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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国:我看美国社会之二:中国到了一个客观研究美国的时候

更新时间:2018-11-13 23:27:14
作者: 伍国 (进入专栏)  
加上有技巧地周旋,最终形成强大压力,权利是不会自动普及的。美国对马丁·路德·金的颂扬其实也多少,或许是刻意地遮蔽了另一位黑人民权运动领袖,激进派的Malcolm X。

   但是,我指出西方文化的暴力一面应该是更有助于,而不是不利于准确认识美国。比如,我在这里认识的一个美国家庭,算是常去做客的朋友,他们家的二儿子在十岁左右已经拥有七八杆儿童步枪,会和爸爸一起去打猎。有一次,这个孩子打开自己的枪库让我看。说实话我没法欣赏这种文化。这种枪崇拜的文化和用枪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是要直接对频繁的枪击案负责的。现在美国人也越来越倾向控枪了。继10月27日的匹兹堡枪击案后,11月8号加州又发生大规模枪杀。除了每次抱头痛哭,降半旗,美国社会真的不需要反思吗?

   在讨论美国的族群和种族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否认,本土印第安人中的绝大多数,先是死于欧洲人带来的天花和疟疾,然后在1776年至1815年北美殖民者抢夺印第安人土地的战争中,被驱逐和屠杀了,最后只是在解决残存的一小部分人的问题。

  

再看“大国崛起”

  

   学人:《美国学者对中国的一些理性的认知》一文中还提到美国学者的研究形容“中国的姿态是防御性的”。然而从葛兆光先生的研究来看,历史实情是中华帝国也在不断扩张版图,葛先生阐述了中国对如今西南地区的扩张是一种帝国式的征服,并把当地原住民归化为帝国臣民。现代的越南对中国有着爱恨交织的关系,是因为曾经被中国四次征服。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中国其他边境领域,因此周边的国家对中国有着复杂的情感。您对葛先生的观点有什么评价?

  

   伍国:葛兆光教授对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和概念变迁、中国与周边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和他的思想史研究是一样卓越的。中国历史上的疆域扩张和征服当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确实不必隐晦。这就是我为什么赞同美国“新清史”学派把清朝看成一个全球视野中的“帝国”来研究。没有必要纠结历史上中国是抑或不是一个帝国。美国研究苏联史的权威学者Ronold Suny和 Terry Martin令人信服地解释过,任何疆域广大、把不同的族群全部纳入治下、然而事实上又并不平等的政治实体,都可以称为帝国。帝国有帝国的逻辑和行事方式,当然不会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君子国”。

   但是,中国即使作为“帝国”,也还是有点不同的。比如,清朝为维系新疆和西藏,所付出的物资,人力,和金钱远多于经济的回报,古代中国的征服有一定领土扩张的目的,但从来没有像欧洲殖民者一样去建立海外殖民地。这些和以经济掠夺为目标的 “殖民主义”是有区别的。更准确地说,历史上中国的扩张,主要是为了建立一系列的“屏藩”在周边来保护自己。美国汉学家David Keightley的研究表明,早在商代晚期,中国人就已经形成了被夷狄四面包围在中间的空间想象和文化心理。把四面的敌人推出去,在四面建立缓冲带,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心理结构。只要通过征服加上教化把这一系列屏藩建立起来,中国基本上不太直接干预藩属国的内政。这种拿别人挡子弹的思维,在道义上可以说是自私的,但根本上仍然是防御性的。

   这个过程从这些民族的视角来看不会是都愉快的,情感一定是复杂的,被骂被恨也很正常。但涉及的国家也不只中国,柬埔寨对越南未尝就没有复杂的情感。总体来看,中国儒家文化的根本相对来说仍然是以教化为主要手段,并期盼对方主动“来化”。在韩国首尔有一座“东庙”,是为纪念明军援助李氏朝鲜军队战胜入侵的日本军队而建立的关帝庙,在院内的现代介绍文字中,对明军援朝抗日的历史,用中、韩、日、英四种文字介绍得很清楚,这并不是中国人自己吹嘘。在韩国的国家博物馆里,把1876年和日本签订《江华条约》定为现代史的开端。2015年我去首尔的时候,还曾经亲眼目睹韩国大学生为了保护日本领事馆门口的慰安妇雕像不被强行搬走,而彻夜轮班守候。如果对比历史上中国式的藩属关系和日本式的侵略和殖民统治所造成的心理创伤,对韩国人来说何者更大,答案应该是很清楚的。国家之间多边的纠缠和恩怨,可能并不是中国和某一个国家之间一对一的历史关系那么简单。

   但是,我主张的只是对中国历史上的朝贡体系在其自身语境内进行理解,以及在一种比较历史的视角下认为,这只是一种相对不那么坏的体制。放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绝不赞成臆想“天下主义”、“新天下主义”之类图景。这是混淆了历史和现实的痴人说梦,大而无当且没有任何操作性。既然历史上都如此“爱恨交织”了,在二十一世纪还要复活以前的模式,换个花样再引起这些周边国家的反感吗?一定要去把人家仅存的那点好感都耗尽吗?

  

   学人:中国“大国崛起”的叙事方式是否造成了一种自我认知的差异,并带来大陆与海外华人交流和相互理解的障碍?

  

   伍国:大国崛起的叙事,归根结底是中国对过去的一百多年间,种种和外部世界交往的不愉快记忆的洗雪和补偿心理。这里涉及中国人是否夸大了受害者意识、国耻意识,是否在庆祝“崛起”时带有某种不必要的雪耻甚至复仇的快感?我想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必要自省一下。中国传统中“卧薪尝胆”、“报仇雪恨”的文化基因也是很顽强的。同时,公众记忆中的历史悲情也不是中国人独有。我的同事里有带学生去乌克兰修学旅行的,说乌克兰让自己年轻一代吃刻意做出来的、类似中国“忆苦饭”的食品来铭记历史上的大饥荒;韩国的博物馆里有关于日本殖民者虐待韩国民众的蜡像。这些该算成“过度”的还是“适度”的受害者意识呢,说不清楚。

   大学期间参加过一个和香港大中学生的交流夏令营,记得在参观圆明园的时候,大陆学生就会本能地讲述英法联军的罪恶,而一个香港学生听了半天的反应却是:为什么要修这样一座皇家花园?我们无言以对。我想,这个例子说明认知的角度可以是极其不同的。

   我觉得中国在追求超大型建设项目,声称“亚洲最大”、“世界最高”的时候,的确不应该忽视付出的代价和付出代价的普通人。这也涉及到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因为对今天全球年轻人的价值体系来说,最大、最高、最长,那种人定胜天的亢奋,不计代价的雄心,似乎未必让人钦佩。现在的青年似乎不分国界地,普遍进入到一种以颓废、反物质、低欲望来逃避的状态。我和国内九零后,乃至九五后有一些交流,有重度抑郁的,有想出家的,不婚的。用他们自己的原话说,是“在沉默中消极反抗”。当然,抑郁其实是有思考,在追寻意义的过程中才会出现。随波逐流,放弃思考的人还有什么可抑郁的呢?所以我非常理解他们。那么,这种过于宏大和亢奋的叙事方式,在这些年轻人身上,恐怕也难以有效果了。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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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人Scholar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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