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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黛云:理想、热情与全民文化诉求:忆中国文化书院

更新时间:2018-11-12 13:45:17
作者: 乐黛云 (进入专栏)  

  

   当你们用推动八十年代“文化热”、“国学热”这样的描述来肯定中国文化书院在改革开放和我们当代文化中的位置时,我突然觉得有一些细节应该分享,这种分享的意义也在于鼓励年轻人认认真真地凭着自己的理想去做一些面向未来的事情,就像我们当年一样。我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三五个人的努力对于历史和未来的意义,我们一心只想着要为社会、时代和国家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


创办一个杂志的长久愿望:文化书院的初始动力


   创办一个年轻人能够发表文章,能够谈自己思想的刊物,是我和汤一介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五十年代以来就希望做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刊物能发表青年人的文章,那时候有的主要是数量不多的正规《学报》,别的刊物基本没有。而数量非常少的学报发表的基本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正式和严格的论文,这致使一些新的正在形成和讨论中的想法很难见刊,同时版面的有限也使得一般人尤其是一些中青年学者的文章很难发表出来,因而他们的思想也就很难传达出来,所以我们一直想拥有一个年轻人自己的刊物。五十年代我们就有这种愿望,希望能有一个中青年人自己的刊物,能够发表一些自由的思想,我们筹备《当代英雄》这个刊物就是出于这个想法,当然我也是因为筹备这个刊物而被补划为右派的,之后办刊这件事情就被搁浅了。到了八十年代初,汤一介和我从美国回来以后,我们还是想办一个中青年人能够自由发表观点的刊物,虽然我们已经不是当年的青年学者了。此时,正好北大哲学系的几个年轻教师,像李中华、王守常,他们也在筹备类似的事情,他们也有与我们相似的想法,即办一个刊物。这样,我们跟他们在一起合计了一下,觉得好像可以一起来组织这个刊物,我们先是想办一个刊物,后来办成了一个同仁杂志,叫做《学人》。《学人》在八十年代还是出了不少期的,而且发表了不少文章。

   在这种合作的氛围中,我们有了成立文化书院的想法。成立这个书院当时也是本着老中青三代相结合的方向去做的,年老一些的同志有梁漱溟、冯友兰等,他们是主要学术负责人;中年教师有像汤一介和我,年轻的有李中华他们一些哲学系的教师。现在看起来当时的所有人都还是非常有干劲的,希望在新时期为国家做一点事,希望对社会有所贡献,而且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也有行动和实践。结果中国文化书院就这样办起来了。


汤一介是个黏合剂


   八十年代新时期伊始,大家还都是比较独立的,基本是各做各的学问,彼此之间有些隔膜,还不太习惯以团体的方式介入学术活动或者学术生活。比如当时学问都非常好的梁漱溟和冯友兰,他们原来都是不怎么讲话的,基本上互不理睬,好多时候的活动有你没我,有你我就不去了。汤一介非常得意的就是,他把他们团结在一起了,他打通了好多这样的关系。汤一介就像一个黏合剂,能够出来跟大家一起想办法沟通。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起了这样一个中介的作用,把老中青三代团结在一起。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汤一介后来任中国文化书院的首任院长的原因之一,他比较会协调大家的关系。现在看来,这种团结起来做一些小事情是多么重要啊。这些人他们一起开展了对八十年代中国来说非常重要的文化演讲、文化传播、思想更新、开阔视野的活动,他们一起使得文化活动成为中国的热潮,引起中国千千万万人的回应。而文化在现代中国居于这么重要的位置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每一次近现代中国的改变和新选择都与文化和思想的更新有关,由此见可,八十年代中国文化书院的成立不仅仅是一个只关涉一些知识人的活动或事件,它实际上关系着全民和国家的走向和发展。文化活动打开的是一个对中国未来的期许和想象。

   创办书院虽然如此重要,但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时候筹备这件事情还是很容易的。我们先有几个人聚在一起商量说可以这样试试看,然后几个老师再向大家谈谈想法,大家都觉得还可以,然后找了个机会开了个会,这个事情就定下来了。当时有点儿像办一个读书班一样的感觉,很轻松,不是特别正式。就是几个年轻人在一起合起来想想应该怎么做,应该团结年纪大的先生和中青年一代,而且让他们真正地沟通起来。这样我们就私下互相交流了一下觉得需要这么一个团结大家的机构,于是就想了一个名字:文化书院。当时我们也没有固定的地方商议筹办事务,基本是各人有各人的家,有教室,有办公室,在哪一个办公室或是谁家里开会都可以。

   文化书院名字定下来以后,我们并没有安排固定的课程但有讲座。我们办讲座也很简单,就是租一个教室就可以了,当然那时候不是叫租,叫借,不要钱的。当时一有讲座就有很多学生来,也有好多其他感兴趣的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人来。我觉得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来,有时候甚至到了一座难求的地步,当然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那些主讲人都是非常有号召力的,例如梁漱溟、冯友兰他们都讲过,大家很愿意听他们讲些什么;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新时期伊始,大家都对未知充满了渴望,对未来充满了期待,而通向未来期待与希望的途径大家都认为是文化。文化书院一开始办起来后,国外的学者来得并不多,人家并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机构,我们这个机构也没有什么名气,所以人家也不愿意来。但我们这些主讲人好些都是从国外刚回来的,我和老汤那时候都刚从美国回来。我们也开办了多次讲座。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被人请去讲一讲在国外的情况,但是都非常自由,也不是很正式,而且基本内容都是聊一聊我们在国外的收获一类的问题,都不是非常深入,后来我们觉得要开展讲座还是要讲深入的研究和话题。但总体来讲,我想说的是,我们当时的组织很自由松散,并不是严格的学术机构。


函授班与中国文化书院的民间影响


   中国文化书院再发展,大家就是想把它办成一个体制外的大学。那时候老汤是骨干,他和李中华他们这些中青年,他们的理想是要办一个不是体制内的、体制外的大学,办成一个最好的像哈佛大学一样的大学,哈佛大学并不是体制内的,但是它办的非常好。老汤有这个想法,他也请到一些知名教授来参与这个活动,所以那时候他们就组织了文化书院的函授班。函授班从最开始就是面向全国招收业余的学生的,而且这恐怕是中国第一次收费的函授班,当时好像是收100块钱的学费。但当时报名的人非常多,大概有一万二千多人报名,而且都是业余的,可见当时大家对文化的需求和热情,这种需求和热情背后都是对未来的期许、探索和想象。那时候大家都在讲文化,讲中国文化也讲外国文化。那时候民间非常重视文化。另外,你们可能会觉得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主要是“西学热”,其实并不是那样的,我们会有全球的意识和视野在其中,所以所有的文化我们都讲。我们叫中国文化书院,但也不是只讲中国文化,这里的意思可能是说“中国的”“文化书院”,而这里的文化指古今中外的大文化概念。我们当时的要求也不是太高,虽然讲座各种各样,有难有浅,但是我们的目标就是寻找适合我们自己的文化定位,所以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宣传中国文化或者外国文化,而是要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

   我当时在中文系创办比较文学学科非常忙,所以在文化书院并没有做太多的事情,主要都是老汤在那儿做。我记得他们做的最有影响的或者是打出名号来的,就是这个函授班。他们办了一个民间的中国文化函授学院,通过函授的方式教授学生,即以学生不用跑过来,老师也不用经常跑过去的方式教授学生。函授班基本是一个礼拜出一张报纸,有秩序地按照一定的系统给大家讲一些文化课。课程有中国文化,也有外国文化,也有比较文化,那时候我们编了13本教材,每一本都挺厚的。一个礼拜出一张报纸,然后编成教材,这个打得很响,所以报名的有一万多人。这个函授班也创造了一个我们大家一起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因为每个礼拜都要出一张报纸,所以要合作。另外,这个报纸的内容有一部分就是学生他们自己写的东西或者是老师对学生文章的指导或者是到哪个地方看到了比较有意思的文章摘一小篇给大家看,所以这个报纸办得很自由,能够有一定的互动性。我们设计的课程也都是有系统的,非常吸引人,因为都是新的知识,大家过去都没接触到的新知识,古今中外有关文化的都有,而且视野也是新的全球的和世界的视野。当时学生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写信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我们有一个人在固定的一个礼拜的某一天,坐在那里接受大家的访问、问题和大家希望我们做些什么事。这就是当时的函授班,所以学生他们虽然基本见不着老师,但也是有交流的。

   当时的学生是遍布全国各地的,西藏、新疆哪儿都有,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后来一直有学生给我写信,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实践着文化书院的一些理念和理想。

   当时讲文化的时候我们是非常突出比较的,第一期学员一万多人的主题就是比较文化研究,虽然我们的课程并不是像现在那么正规。我记得我们当时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是很有动力的,我们觉得很高兴,很喜欢做。当时觉得光是函授没有见到学生,一次面授都没有也不好,所以后来就规定一年有几次面授机会,跟学生面对面讲,可是我们内部开了个会议,大家认为全国各地的学员都集中到北京来上课也不太可能,所以我们就决定出去面授,到全国各地。初期文化书院有二三十人,我们分成几组,并确定哪一组到什么地方,我那一组去的是湖南、湖北一带。

   每一次我们讲课都是百把人,而且我记得那时候面授也没有固定的教室和空间。你准备去面授,你就得跟当地的学校或相关部门联系讲课空间。我记得我在湖南讲的时候是在岳麓书院,那个书院挺大的,能坐一百多两百人。反正在哪里讲课人都是满满当当的。我们讲课根本不收钱的,没有课时费,那时候没有像现在什么都要钱,那时候人家很欢迎我们到他们那里来传播文化,很高兴,所以也会免费给我们安排讲课的地方。岳麓书院有个大教室,大的有点儿像庙堂似的那种地方,原来是朱熹在那儿讲课的。我在那个地方讲弗洛伊德,跟朱熹同在一处讲的内容却相差万里,觉得很有意思。这就是传播,文化就是这么传播的,你能做一点儿什么事就可以做一点儿什么事。

   那时候岳麓书院还供给我吃饭住宿的地方,就是在岳麓书院旁边找个房间住着,也没有什么旅馆,非常简单,你去了就住下,跟学生一样的住在那儿。有很多学生让我很感动,因为好多人只是知道这个消息而已,也没有什么现代传媒的工具,就是口头传递,说岳麓书院什么时候要讲课,结果就来了很多人,绝无虚席,这让我当时觉得过来面授这个事情很有价值。

而且当时一切都是新的,都在未知中。做着看,这么不行又那么来,就是这样的。我之前说了岳麓书院大堂里头原来是朱熹讲和讲朱熹的,后来我讲的就是弗洛伊德,这两个东西是完全不相容的,有些矛盾的,在很多地方互相抵触的,可是就这样把文化传播开来了,交流就应该是这么多元化的交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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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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