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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功底与眼光

更新时间:2018-11-12 08:15:01
作者: 莫砺锋 (进入专栏)  

   以上四个方面我把它概括为两个字,就是“功底”。大家要尽可能地抓紧研究生学习阶段,来打好自己的功底。因为只有研究生阶段才是人生中最好的读书阶段。将来毕业以后,不管留校也好,做其他工作也好,你都不可能这么集中地读书了。


眼光


   下面讲第二点“眼光”,我也把它分成四个方面来讲。

   第一,治学要有怀疑的眼光。古人说读书有隙,读书善疑,就是读书要能够从字缝中间看出问题,能够产生疑问。朱熹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朱熹所以学问做得那么大,成为一代宗师,得益于他“好学深思”。他说:“某读书皆尝疑来。”只有具备怀疑精神,才可能发现问题。要是读了所有的书都信以为真,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就发现不了问题,也不可能开展任何学术研究。

   朱熹就非常敢于怀疑、善于怀疑,比如《古文尚书》的问题。《古文尚书》从古代直到朱熹那个年代,都被认为是儒家经典。《今文尚书》是经典,《古文尚书》也是经典。朱熹却怀疑它不是原来的经文,不是先秦传下来的。他怎么会怀疑呢?当然,朱熹没有像清初的阎若璩那样用细密的考证来推翻它,他就是从感觉出发。他的一个基本的思路是,《古文尚书》是用先秦古文字写的,它应该最接近先秦的语言文字。而《今文尚书》是经过几代学者们的口耳相传,再用汉代的文字写下来的。按常理推测,语言文字越是距离我们近,越是容易懂;距离越是遥远,就越是佶屈聱牙、古奥难懂。也就是说,《古文尚书》应该比《今文尚书》更加古奥难懂。但朱熹读了以后发现恰好相反,《古文尚书》反而文从字顺,反而接近他当时的语言。所以他怀疑这不是原来面貌的《古文尚书》。他这种怀疑非常深刻,发现了学术史上一个绝大的问题。

   当然,我们现代学者也有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的,比如复旦大学的陈尚君教授。陈教授做文献学是做得最好的。他前几年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我想,所有的批评史、文学思想史,乃至中国文学史,在谈到晚唐文学思想,在谈到唐代诗学的时候,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是不能不提的,但谁也不曾怀疑,更不认为会有什么问题。但陈尚君却提出一个观点,说《二十四诗品》根本就不是司空图写的,原来也不叫《诗品》。他认为这是明朝人的作品。当然,后来经过学界的反复商讨,现在比较多的学者认为是元朝人的作品。但不管是明朝、元朝,反正不是晚唐的,也肯定不是司空图的。那么,陈尚君怎么会怀疑的?复旦大学的郭绍虞先生著有《二十四诗品集解》,把后代有关《二十四诗品》的注释、批评等都收在一本书里。陈尚君读过这本书后发现,司空图是晚唐人,那么,《诗品》也应是晚唐的作品,但是在郭绍虞的这本集解中,所收的关于《诗品》的材料最早的是明代中叶。也就是说,在整个五代、整个宋代、整个元代、半个明代,那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任何人提到过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而司空图并不是无名之辈,无名之辈也许大家没有注意,他是著名诗人,著名诗人写的一部作品,不但深刻,而且优美,为什么那么长时间都没有人提到过?他就开始逆向思维,提出怀疑,这是不是假的,是不是这本书根本就不是晚唐人的作品。然后他开始追索,追出来这样一个公案,写了这篇论文。所以,读书要善疑,就是读书的时候要深入思考,不要单纯地接受,而要主动地去读、去思考。

   第二,选题的眼光。选题实际上是体现一种问题意识。对于研究生阶段的人来说,我们的选题有两重性。论文选题,除了注重学术价值以外,还要注意量的大小和难度的适中。

   当年我们选题的时候,程千帆先生告诫我们说,不要一味地追求大,追求重要,太大、太重要的问题,你处理不来。他打过一个比方,说你们现在是初出茅庐的小猫,任务就是逮老鼠。假如你看见一只长得特别大的耗子,觉得这耗子很有价值,就扑过去一口咬住。但问题是,虽然咬住了这只耗子,可耗子比你还大,你拖不走它,它反而拖着你走。所以,选题忌太大、太难。根据自己的学力,经过一定的努力,用两三年时间能够完成的,这样的题目才程度适中。

   在这一点前提之下,我们还要选有一定学术价值的题目。即使你选的是一个从没被研究过的唐代诗人,但这个诗人没有任何代表性,他在整个唐诗发展史上不形成任何轨迹点,他的存在没有多大意义,你的研究也就意义不大。所以,要选择比较有学术价值的题目。当然这个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先举个例子。程干帆先生一辈子写的论文并不多,但他有几篇论文的选题非常好,比如有一篇论文选了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为题。应该说,《春江花月夜》自从王闿运评它为“孤篇横绝,竟为大家”,自从闻一多先生说它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自从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说它是由初唐到盛唐那种“青春精神”的代表等以后,我们就很难措辞了。我看过不下三十篇关于《春江花月夜》的论文,意思都差不多,不停地重复,说不出多少新意。而程千帆先生那篇论文究竟好在哪里呢?他不作老生常谈。他发现,虽然今天大家都公认《春江花月夜》是名篇,是唐诗中的代表作,可是,自从张若虚写了这首诗一直到明代李攀龙把它选进《唐诗选》以前,却没有任何人注意过它,它也从来没有得到任何评论,也没有在选本中出现过。也就是说,这样一首杰作为什么长期以来被冷落了?而且,为什么在李攀龙把它选进《唐诗选》以后,后来就很多选本都选它?大家对它的评价也越来越高?程先生追究的是这个问题。他通过一首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之变迁来考察文学史上观念变迁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新的角度。老的题目,已经研究得比较多的题目,只要换一个新的角度,它就会变成一个新的题目。这就是选题的眼光。

   第三,普查文献的眼光。我们要培养尽可能掌握整个学术界的完整动态的眼光。眼光不能局限于一个角落,不能只看《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是否发表过这方面的论文,还得看看所有其他的学报、刊物,甚至还要看看国外的。也就是说,选题时候,每选一个题目,一定要注意到关于这个题目,学术界已经产生了哪些成果,学者们已经进行过何种思考,得出过何种结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可以接着来思考。

   古代文学是一个传统性非常强的学科。可以说,我们一切有研究价值的问题都已经被研究过了,很难说一个有研究价值的问题还完全没有被人碰过。一个完全新的、处女地的矿藏是没有的,都是人家开采过的。要在人家开采过的这个矿里继续开采出有价值的矿物,我们就一定要全局在胸,要对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都有所了解。要是不关注的话,也许我们辛辛苦苦经过自己独立思考得出的结论却与学界已有的成果撞车,甚至完全一致,这个时候,人家会怀疑你是剽窃,至少说你是毫无独创性。

   大概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程干帆先生还在招研究生,有一年有个东北的考生来投考,那个考生基础很不错,也发表了几篇不错的论文。但程先生看了他其中一篇论文以后,就决定不录取他。那篇论文写的是北宋初期的诗人王禹偁跟西昆派的关系问题。当时的文学史有这样一种表述,说王禹偁矫正了西昆派的不良倾向。西昆派脱离现实,不太关注社会,过多地关注典故,从书本文献中去找题目,等等,而王禹偁则用他的写作纠正了这种不良风气。那个考生发现,在《西昆酬唱集》编成的时候,也就是西昆派形成的时候,王禹偁已经去世了,也就是说,王禹偁的写作年代要早一点,所以他不可能来矫正西昆派,而只能说他代表了一个不同的写作倾向而已。但是,程先生看了这篇论文以后说:“这个学生不关注学术界的现状,不了解学术界的动态。”他的这篇文章是发表在东北某师院的学报上,就在他这篇文章发表的两年以前,学界已经有一篇同样题目的论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题目一模一样,结论也差不多,而且人家还早两年发表在一个重要的刊物上,他却完全不看,不了解学界的现状,自己闭门造车。程先生还说,由于这位考生年龄比较大,再矫正这种倾向也比较难,所以不愿意招他。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告诫我们要关注自己所从事的研究在学界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第四,关于方法的眼光。就是解决一个问题,要选择什么方法来解决。方法不是用得越多越好,也不是越新越好。方法本身的好与坏,主要体现在方法对于研究题目符合不符合、恰当不恰当。

   朱熹在《朱子语类》谈到治学方法,说有的人用车子装着一车兵器,十八般武器都装了,一会使枪一会使刀,一件件地轮换着来用,但是我只用寸铁——一寸长的一把小刀就可以杀人。也就是说,只要击中要害,很小的武器就能发挥效用。对于学术研究也是一样,现在我们的研究生总认为,在古代文学这门传统学科,凭功底,我们肯定比不过老一辈的先生。比如十三经,我们读一遍就不错了,但老一辈学者十三经正文全部背过,从头到尾倒背如流。可倒背如流在乾嘉学者看来并不算学问,乾嘉学者是十三经注疏也背下来。这样的功底我们是没办法达到的,肯定不如老一辈学者,而我们要做学术,又想要把学术往前推,该怎么办?大家就关注新方法,用老一辈学者不知道的方法,这样肯定能超过他们。很多同学对方法倾注过多的热情,总以为只要有了很好的新方法,就像神魔小说里的法宝一样,一下制敌于死命,旧题目就做出新意来了,而不知道方法的实际意义是有限的。

   方法一定要跟你的研究对象契合、适用。如果不适用,这个理论再时髦、再深奥,都是没用的。我们在读前辈学者的论著时,比如闻一多、陈寅恪、王国维的书,我们要学些什么?接受他现成的结论?不是。大家看一看剑桥版的隋唐史,里面到处在驳陈寅恪,好几处都说他不对。为什么?学术在进步,观点也在不停地更新。读老一辈学者的著作主要是从中吸取方法论上的启发。比如,比较喜欢用新方法的王国维,无论用尼采,还是用叔本华,他都不是直接地引用别人的若干话、若干结论,而是采用那种观察问题的视角来思考我们传统的东西。同样,闻一多先生在研究《诗经》、《楚辞》的时候,也用了大量国外的神话学、民俗学方法,可他几乎没有引用任何人的著作,而只是借其方法,学其精神。总而言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具掌握好,研究问题就好;工具不对头,往往是方凿圆枘说不到点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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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研究生》 200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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