的,但她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台面政治与实际政治之间的距离,低估了国家对社会的渗透转化能力,她甚至认为“文革”后期国家几乎无力介入社会。因此,许慧文在强调国家不能渗透社会与社会内部的多元性时,可能忽略了国家具有相对自主性以及能够转化社会的那一面,也正是在这一方面她遭到另一位中国研究学者萧凤霞(Helen Siu)的批评(Siu, 1989)。萧凤霞强调,在毛泽东时代国家通过用整套行政机器取代层层叠叠的民间社会,进而成功地把繁复的乡村共同体转变成单一的官僚细胞。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两端,萧凤霞过分强调了国家的力量而无视社会的存在,而许慧文则强调了社会对国家的抵制与渗透,而未能充分体认国家对社会进行转化的可能性。或许,一种同时兼顾国家与社会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之分析框架,才是更为妥当的分析路径。

   许慧文的讨论主要是基于对乡村社会的社会结构的分析,这一点恰与魏昂德形成对比。相应的问题是,许慧文的这一说法是否同样适用于城市地区。对这一问题的反思,构成沃马克讨论的出发点。

   (四)单位社会主义

   沃马克在一篇精彩的评论性文章中对新传统主义提出了系统的批评,并提出单位社会主义(work unit socialism)的概念(Womack, 1991)。沃马克认为,魏昂德的新传统主义实际是一种新集权主义(neo-totalitarianism),因为新传统主义同样意味着总体性权力(total power)的集中化,国家干部几乎掌握着所有权力,而基层民众则在各个方面都完全依附于组织和国家,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这既是因为官僚制度内部存在着形式上的权力安排与实际的权力格局之间的巨大落差,也是因为当时的工作是“铁饭碗”,使得基层民众有力量去对抗干部的管理。因此,魏昂德忽略了领导干部权力所面对的软约束。与此相关,裴宜理也注意到魏昂德和许慧文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景象,魏昂德强调的是一种新型的党国控制的,虽然分化但却顺服的网络社会,而许慧文强调的是持续的地方化的抗争。裴宜理认为,这种不同是因为他们所研究的对象不一样,一个是都市工厂,一个是农村农民(Perry, 1989)。对此,沃马克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二者之间的不同不是区域的不同,而是现象本质上的不同,也就是说,魏昂德没能注意到许慧文持续关注的地方性的反抗与制衡。沃马克实际指出了,魏昂德与许慧文的区别实际是对当时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解上的差异,而城乡区域差异则是次要的问题。沃马克也批评魏昂德有一种潜在的对单位制的反对,将单位所提供的全方位的福利视为一种陷阱和圈套,而暗中颂扬市场个体主义的乌托邦。

   沃马克提出单位社会主义是一个更好的概念。他认为单位是一种社区,它被国家塑造,同时也服务于国家。单位既是地方性的社区(这是许慧文所强调的),又是国家权力的表达(这是魏昂德所强调的),二者同时并存,相互之间却又存在着张力。单位内部奉行的确实是如魏昂德所言的“有原则的特殊主义”(principled particularism),这固然意味着庇护主义与操控行为的存在,但沃马克更强调的是,“有原则的特殊主义”同时意味着对家庭关系、领导者的人格、社区成员的需求与长幼尊卑的强调。这种领导统治,很多情况下带来的是一种家长式的支配而非恐怖主义。此外,单位内部奉行的是一种共识政治(consensus politics),由于大家都是“铁饭碗”,且工作流动性较小,抬头不见低头见,所以大家都避免发生公开的冲突,但这种共识政治不意味着意见完全一致。单位制内部的关系是一种强关系,它并不等同于魏昂德所刻画的过于狭隘、功利的纵向庇护关系与横向交换关系。无论是有原则的特殊主义、共识政治还是强关系,都存在着公共功能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并存交错与可能的冲突张力。这三点构成了单位这一被转化了的社区的核心特质。沃马克强调单位是一个社区,但又不是传统的社区,而是现代性下的基于社会分工的社区,它同时也提供了通往现代性的不同于市场资本主义的另一路径,甚至是更佳路径。11但是,一旦市场选择成为可能,这种单位制就变得很脆弱。

   不难看出,沃马克提出的单位社会主义概念是基于对单位体制的正面评价,这一态度迥异于魏昂德。单位社会主义的概念能够在解释国家与社会高度融合的同时,又赋予内部的多元性一定的空间与可能。就此而言,单位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能够展现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渗透与互动,这也正是赵文词所强调的。同时,单位社会主义也可以解释社会主义国家的部分合法性所在,这也是苏联史研究中的修正主义史学关注的地方。同时,这一概念连同许慧文的“蜂窝结构”的概念,可引领我们注意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所置身的悠久历史传统,恰如沃马克所言,中国革命极佳地证明了,历史并非一张白纸。

   概而言之,许慧文的蜂窝结构与沃马克的单位社会主义都注意到国家与社会关系之间的相互渗透与相互作用,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但社会也在此过程中改变了国家。

   (五)全能主义国家模式

   邹谠力主用全能主义国家(totalistic state)来界定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甚至邓小平时代的中国。12邹谠认为,集权主义模式预设国家-社会关系与一国之政权性质(独裁或民主)之间存在高度相关关系,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一个民主国家对社会空间的占据有可能比一个独裁的国家更大(邹谠以瑞典和法西斯意大利为例,前者对社会空间的控制可能比后者更大)。因此,邹谠认为必须在国家-社会关系以及政权性质之间做出区分,而全能主义国家这个概念专指一种特殊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但这个概念并不对政权是否专制做出判断。“全能主义”这个概念意味着国家原则上能够干预社会的任何领域,但在实践中这种干预能力是高度可变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邹谠同意奈特(J. P. Nettle)的观点,即国家是一个概念性的变量(conceptual variable),国家的这种渗透力度是可变的(Nettle, 1968)。邹谠这一提法对后来的国家能力模式,有一定的铺垫作用,但并未直接就国家能力进行研究。

   此外,邹谠也指出中国成为全能主义国家是有其具体的历史背景,这也为我们的分析增加了历史的视野。按照邹谠的观点,古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和心理秩序是高度一体化的整体,这与日本不同,日本没有形成这样的格局(邹谠,1994:55)。由于这样一个格局,清帝国的崩溃以及与此同时西方列强的入侵,所带来的不仅是政治秩序的更迭,而且是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秩序的全面危机。要应付这一危机,不能像胡适说的那样,点点滴滴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演进,排除使用政治手段,无组织、无计划地由社会中的群众和个人去改造社会各个领域的思想制度与生活方式。这需要的时间太长了,来不及做;只有用政治的力量对社会进行全盘改造,才能解决全面的危机。随着日益加剧的危机意识,知识分子日益认为只有彻底的革命才能使中国免于灭亡。相应的,全面危机需要一次全面的革命,也就是将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与文化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全面危机的格局可以说告一段落,但新政权仍然沿袭固有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则是一种全能主义国家模式,而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科层体制又使得全能国家更有可能和能力去进一步推动全面革命。

   邹谠意在说明,全能主义模式既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的铺垫,又源自晚清以降中国面对的特殊历史情境。因此,新政权开创的全能主义国家模式并非如魏昂德所言,系无中生有,由共产主义创造,而是其来有自的。当思考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状与演变的可能性的时候,我们需要如邹谠一样将其放置在较长的历史脉络中审视。

   全能主义国家这个概念凸显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向度与文化向度,这是比集权主义概念更为优胜的地方,而且这一概念也有意剥离了一些可能的意识形态负载。此外,全能主义国家这一概念也为国家能力的研究做了铺垫,这也是下一部分的关注内容。

   (六)国家能力模式

   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讨论中,我们需要同时处理国家与社会这两端。从前面的讨论可以看到,集权主义模式凸显的是国家与社会的高度一体化,无论国家还是社会,都是被当作铁板一块的实体来对待。随后的种种替代概念,则让我们意识到社会内部的多元性以及相应的对国家转化的抵制。后续的研究显然丰富了我们对社会的认识,但它们似乎仍然是把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而没能对国家内部进行差别化的细致分析。前述邹谠的全能主义国家概念已经触及这个问题,但尚未能实质性地展开相关研究。在这方面,美国社会学家斯科波(Theda Skocpol)等学者于20世纪80年代倡导的“国家中心观”(state-centered approach)与邹谠的全能主义国家的相关性特别高(Evans, Rueschemeyer, and Skocpol, 1985),该理论引发了学界对国家的重新关注,也特别强调需要重视对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的分析。

或许得益于这一研究趋势,晚近的中国研究领域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触及毛泽东时代的国家能力问题,但在观点上莫衷一是。一些研究较为关注国家能力的不足,甚至提出“笨拙的共产政权”概念(布朗,2009:199)。例如,戴蒙德(Neil J. Diamant)关于中国家庭革命的研究就指出,国家没能成功地推行基于阶级的“好婚姻”,在除知识分子以外的群体当中,爱情、容貌、居住区域(城市或农村)、财产等因素都要比阶级的观念更重要(Diamant,  2000)。另外一些研究则注意到强大的国家能力带来的意外后果。例如,阎云翔的著作强调社会主义国家改变了农民生活的道德世界,也改变了传统的家庭。集体化与其他社会主义实践使家庭不再承担过去许多社会功能,中国农村的家庭本身被私人化并且不再主导社会生活。然而,其意料之外的一个后果是,集体化虽然打破了传统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等级,但也培育了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人,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消费欲望的带动下,塑造出的是一种极端形式的自我中心观念(Yan, 2003)。许慧文在另一篇非常有启发性的文章中较为系统地分析了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国家能力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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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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