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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重庚:亲历中国经济思想的对外开放

更新时间:2018-11-06 01:29:22
作者: 林重庚  

   林重庚(Edwin R.Lim),英国籍,曾任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首任首席代表、中国首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任总裁,亲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些重要事件。2008年6月,林重庚应邀为《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吴敬琏等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作序,为此接受了苏国利等人的专访。在此基础上,2018年3月,苏国利、吴素萍进一步专访林重庚,修改整理成本文。

  

   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再次回顾这段历史,分析这一伟大历程并分享其中的宝贵经验,对经济学界、世界各转型国家的经济决策者,乃至世界上还在为快速促进本国经济进步而奋斗着的很多国家领导人和经济工作者来说,都是大有裨益的。

   我参与中国经济改革始于1979年。那年7月,我携家人来北京旅游,住在北京饭店。当时,外国人来华并非易事,华人华侨也不例外。我在世界银行东亚处工作,越南统一后不久,世行便开始了越南业务。那时的越南很封闭,抵达河内最便利的航线须经北京转机。由于中国尚未恢复世行席位,与世行没有业务关系,1977年至1979年间,我几次赴河内出差过境北京,都要以主管越南业务官员的身份到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申请过境签证。即便是这种短暂过境中国的机会,我们这些海外经济工作者也十分向往。国际社会并不清楚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所以我们都极想了解中国究竟是什么情况。

   在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曹桂生公使的帮助下,我的家人取得签证,与我同行,但在北京只能停留三天。抵京第二天,我意外地接到邀请,中国银行要在前门烤鸭店设宴招待我们。到了烤鸭店我才明白,原来宴请的主人是中国银行研究部主任林基鑫——他是中国恢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席位可行性调研团团长【1】,在座的还有王连生(当时在财政部地方财政司工作,随后成为派往世行的首位执行董事)、戴乾定(当时在中国银行研究部工作,后任中国银行伦敦分行行长、中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张小康(当时在外交部国际司工作,后任中国驻爱尔兰大使、中国驻新加坡大使)。作为调研的一部分,他们已经访问了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了解到这两个国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交往经验。

   我从席间的讨论中发现,调研团成员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从世行集团的“国际开发协会”(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获得软贷款,想了解申请软贷款的条件。当时的软贷款是无息贷款,50年偿还期。我告诉他们,任何一个国家申请世行贷款,无论是按照市场利率的硬贷款,还是无息的软贷款,关键步骤是世行总部要派代表团对申请国进行经济考察,贷款资格取决于经济考察的结果。为此,我们主要讨论了世行经济考察的程序。

   1980年初,林基鑫率领的调研团向中央提交了《恢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合法席位程序和安排的报告》。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银行随即邀请世界银行集团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行长访华,磋商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世行席位的相关事宜。

   麦克纳马拉率领的世行代表团于1980年4月抵京。麦克纳马拉行长后来回忆访华情况时说,邓小平会见时向他明确表示,中国下决心要实现现代化、发展经济。有世行的帮助,中国实现这些目标会更快、更有效率;没有世行的帮助,也照样要做,只是花的时间可能会长些【2】。在双方积极配合下,谈判很顺利。一个月后,世行董事会批准中国恢复世行席位。麦克纳马拉行长离开中国不久,我即被任命为负责中国业务的首席经济学家,分管中国经济调研及政策对话工作。1985年,我被派往北京,建立世行驻中国代表处并任首席代表。这一任命直至1990年。

   在那次意想不到的前门烤鸭店晚宴之后不到一年时间,我便身临其境,不仅可以就势观察中国刚刚开始的改革开放过程,而且一定程度上亲历其中。以我当时的工作身份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一个主要领域自然是经济思想的对外开放。由于参与这个过程的许多前辈已经故去,反映这一方面的资料并不多,我希望通过回顾自己的亲身经历,与大家分享当年了解到的相关情况。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演化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我将按主题回顾:首先是如何理解和运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思想。随后是如何引进现代主流经济学思想。我只讲中国领导人和经济工作者如何接触外国经济思想,以及如何与外国经济学家和改革实践者接触。最后,我还会补充回顾20世纪90年代中期再次回到中国参与创办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经历,以及近年来参与的中国经济研究工作情况。

  

一、认识到引进新思想的重要性

  

   重要成就通常始于思想创新。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启动时,中国正走出几十年游离于世界之外的知识封闭状态。尽管许多中国经济学家非常努力、富有勇气,也很有能力,但没有几个领域像经济学界那样严重地与外界隔绝。

   中国领导人早就认识到学习外国思想及先进经验的重要性。早在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的“第十大关系”中就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 【3】然而,事与愿违。在随后20年间,传统的苏维埃中央计划体制原封不动地被照搬到与苏联情况千差万别的中国。学习西方经济思想和经验几乎被看成是一种政治错误。

   中国下决心启动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动力之一是:70年代后期,中国高层领导发现,世界其他国家经济进步是那么迅猛,相比之下,中国是那么落后。1978年,前后共12位副总理及副委员长以上的中央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0多个国家。其中邓小平先后4次出访,到过8个国家。他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50年代一个样,60年代不一样了,70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4】

   70年代末,邓小平的讲话主题再次重现了学习外国经济和技术的必要性。他说:“我们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来建设自己的国家,同时也要虚心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 【5】。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在中国领导人和经济工作者们确定改革目标和改革步骤的过程中,引进外国思想和学习外国经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引介苏东改革理论和经验

  

   从思想理论到中央计划体制,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情况与中国比较相近,而且中国的经济工作者们自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便已对苏东国家的改革方案有所了解。事实上,中国改革先驱孙冶方和顾准的改革思想与东欧早期的改革思想几乎一致。所以,中国经济思想的对外开放很自然地始于学习苏东改革理论。学习活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特别是该院的经济研究所牵头,所里的主要经济理论工作者都曾在苏联留学。

   1979年到80年代初,中国与苏东国家经济交流活动频繁。中国方面的出访包括:孙冶方1978年访问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刘国光、柳随年1982年访问苏联,廖季立1983年访问匈牙利。苏东方面的来访包括:1979年,南斯拉夫经济学家马克西莫维奇(Maksimovich)访华;1981年,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和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Ota Sik)分别应邀到中国社科院讲学,吸引了研究机构及政府部门众多经济工作者到场,会场座无虚席,他们还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廖季立和马洪等座谈,并得到中央领导人的接见。

   那时,中国已经恢复世行席位,我正在北京讨论世行第一次经济考察报告草稿。吴敬琏和刘国光来找我,提议请世行出面邀请一些既懂改革理论又有实际改革经验的东欧经济学家来华,组织一次学习苏东经济改革经验的会议。我当即应允协助。这就是1982年7月在浙江莫干山一个避暑山庄里召开的“莫干山会议”。东欧专家组由布鲁斯带队,包括波兰国家物价委员会前主任斯特鲁明斯基(Julius Struminsky),捷克斯洛伐克前副总理奥塔·锡克的工作搭档考斯塔(Jiri Kosta),匈牙利改革经济学家肯德(Peter Kende),苏东经济改革专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格兰尼克(David Granick)等。

   很难评价与这些苏东改革经济学家的交流,对中国领导人及经济工作者到底产生了多大影响,其对中国整体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更加难以估量。根据我个人当时的体会,回想中国经济工作者的状况,并观察后来中国的情况,我认为这种交流对以下三方面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6】

   首先,东欧经济学家不像中国经济学家那样脱离国外经济理论,因此他们可以用现代经济理论的概念和技术分析中国的经济情况,将对经济问题的解释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更重要的是,东欧改革经济学家指出,中央计划体制紊乱的内在根源是体制问题。中国的决策者和经济工作者原以为很多经济上的问题是政策失误,然而究其根源,这些问题其实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固有的、不可避免的,只有通过根本的经济体制改革才能加以解决。

   其次,详尽了解东欧改革经验后,中国经济工作者加剧了对在中国使用东欧经济改革模式的悲观心理。虽然可以洞察中央计划经济的弊端,但无论是布鲁斯的“有管理的市场模式”,还是锡克的“新经济机制”,都暴露出重大瑕疵。“莫干山会议”讨论了苏东改革的新办法,中国的改革前辈敏锐地质疑了借用高科技,特别是靠计算机来解决经济体制问题的可行性。薛暮桥、廖季立及中国领导人尤其质疑锡克等东欧改革经济学家关于价格改革“先调后放”的提议,特别是根据计算机精确算出的数据调整价格的方法。即便用计算机处理众多部门的投入产出数据,也绝不可能同时算出数以万计的价格!

   再次,东欧专家了解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之后,都认为东欧改革经验不大适合中国,中国需要另谋改革出路。这一点同样可以从“莫干山会议”得到证明。会上讨论了中国改革应采用“一揽子”方法还是分步进行,所有与会东欧专家都强烈建议“一揽子”方法。然而,他们在会后到中国几个城市考察,考察途中便改变了想法。中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贫困现象严重,综合改革所需要的人才和资金匮乏,物资储备薄弱……总之,中国总体上经济落后,是一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没有犯错误的余地,所以专家们最终转而建议采用谨慎的渐进改革方法。他们认为,中国改革要有总体规划和明确的改革目标,然后分步进行。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来自东欧、世行(包括伍德【7】和我本人)以及中方与会专家达成了共识。 【8】

当时,中国农村改革已取得成功,推动了整体经济增长。没有一个苏东国家有这样的改革经历,中国的改革前景令东欧来访专家受到鼓舞。布鲁斯等坚信,尽管可以预见中国在城市改革中会面临困难,但这场变革的大趋势难以逆转。事实上,中国经济理论及改革发展情况已渐渐脱离了东欧改革模式,东欧经济改革理论明显不适用于中国,中国与苏东在改革理论和实践上的分歧日渐增多。1989年3月,国际经济学会(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ssociation)在莫斯科召开“计划经济中的市场力量”圆桌会议,会上,这种情况表现得尤为突出。经济学家董辅礽代表中国发言,题为《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市场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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