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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烁:美国公立高校惩戒学生行为的正当程序

更新时间:2018-11-06 01:13:51
作者: 李烁  

   Dixon案中,九名黑人学生因参加民权示威运动而被学校开除。这些被开除学生对此不服并诉诸法院,理由是学校并未向其提供任何关于参与民权示威运动会导致开除的通知,亦没有给予其听证的机会,从而剥夺了宪法赋予他们的正当程序权利。地方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学校无需向被开除学生下达通知书或是召开任何形式的听证会。联邦第五上诉法院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其认为,学校应向学生提供一份指控证人名单以及一份口头或书面的证词报告,给学生一个就某项指控向学校董事会或管理层作自我辩护的机会,并且允许学生以个人名义作一份口头证词或书面陈述。联邦第五上诉法院在明确被开除的学生享有宪法正当程序权利的同时,更是对传统理论及实践提出了挑战:

   一方面,联邦第五上诉法院公开指出,教育实际上对学生个人和社会来说都比过去法院所认为的更为必要。将教育作为不受法律保护的特权这一旧的教育理念已经过时。依照联邦第五上诉法院的逻辑,接受高等教育已经成为公民个人的一种根本的需要,不再是少数人才能享有的特权。既然接受高等教育不再是一种特权,当学生接受教育的机会有遭受侵害之虞时,其应当受到宪法的保护,而这一侵害行为也应当受到正当程序审查。

   另一方面, 联邦第五上诉法院并没有因为公立高校扮演着的父母角色而拒绝对公立高校的惩戒学生行为进行正当程序审查。也没有因为公立高校的专家身份,而完全屈服于作为专家的公立高校所作出的惩戒学生行为。相反,联邦第五上诉法院明确要求公立高校开除学生决定的作出应当满足正当程序之要求。正如有学者所言,“Dixon案之后,公立高校的学生因为知道其所在的高校不能任意行使开除学生的权力而至少能感到些许慰藉”。[25]

   Dixon案中,联邦第五上诉法院将高校的开除学生决定分为基于学术原因的开除与基于纪律原因的开除两种。就其看来,只有基于纪律原因的开除决定才应当遵循正当程序之要求,而基于学术原因的开除无需给予被开除学生通知和听证的机会。原因在于,“基于纪律原因的开除起因于学生的不端行为。指控学生有不端行为,涉及事实与证据的收集,主要是与学术判断无涉的事实问题,而包括听证在内的较严格的程序有助于事实的查明”。[26]

   联邦第五上诉法院对于公立高校基于学术原因的开除依旧持不予审查的态度。因此,Dixon案判决作为先例的意义仅仅及于公立高校的纪律性惩戒,而不涉及到公立高校的学术性惩戒。同时,在Dixon案中,原告的诉求只是要求州立大学开除学生时应当遵守必要的程序,无关乎开除决定的实质内容正当与否问题。因此联邦第五上诉法院也仅仅是根据原告的诉求,对州立大学的开除决定进行“程序性”正当程序审查,法院的判决没有涉及到“实质性”正当程序审查问题。

  

四、公立高校学术性惩戒的“程序性”正当程序审查


   在Goss v. Lopez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将“程序性”正当程序的审查范围从基于纪律原因的开除扩大到短期停学这一惩戒形式,并确立了公立高校在严重程度类似的纪律性惩戒中遵循正当程序原则之先例。[27]同Dixon案一样,尽管Goss案中涉及的审查对象只是公立高校的纪律性惩戒,但Goss案的判决对之后其他法院将程序性正当程序原则适用于公立高校的学术性惩戒产生了正面的影响。[28] 这一点在Greenhill v. Bailey案[29]以及Horowitz v. Board of Curator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案[30]中有所体现。

   在Greenhill案中,学校认为原告存在智力上的缺陷以及没有充分准备而导致的学业上的失败,故将其开除,并将这一情况汇报给全美医疗协会。联邦第八上诉法院认为学校的汇报行为提前关闭了原告利用其他机会进入医学院的自由,并据此得出开除行为侵犯了原告的自由权益这一结论。在此基础上,联邦第八上诉法院进一步强调,原告的自由权益不能在没有采取正当程序的情况下被高校所剥夺,其至少应当获得关于他智力不足以及没有充分准备而导致的学业失败的书面通知,因为导致原告被开除的原因可能会构成他将来在其他地方就读医学院的污点。同时,原告还应当获得听证的权利,以保证其有机会反驳那些通过医疗协会进入其他医学院的不利材料。从联邦第八上诉法院的裁判逻辑看,公立高校学术性惩戒的作出应当严格遵循类似于Dixon案中纪律性惩戒的正当程序要求,即下达通知书并召开听证会。

   在次年发生的Horowitz案中,原告因为在个人卫生、医患关系以及个人医术等方面被评定而被要求留校察看一年。第二年,经过复审程序以及申诉程序中的评估委员会再次评估之后,学校最终决定将其开除。原告对此不服,便以开除决定违反正当程序原则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强制学校恢复其学籍。联邦第八上诉法院认为,学校针对原告的开除严重影响了原告继续接受医学教育或在医学相关领域得到雇佣的机会,进而剥夺了宪法赋予给她的正当程序权利。在此基础上,联邦第八上诉法院要求学校在开除原告之前不仅需要事先通知原告,还应当给原告一个听证的机会,以便原告能够有效反驳学校对其作出开除决定的证据。同Greenhill案一样,在Horowitz案中,对于公立高校的学术性惩戒是否受到正当程序审查问题,联邦第八上诉法院秉承了较为严格的立场,尽管该两个案件涉及的只是“程序性”正当程序审查问题。

   Horowitz案最终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该案中[31],关于公立高校的学术性惩戒是否受到正当程序审查这一问题,联邦最高法院态度暧昧,让人难以捉摸。一方面,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无需就原告是否已经被剥夺了自由或财产的权益下定论,即使假定有的话,原告已经获得了宪法所要求的正当程序,因为学校已经充分通知原告教员对其临床表现不满,以及其不能按时毕业与就读的风险。另一方面,联邦最高法院并不认可上诉法院关于原告享有听证机会的主张。其在详细阐述了本案中对听证程序的要求与Goss案的不同之基础上,强调了正当程序条款的灵活性。并进一步认为,学生没有达到学业标准和违反有效的学生行为准则之间的显著差别很好地说明了灵活适用正当程序条款的必要性。这种差别要求我们在学术性开除案件里遵循的程序要求远远不如在纪律性案件中那么严格。

   本文以为,联邦最高法院不认可原告享有听证机会的观点并不意味着其反对对公立高校的学术性惩戒进行“程序性”正当程序审查。[32]正如联邦最高法院所言,“正当程序的本质否定了唯一一种适用于任何可想象情形的固定程序的概念”。[33]作为一项非常灵活的原则,如何才能满足程序“正当”并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不同情形下程序“正当”的要求有所差异,既可能要求听证,也可能不要求听证,有时是正式的听证,有时非正式的听证亦可。在Horowitz案中,考虑到学生没有达到学业标准和违反有效的学生行为准则之间的显著差别,联邦最高法院对学术性开除与纪律性开除所应当遵守的正当程序要求进行了区别对待,区别对待的结果便是学术性开除的作出只需要通知学生即可,不需要给予被开除学生听证的机会。

   退一步而言,即便在Horowitz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并未明确指出公立高校学术性惩戒应当受到“程序性”正当程序审查,但是,联邦最高法院模棱两可的立场并没有妨碍下级法院基于对联邦最高法院所作判决的解读,而将公立高校的学术性惩戒纳入“程序性”正当程序审查范围之内。“从Horowitz案之后的司法实践看,多数法院还是持这样一种立场,即当学生的为宪法所保护的财产或自由权益因为高校的学术判断而遭受剥夺时,该学术判断至少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程序性正当程序原则之约束”。[34]只不过考虑到公立高校学术性惩戒的正当程序要求较为宽松,多数法院认为,公立高校基于学术判断而针对学生所作的惩戒行为无需给予被惩戒学生听证的机会。

  

五、公立高校学术性惩戒的“实质性”正当程序审查

  

   公立高校学术性惩戒的“程序性”正当程序审查,关注的是学术性惩戒的程序正当与否问题。而“实质性”正当程序审查则不同,其关注的是学术性惩戒所立足的学术判断本身是否正当问题。Horowitz案中,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隐约涉及到了公立高校学术性惩戒的“实质性”正当程序审查问题,尽管Horowitz案判决作为先例通常是在“程序性”正当程序审查问题上被援引。

   在Horowitz案中,原告在程序性诉求之外,还主张学校的开除决定并非是“谨慎并经过深思熟虑的”,违反了实质性正当程序原则。针对这一“实质性”正当程序诉求,联邦最高法院同意下级法院以“武断或恣意”标准对公立高校的学术性惩戒进行司法审查的观点。即公立高校基于学术原因开除学生的,如果表现出明显的武断或恣意,法院可以对该开除决定下达禁止令。依据这一标准,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学校开除原告是在七个独立医生审查她的成绩之后作出的,因此是“认真和深思熟虑”的,据此得出原告的正当程序权利并未受到武断或恣意对待这一结论。[35]

   与Horowitz案相关的另一个案件是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v. Ewing案[36]。之所以认为二者相关是因为在Ewing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具体阐述了Horowitz案判决中的‘明显是武断或恣意的’这一僵化标准”。[37]该案中,原告向法院提出了一个“实质性”正当程序诉求。其认为学校的开除决定“明显是武断或恣意的”,原因是学校在没有让其参加补考的情形下就将其开除的。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不能简单因为学校没有让其参加补考就能证明学校的开除决定“明显是武断或恣意的”。“除非学术决定实质偏离公认的学术准则,以至于相关的人员或委员会实际上没有在进行专业学术评判,否则他们的决定不能被推翻”。至此,Horowitz案中所确立的“武断或恣意”标准得到进一步阐释与说明。即法院一般不对公立高校关于某个纯粹学术问题的判断进行干预,更不会对其实质性内容进行审查,除非其认为高校的这一判断与公认的学术准则相偏离。依据这一标准,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学校对原告的开除是建立在对其过往在校学术表现基础上而经过审慎考虑的,其并非在理性的学术判断范围之外。

   在Horowitz案及Ewing案中,虽然从裁判文书的表达看,联邦最高法院并未明确提出公立高校的学术性惩戒应当受到“实质性”正当程序司法审查,但是这并未妨碍下级法院受理权益受到侵害的学生的“实质性”正当程序诉求。从之后的相关判例看,即便有法院并不认可Ewing案判决确立了对公立高校的学术性惩戒进行“实质性”正当程序审查的先例这一观点,但是这些法院依旧大多会将Ewing案中所确立的审查标准应用于高校的学术性惩戒上[38],如果公立高校的学术性惩戒没有实质背离公认的学术准则,法院一般不会对其进行诘难。例如在Haberle v. University of Ala. in Birmingham案[39]中,原告由于博士资格考试不合格,而被研究生指导委员会取消博士生学籍。针对Haberle的“实质性”正当程序诉求,联邦第十一上诉法院在借鉴Ewing案中所提出的“实质偏离公认的学术准则”标准之基础上认为,被告关于申请博士学位者即便开始论文课题研究也应当参加资格考试的要求,并未实质背离公认的学术准则,故没有违反“实质性”正当程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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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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