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林重庚:亲历中国经济思想的对外开放

更新时间:2018-11-06 01:29:22
作者: 林重庚  
而且对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制定反通胀措施及解除价格管制方面有着直接的经验;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和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是社会主义中央计划体制问题的专家,他们的任务主要是讲解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微观经济要求。

   关于整合计划与市场的国际经验。邀请的专家有:法国前国家计划办公室主任米歇尔·阿尔伯特(Michel Albert);南斯拉夫稳定委员会、政府经济改革委员会成员亚历山大·巴伊特(Aleksander Bajt);美国经济学家里罗尔·琼斯(Leroy Jones),他专门研究韩国经济,曾在韩国财政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过,这次会议没有直接从韩国邀请专家,后面我还会谈到。

   今天,大家公认“巴山轮会议”是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转折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很多中方与会者撰写了文章,谈论自己的感受和召开这次会议的意义。根据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此补充几点:

   第一,纠正一下外界的错误印象,如前所述,并非世行主动提出组织这次会议。实际上,会议的组织,包括游轮会场的选择,都是遵照国家体改委领导指示进行的。会上安排了全体会议、小组讨论,也有一对一的会谈,无论哪种形式,都能进行到夜里。在世行工作多年,我的亲身体会是,讨论政策问题最奏效的方式是由需求驱动,进而专为满足主办国的需求而策划讨论活动。在我看来,“巴山轮会议”是由需求驱动的杰出案例。

   第二,尽管在1984年已经决意突破中央计划体制的限制,但中国领导人对市场经济及其运作方式缺乏了解,他们尤其对市场经济中出现的盲目竞争和非指导性增长充满顾虑,并且不可避免地想到经济迅速增长期之后的大萧条。“巴山轮会议”上的讨论清楚地表明,宏观经济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已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自由放任政策发展到了80年代的总需求管理及宏观经济的积极应对政策。很多讨论围绕着通过财政、货币和收入政策等工具管理总需求,以间接方式管理市场经济等议题进行。

   第三,国家体改委领导提议召开这次会议的另一个原因,或许是1984年下半年到1985年上半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过热。如果中央大幅推进改革,很可能造成地方政府争相增加投资项目,企业设法提高工资和奖金,结果加剧通货膨胀压力。因此,宏观经济形势管理成为“巴山轮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具体包括诊断经济过热、使用财政和货币工具应对问题等。托宾、凯恩克劳斯和埃明格尔三位专家来自三个不同国家,尽管对宏观经济管理的见解不同,各自代表着经济理论的不同派别,但他们一致认为,中国应该采取坚决措施应对经济过热问题。从这三位具有丰富宏观管理经验的经济学家到熟悉发展中国家经验的世行经济学家(伍德和我本人),再到东欧经济学家布鲁斯与科尔奈,在分析中国这个问题的缘由和应该采取的政策措施方面,都持有同样的观点。这显然表明现代经济学有一个核心特点,那就是它并非个人的或政治的解释。

   第四,“巴山轮会议”还有一份意外收获,这份收获很少有人谈起,但在我看来,它对后续的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理论发展都有重要意义。在“巴山轮会议”上,与会国际专家有机会与中国青年经济工作者交流,聆听他们对中国改革问题发表见解。凯恩克劳斯爵士对此尤为用心,他认为,这些年轻人在中国未来经济改革中将大有作为,中国的经济改革需要懂得现代经济学的年轻一代。回国后,他向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提议,在该中心专门为中国设立“经济培训项目”,培训青年经济学家。针对中国经济改革的需求,他们共同设计了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为特点的现代宏观经济管理课程。1986年至1994年,每年有五名至七名具备经济学专业背景和综合潜质并已参与改革实践的年轻人,由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中国社科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推荐,经世行中国代表处官员面试,在世行、联合国开发署、福特基金会等机构的联合资助下,到牛津大学学习现代经济学课程,其中包括到英国政府部门、研究机构或投资银行实习,为期一年。几名学员随后继续留在牛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该项目共为中国培训了约50名学员,他们绝大多数学成回国,投身于中国经济改革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巴山轮会议”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例如对于韩国这样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市场经济中实施经济计划的讨论就不太深入。所以,两年之后,世行再次应国家体改委提议,组织了一次题为“计划与市场”的研讨会。会议地点选在曼谷,目的是方便从韩国邀请高级代表团参会,时间是1987年6月。韩国代表团团长是前副总理兼韩国发展研究院(主管韩国战略规划事务)院长金满堤(Kim Mhhn-Je)。有意思的是,这次会议竟让印度代表团受益匪浅。印度代表团团长是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时任印度计委常务副主任(主任由总理兼任),副团长是阿卢瓦利亚(Montek Singh Ahluwalia),当时的总理经济顾问。在会上,这两位印度资深经济学家被中国矢志从根本上推行经济改革的决心所打动。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启动改革计划,总策划人就是改任财政部部长的曼莫汉·辛格,阿卢瓦利亚是他的副手。曼莫汉·辛格后被称为“印度改革之父”,并于2004年至2014年任印度总理。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国际会议一直是中国政府官员和经济工作者学习国际改革和发展经验的主要途径,会议主题则从宏观的战略改革问题逐渐转移到更加具体的职能部门问题上,例如世行与国家体改委于1986年联合召开的“金融体制改革国际研讨会”和1987年的“国有企业管理和组织国际研讨会”等。

   从90年代到现在,中外经济工作者、实践者的交流和对话越来越多。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些活动都是由中国国内机构与不同的外国机构、以不同的层次及多种多样的形式组织的。其中的一次重要会议是1993年6月在大连举行的“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也被称为“大连会议”。这次会议给我提供了再次参与中国改革的机会,也成为我重返中国的一大契机。

  

五、组建中金公司,助推国企和金融改革


   1990年,我离开世行中国代表处回到世行总部,负责西非各国事务。20世纪70年代,我曾作为世行经济学家常驻尼日利亚拉各斯。我遗憾地发现,在这之后的近20年时间里,尼日利亚和大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明显改进,有些领域反而呈现倒退情形。此外,我在世行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常驻,已不大习惯世行总部的文化氛围。这一切都令我十分怀念在中国的工作。

   1992年底,老朋友刘国光在华盛顿和我见面,我向他透露了心事,他听后对我大加鼓励。回国后的12月5日,他向朱镕基副总理写信,转述了我对中国金融改革的想法。朱镕基副总理在信上批示了四个字:“是件好事”。这对我无疑是莫大的鼓励。

   1993年3月,世行安排我去哈佛商学院参加“高层管理课程”(Advanced Management Program)。三个月的学习让我大开眼界。尤其是了解到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比如投资银行,可以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时,我异常兴奋。事实上,90年代初,中国已有不少经济工作者在探讨发展资本市场的可行性。与此同时,许多外国金融机构也正千方百计地进入中国市场。我当即萌生了重返中国的念头,期盼着自己能在中国金融领域的迅猛发展过程中有所作为。在不少中国朋友的建议和支持下,完成哈佛商学院的管理课程之后,5月28日,我写信给朱镕基副总理,提出在中国设立一家合资投行的想法,并请求面谈。80年代考察中国经济时我便与朱镕基副总理相识,后来他担任上海市市长时,与世行代表处也有业务往来。

   6月10日至12日,世行中国局邀请我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连会议”,这对我来说可谓恰逢其时,因为很可能有机会面对面地向朱镕基副总理说明我的想法和建议。果然,会议结束前一天,我接到来自北京的通知,朱镕基副总理同意见我。于是,我启程前往北京。

   6月13日,在与朱镕基副总理的会见中,我们谈到了企业重组和兼并,讨论了如何用市场机制而不是像计划经济时期那样用行政手段来推动这项工作。我们还谈到了中国需要外国资本发展基础设施,以及如何通过资本市场运作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谈到了投行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朱镕基副总理说,合资投行可以提高内资和外资的配置效率,有助于改善整体市场经济中的投资决策。会见结束时,他鼓励我试着在中国创建一家合资投行。

   此次会见后不久,我毅然决定重返中国,帮助组建一家合资投行。我的想法得到世行总部的支持,特准我停薪留职两年。12月17日,我向朱镕基副总理递交了设立一家合资投行的申请。文中说:“希望在中方的支持下,联合外方一些机构,借鉴国际经验,建立一个符合国际标准和惯例的投资机构。这个机构不仅可以在国际上募集巨额资金,更可以推动和帮助国有企业改革,为国家金融改革和人才培育做出示范。”这份申请由中国人民银行陈元副行长转呈。

   改革试点想取得成功,中外机构能否有效合作至关重要。因此,在公司的股权设计方面,我们决定中外双方各持股50%,这样不会一方独大。在数月的斟酌以及多方、多轮谈判后,摩根士丹利最终成为外方大股东,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和香港名力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为外方小股东。中方大股东是中国建设银行,小股东是财政部与经贸委下属的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经过近两年繁复的筹备、多轮的复杂磋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CICC,简称“中金公司”)终于在1995年6月25日得到中国人民银行的批准,获得中国首份中外合资投行营业执照。

   成立至今,中金公司无疑取得了成功。作为发起人之一,我为自己当年在哈佛课堂上萌生的念头和随后的决定深感欣慰。我在投行领域毫无实践经验,在这之前的职业生涯也从未涉足商业企业。中金公司成立后,我的作用不再明显。担任首任总裁仅几个月后,世行特准我两年的停薪留职期限也到了,我完成了重返中国的使命,于1996年1月返回世行,直接到新德里,主管世行印度业务。

   中金公司创业的功绩主要得益于首任董事长王岐山领导下的中方管理团队,他们的共同努力为公司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获得顶级国际投行技术,公司起初三年全权委托摩根士丹利进行业务管理(后延至五年),这在当时是个大胆的举措。事实证明,这一安排对实现彻底转让投行管理实务和技术是完全必要的。为确保公司长足发展,在合规、风险管理、员工薪酬和激励等方面,中金公司采取了符合最先进国际惯例的市场化做法。

   回顾这一历程,作为改革试点的中金公司可以说是中国金融改革中的一次思想对外开放。当时的中国正致力于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体系,投行是新生事物,更何况这是一家中外合资投行。中金公司在国企改革中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大大提升了国有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的能力,还培养了一大批投行专家,成为中国投行界的“黄埔军校”。从成立到现在,中金公司有千余名员工到海内外其他金融机构工作,公司早期管理团队成员均成为中国主要金融机构的高管。由此可见,中金公司在申请成立文件中描述的愿景已经基本实现。

如前所述,邓小平曾在20世纪70年代末号召“虚心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中金公司的创立和发展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精神。在2005年的“中金论坛”上,首任董事长在论及中金公司的发展历程时总结道:“改革开放激发的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对资本市场提出了要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3247.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