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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文明:超越集权主义模式:关于“前三十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海外中国研究述评*

更新时间:2018-11-15 00:51:02
作者: 肖文明  
而中国共产党重建了组织与意识形态,进而重建了社会秩序。同属第一代学者的傅高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一书中大体呈现的是与舒尔曼相似的观点,即国家对社会的全面征服,但傅高义也展示了社会中的一些现象,诸如本地官员背离乃至抵制中央政府的指示,较广泛的黑市、移民失控以及其他国家难以有效控制的社会活动(赵文词,1999:40-43)。

   但是,伴随着中国研究的推进,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挑战集权主义模式。其时代背景一方面是中苏之间的论战升级与关系的逐渐恶化,这使得中国研究者意识到不能想当然地将中国与苏联划到一起研究(徐浩然,2011)。与此同时,欧美学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分析概念框架也在发生转变(如苏联研究中的利益集团模式的出现与兴起),而对中国社会更深入的了解与更多相关材料的掌握(如不少下乡知青或红卫兵后来去了香港,成为访谈对象)也深化了对中苏差异的认知。欧美学界逐渐发现,中国社会并不等同于苏联东欧模式,更不能简单地被归为集权主义模式(陈家建,2010)。有学者就指出,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并不能与斯大林的统治相提并论,因为毛泽东的统治更多地依赖灌输和说服的心理压力,依靠干部进行严格的个人监督,而不是依靠警察的恐怖手段。此外,在195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有意推行一定的分权化措施,这使得中央官僚计划和控制不像苏联那么突出(汤森、沃马克,2003)。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自身的一些历史发展,如“文革”的爆发,更是极大地冲击了对中国社会的认知,这一事件让中国研究者认识到中国政治并非铁板一块,并根本性地动摇了集权主义模式的统治地位。因此,美国中国研究的第二代社会学者如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等人就更多地关注国家改造社会之不易,而政府对社会生活的控制还引发不少负面反应。因此,国家无法完全改造社会,而必须与社会建立一定的妥协。第三代社会学者如赵文词,则进一步强化了国家与社会相互渗透的观念(赵文词,1999),并且更自觉地将理论融汇到对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之中。换言之,社会并非被动接受国家之改造,与此同时,社会也在不断地改变国家。赵文词在《一个中国乡村中的道德与权力》中指出,“文革”时期的中国文化系统绝非浑然一体,而是包含了很多不协调甚至相互矛盾的部分(Madsen, 1992)。这里面,既有毛泽东思想、刘少奇的务实马克思主义,又有多层面的儒家传统。不过,赵文词在强调这种多元性和不统一的状态时,也指出一种共同文化毕竟是存在的。农村干部的行为就充分呈现了前述事实,也说明国家深受传统中国社会的影响,同时社会也被国家改造。到了第四代社会学者,他们已经开始考虑市民社会对国家的改造了,但这样的讨论关注的主要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故此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列。

   上述讨论主要是按照时间线索进行概要介绍,下面我们将集中讨论几种集权主义之外的替代概念模式。我们大体也是按概念出现的时间先后进行论述,但重点将放在对相关理论与概念的辨析之上。

   (一)利益集团模式和派系主义模式

   正如前述,在20世纪60年代末,苏联和东欧研究中流行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s)模式。受此影响,中国研究领域也开始追随这一模式,而“文革”的爆发与发展也似乎为这一模式提供了佐证。当时不少学者都将“文化大革命”理解为中国社会各种利益集团间的冲突,而冲突结构则反映了不同群众群体和精英间的不断变动的联盟。关于红卫兵和造反运动更为细致的研究,揭示了拥有不同利益的子群体如何推动造反运动。⑧因此,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研究学界的主流观点是,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充斥着由于各利益集团争权夺利而导致的种种冲突。强调利益集团模式的学者注意到在权威的运作中有大量的讨价还价和自下而上的影响,并将这些活动类比为民主竞选制下的多元主义政治,甚至称之为“没有选举下的多元主义”(魏昂德,1999:62-63)。对这一模式的常见批评是,这一模式错误地理解了中国的社会关系性质,是透过基于美国经验的社会科学概念来审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例如,戴慕珍(Jean C. Oi)就批评说,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式的利益表达机制与公共参与都是很微弱的,因此民众对利益的追求并非通过利益集团这样的正式组织形态,而更多的是诉诸非正式的关系网络(Oi, 1985)。学者也认为,利益集团模式可能仍然受到当时影响深远的以美国为标杆的现代化模式的影响,即认为各个国家最终都会殊途同归,走上与美国相同的现代化道路。在此视角下,苏联与中国最终都会出现与美国类似的政治格局。后来的其他理论模式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是,无论如何,这一理论模式动摇了过去的集权主义模式的主导地位,让我们注意到中国社会内部更为复杂多元的一面。

   与利益集团模式较为相近的观点是派系主义(factionalism)模式,其最早的提倡者有黎安友(Andrew J. Nathan)等学者。派系主义模式同样受到“文化大革命”事件的启发,认为“文化大革命”即是派系政治的产物,而派系主义模式不仅可以解释“文革”这一事件,更是贯穿整个中共政治的基本逻辑。换言之,这些学者认为,中共政治存在着不同派系之间的相互竞争、斗争或结盟,而派系之间的互动直接影响政治决策及其后果。派系主义模式与利益集团模式一样,突破了此前中国政治“铁板一块”的形象,而凸显了多元主义的色彩,将冲突的视角引入对中国政治的分析。但是,派系(faction)与集团(group)这两个概念仍有重要的区别,作为集团,其人员的聚集有更强烈的组织性,制度化程度较高,其遵循的游戏规则甚至就是正式政治过程的一部分(美国政治即是这方面的典范)。与之相对,派系的制度化程度较低,其形成往往系于某个领袖人物,因此领袖人物的离去或倒台往往意味着这个派系的终结,其遵循的游戏规则更不明确,也往往并非正式政治过程明确允许的(Nathan, 1973)。因此,派系主义模式相比利益集团模式,会更关注中国社会中的庇护关系、“关系”文化等因素,因而将更多社会因素引入对政治过程的分析,并激发关于非正式政治(informal politics)的讨论,这与本文下面要讨论的新传统主义有相似之处。但是,该模式存在几个明显的缺陷。首先,该模式充斥着一种对权力的狭隘理解,将权力理解为一种零和博弈的过程。其次,这种模型对政治的理解基本将其化约为纯粹物质性的实力政治,而不太考虑理念在政治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的是,派系主义模型主要关心的是高层政治的内部运转,⑨而对基层政治着墨不多,这使得它无法全心全意地踏入国家与社会的互动领域之中,而表现出与集权主义模式一样的重“政治”而轻“社会”的倾向。

   (二)新传统主义

   新传统主义(neo-traditionalism)是由美国社会学家魏昂德基于其对中国工厂制度的研究而提出的理论概念(魏昂德,1999)。这一理论概念最初源自苏联研究专家乔维特(Ken Jowitt)对苏联社会的描述,但魏昂德赋予它很不同的意涵。乔维特强调苏联政体延续了很多传统的特征,而魏昂德明确表示他所论述的新传统主义与传统无关,而是由共产主义制度体系自身塑造出来的。魏昂德的新传统主义概念与戴慕珍所强调的中国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庇护主义(clientelism)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因此学界也往往将新传统主义视为庇护主义模式下的一员。庇护主义指的是角色之间的交换关系,是两人之间工具性友谊关系的一种特殊情况,其中占据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庇护者(patron)利用其影响力和资源向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被庇护者(client)提供保护和利益,作为回报,被庇护者向保护者提供一般性的支持、帮助与忠诚。戴慕珍的这一概念主要是基于她对基层生产队干部的研究。她认为,基层生产队干部面对有限农业收成与各方需求之间的矛盾,会采纳种种策略来获得更多截留,在这一过程中,上层官员、基层官员与普通社员之间形成一种理性共谋,并缔结起庇护关系(纪莺莺,2012)。在庇护主义模型中,民众既不像集权主义模式描述的那样被动无助,也不像利益集团模式所说的类似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多元政治参与者。集权主义模型将共产主义体制中的控制理解为是正式的、非个人的、自上而下的控制,而庇护主义模式则赋予这种控制更多的灵活性、主观性和个人情感(Oi, 1985)。

   戴慕珍主要关注的是乡村地区,而魏昂德的经验研究对象是城镇工厂,但魏昂德提出的新传统主义概念与庇护主义一样,也是试图批驳当时中国研究领域盛行的集权主义模式与利益集团模式。魏昂德首先指出,集权主义概念所描述的社会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征表现在集权政党及其积极追随者的关系的性质上,不是以个人好恶而是以意识形态信仰为前提的,动员群众不是基于物质利益而是基于心理需求的驱动。第二个特征是人际关系的隔绝,所有不能直接帮助实现集权政党的目标的社会关系一概会遭到清除。魏昂德批评集权主义理论强调的是政治压迫与正式组织化的社会控制,这种理论忽略了这类社会给予个人的正面鼓励,着重于人类的恐惧以及谨慎造成的心理上的畏缩,而新传统主义注重经济与政治权力的结合,也就是集权政党提供的系统性的利益刺激。在这一论述上,新传统主义与苏联史研究中的修正主义模式是有相似之处的。

   新传统主义模式反对所谓人际关系隔绝以及不符合集权政党的目标的社会联系被清除的说法,而是断定,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产生了一种丰富的实用性私人关系的亚文化。党的基层组织在忠实的基本群众(loyal clients)里发展出一套固定关系网,以及一套高度制度化的上下互惠关系网(network of patron-client relations),这是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意料之外的后果。中国革命领导人并没有打算创立一种建立在上下级之间的施恩回报关系网络基础上的新传统主义的权力结构,但由于他们以计划方式来解决难以应付的人口和社会问题,还有新形式的制度所产生的意料之外的结果,他们的理想最终变成了完全两样的现实:一个强大的党政合一国家从无到有地制造出一个在政治与经济上都依附于企业和管理企业的下级政府官员的工人阶级。

   新传统主义同样认为,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在每个层面上都渗透着竞争和冲突,但与利益集团模式有根本的区别。新传统主义不同意后者的前提,也就是真正的政治与社会力量是集团力量,而这种力量造就了正式的政治组织机构并通过这些机构来施加自己的影响。新传统主义认为,共产党的组织机构首先是为党进行现实的政治控制而设计的。这一模式不把集团作为政治行为的基本单位,也不将集团联系看作社会结构的基本因素。它是将社会网络而不是集团作为主要的结构性概念。最后,新传统主义不同意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将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向殊途同归。

   有学者批评魏昂德夸大了新传统主义与历史的断裂。中国的制度绝不像魏昂德说的那样,是一种一般性的制度体系。因为中国的领导人向来对苏联模式持怀疑和保留态度,强调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比魏昂德所说的要大很多。新传统主义没有魏昂德强调的那么“新”,单从共产主义体制的制度结构中寻找解释不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他们认为,更为妥当的做法应像赵文词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道德与权力》中试图做到的那样,兼顾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中国基层社会被国家改造,与此同时,国家也深受传统中国社会的影响(李路路、王晓修、苗大雷,2009)。在这方面,许慧文(Vivian Shue)与沃马克(Brantly Womack)提出的理论概念显然要更优。

   (三)蜂窝结构与国家触角的限度

许慧文在其影响深远的《国家的触角》一书中指出,中国的乡村社会具有类似于“蜂窝结构”(honeycomb structure)的特性(Shue,(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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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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