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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永:汤用彤与中国佛教史研究

更新时间:2018-11-13 22:39:52
作者: 赵建永  

  

   摘  要:汤用彤在国际东方学研究的视野下,整合新旧治学之道,创造出以跨文化考证和比较为基础的历史诠释学研究方法。由此他开掘出丰富的史料,系统阐述了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及其特点,建构起严整的佛教史研究体系,奠基了中国佛教史学科,并使其真正纳入历史学视阈且获得重要地位,也改变了中国佛教研究依附国外的局面。他通过阐明外来佛教与本土文化从冲突到融合进程,总结出不同文化交流发展的普遍规律,使相关文化史研究进入新时期。其研究范式一直被海内外学界奉为圭臬。

   关键词:汤用彤  佛教史  中国化

  

   汤用彤先生(1893—1964)是享誉国际的佛教史家,也是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接通华梵、学贯中西、熔铸古今的大师级思想家之一。学界虽然论介汤用彤的撰述浩繁,但对他的中国佛教史研究却缺乏整体性探讨。本文在综合整理汤用彤全部已刊、未刊稿的基础上,阐述其佛教史研究的背景、历程和贡献,揭示其研究范式及意义,进而通过与相关佛教学者的比较研究,系统总结他对现代佛教史学科的影响。冀从整体上推进学界对其史学思想和中国佛教史研究范式的认识。

  

   一、 汤用彤治佛教史的历程

   汤用彤三岁便在父亲的书馆中受教,渐对历史和佛典产生浓厚兴趣,承继了他家传的佛学。他划时代的佛教史巨著,是其终生在不断整理中外相关史料、撰写系列论文和修改补充讲义的基础上写成的。汤用彤虽罕言自己著述的经历,但从他现存的各种讲义、读书札记和往来书信等遗稿中,仍然能够窥得其治学门径。由于此类文献大多未刊,学人每研究至此,常以为憾。笔者在协助其哲嗣汤一介先生整理《汤用彤全集》时,终于有幸得见。这批史料清晰地呈现了汤用彤以毕生精力从事佛教史研究的艰辛道路。

   (一)《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创作经过

   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自他回国开始撰写到问世,耗时近二十载,四易其稿。该书初稿,是他1926年草成讲义《中国佛教史略》的前半部分。汤用彤把其中“禅宗”一章寄赠胡适论学。胡适很快复信说汤用彤所寄讲义与其意见基本相同,并邀请汤用彤赴上海参观他在欧洲发现的禅宗敦煌史料。汤用彤深知敦煌古籍事关从头改写禅宗史的重大问题,因而立即应邀专程赴会。他们率先对这批新史料的开掘,使其在国际禅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日本学界很关注这项研究,禅学宗师铃木大拙甚至远赴重洋来拜访胡适和汤用彤。日本学者柳田圣山收集相关文稿,编成《胡适禅学案》,把胡汤来往书信组成的《论禅宗史的纲领》,收入该书第一部。柳田认为:胡适“通过他和汤用彤的往复书简,他草成了《论禅宗史的纲领》。……汤用彤受(胡适)博士的影响居然脱稿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通过《胡适禅学案》,我们不难了解汤用彤与胡适学术互动深远影响的来龙去脉。汤氏讲义及其通信不惟与他们倾心的历史考据有关,还引发了海内外一系列持续至今的禅学研究和学术论辩。汤用彤与胡适都强调神会的关键地位。胡适随后提出神会是“南宗北伐的总司令”、“北宗的毁灭者”的著名论断,可以说是对汤说的一种扩展。但当他把神会的作用过度夸大,以至于升格为《坛经》作者,则与汤用彤产生分歧。其惊世骇俗之论引起学界与教界的轩然大波,80多年来不断引发一阵阵研讨热潮,太虚、陈寅恪、吕澂、李嘉言、罗香林、冉云华、杨曾文、南怀瑾等人纷纷就此相关问题发表撰述。综观关于禅宗史的大辩论,可以看出正反双方都是接着胡适和汤用彤的问题意识而展开的。

   现存东南印刷公司代印中央大学讲义《汉魏六朝佛教史》(1927—1931年间讲授)是汤用彤拟撰佛教史的第二稿。1931年夏,汤用彤应胡适之聘,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讲授“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一课。钱穆与汤用彤同年到北京大学任教,并结为契友。钱穆对汤用彤从头重写讲义必重“全体系、全组织”的治学方式和丝毫不苟态度钦佩不已,并对他绝少谈及治佛学和重撰讲义的经过而深感惋惜。汤用彤重撰的讲义第三稿由北京大学出版组1932年铅印成《中国佛教史讲义》。他在此稿基础上继续全力以赴,用了五年时间才完成第四稿,定名为《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此间他颇费苦心,常工作至凌晨才休息,为完成其佛教史学术事业而殚精竭虑。

   由于汤用彤治学必从全局着眼的体系性特点,所以他总是事不避难,每次修补皆篇幅甚巨,以至重写或新增不少章节。如第二、三稿讲义中,有十万字以上的文字为现版《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所无,包括“梁昭明太子之法身义”、“涅槃经与断肉食”、“本时期佛教重要人物事迹年表”等。即便是这些尚未定稿的部分所阐述的一些问题,至今仍极富启发意义。他在讲义中写有大量眉批,并标明材料的增删取舍。这些都是研究中国佛教史学科建立和发展进程的宝贵资料,开辟了后来相关研究的无数方便之门。汤氏讲义深刻影响了选修其课程的向达、邓子琴、常任侠、任继愈、石峻、王森、韩裕文、王维诚、韩镜清、牟宗三等众多弟子。此外,胡适在《<四十二章经>考》中也大幅引评《中国佛教史讲义》,并率先关注到汤用彤后来所作修订。

   1937年,《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首册刚成稿,胡适先睹为快,赞誉其为“最有权威之作”。他随即把该书介绍给商务印书馆馆长王云五出版,但汤用彤还想再作修补而迟迟未交稿。直到抗战爆发,汤用彤担心手稿遗失,才考虑将其讲义的汉至南北朝部分先行出版。1938年6月,该书终于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印行,1944年又编入“佛学丛书”于重庆再版。对勘手稿本的第四稿和初版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可知其间又有不少改动。

   解放后,汤用彤对《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又有增删,直到去世前,还对中华书局1963年版进行修订,这成为其最终定稿。汤用彤以最高标准要求自己的治学,对著述总是心存不满,一生不断完善,反映了他推陈出新、学无止境的精神。通过比较汤用彤对历次版本的修改方式,我们可以洞见其传世名著中世人难以具有的写作思路,学习他优异的治学范例和研究方法。                                      汤用彤开设的“中国佛教史”课程及其讲稿的出版,促成了中国佛教史学科的创立,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誉。1938年12月,容媛在《燕京学报》介绍《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基本结构和主要观点,认为“此可见著者眼光所及,固已及于中国思想史之全范围。然则研究中国思想史者,固不可不一读此书也”。这是关于该书最早一篇正式发表的书评。1944年,该书与陈寅恪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同被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评为一等奖。吕澂在对《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审查报告中称赞:“佛教东来,逐时演变。苟非洞晓本源,则于其递嬗之迹,鲜不目迷五色者。此中国佛教史所以难治也。我国佛教史籍旧有数种,均不合用,近人撰述亦鲜可观。汤君此著,用力颇勤,取材亦广。”吕澂评判的标准极为严苛,而且其治佛教史的理念与汤用彤相左,但他仍然肯定“汤著搜罗编次,粗具规模,叙次有绪,可资参考”。因此,吕澂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作为其代表作《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的主要参考书。张岱年细读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后,认为此书“为现代中国学术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1976年,牟宗三在台湾大学哲学系开讲“南北朝隋唐佛学”时介绍:“《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这部书是一定要看的,这是了解中国吸收佛教的初期必看的书。”饶宗颐在首届“汤用彤学术讲座”中坦言:“汤老的学术研究对我启发很大,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至今仍是我的重要资源之一。”该书问世使中国佛教史“成为一门系统的科学而登上了学术舞台”,并始终不失为最有权威的传世经典,一直被海内外学者视作“中国佛教研究中最宝贵的研究成果”。此言可作定评。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在大陆、台湾已分别再版十多次。其中,中华书局1955年、1963年、1983年所印上下册流行较广,而《汤用彤全集》本校订最为精良。《中国佛教史》讲义的隋唐部分,因汤用彤一直在增补而未允多方的出版请求。他逝世后,《隋唐佛教史稿》由汤一介整理多年方才面世。台湾学者颜尚文指出,尽管汤用彤生前未能出版《中国佛教史》讲义的后半部,但是他遗留的《隋唐佛教史稿》、论文、札记等,份量比起前书并不逊色,且佛教史的精神要义业已点出,足够后人进行探讨。汤用彤虽然对自己的著作并不满意,但汉唐佛教史的主要问题已得到基本解决。可以说,若没有认真读过汤著,要想在佛教史研究上有所进步是很困难的。

   (二)汤用彤对佛教典籍的整理

   汤用彤对佛教史研究的贡献还突出体现于他对相关古籍史料的整理工作。他认为:“著书立说和整理古籍是同样值得重视的,古籍有真有伪,有糟粕有精华,不加整理,运用时就有困难。”中国自汉魏以降,佛教典籍异常丰富,多达数万卷,但佚失极多,百不存一,“研究中国文化之变迁者,所深憾焉”。他一生特别重视史料的积累和考辨利用,广搜精求,并留下大量资料摘抄和读书笔记,为其学术研究奠定常人难以企及的基础。他欣赏傅斯年关于“历史学即史料学”的观念,然其佛典整理的可贵之处在于其以科学方法和慧识,不仅从常见的旧材料里发掘出新问题,还在残阙且庞杂的史料中梳理出佛教发展的脉络。

   汤用彤注重历史学和文献学的方法,善于从传统的目录学入手,对佛教典籍进行考证分析和校勘。其现存中国佛教史领域的最早成果是1926年发表的《佛典举要》,初步总结了他研读佛典二十余年的积淀和思考。《佛典举要》先略述巴利文、梵文、藏文和汉文四大种类佛藏及其编纂史,再概述体现印度和中国佛教源流变迁的根本经典。可以说,这是首次向世人提供的研究中印佛教史的必读书目和最佳入门途径。该文表明汤用彤推重支那内学院的佛典校勘工作,以及欧阳竟无、梁启超、熊十力所做的相关研究。对于备受国际佛学界关注的《大正藏》之编纂,他指出,其书未必如日本吹嘘的那样已极尽搜集校刊之能事,同时也认为,睹邻国“巨典”出世,而我国处“财力均乏之秋,文献惧绝”,当发人深省!他特撰一组书评辨驳足立喜六、矢吹庆辉、常盘大定、高井观海、塚本善隆等日本学者,在佛典整理、研究和方法上的谬误,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为中国的佛教研究在国际上争得了话语权。

   建国后,汤用彤更加注重历史文献的整理工作,积极倡导佛藏等大型古籍的校刊,以实现其盛世修典的宏愿。1957年,他在科学院学部会议书面发言中对“十二年科学规划”提议,中国应整理出比《大正藏》更好的大藏经来供全世界学者应用。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齐燕铭对汤用彤的意见表示支持,并委托潘梓年负责这项工作。1962年夏,汤用彤、陈垣、吕澂、周叔迦、向达等学者开会讨论此事,后因“文革”,这项有望替代《大正藏》的编纂工程才中断了。改革开放后,在任继愈主持下,《中华大藏经》终于编成,佛教藏经的集成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但因汤用彤诸老多已谢世,而未尽落实当年的初衷。

在倡导编印大藏经的同时,汤用彤以身作则大力展开对一些佛教重要典籍的校注和史料的搜集工作,在古籍整理和历史研究方面都起到良好示范作用。此类遗稿全面注意了中印学术史上所关心、争论的主要问题及其发展线索,其中相当多的问题是汤用彤首先注意到的,甚至至今也还只有他注意到了。它堪称研究整部印度学、佛教、道教、玄学及其相互关系史的资料宝藏,是这些学科研究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有助于进一步确立中国在以上领域的地位,对相关文化史和古籍整理研究的深入发展起到极为重要的引领作用。盖出于这种认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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