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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永:宋明理学大家的书院记述通论

更新时间:2018-11-06 00:46:53
作者: 郝永  

   内容提要:胡适之先生以书院为中国千年来演化出来的一种高等教育制度,当代学人朱汉民先生则从儒家学统、道统建构的意义上来评价它。

   书院尽管为民间教育机构,但因其经世致用价值观和官方一致,得到官方认可与支持。张栻、吕祖谦、朱熹和王阳明等理学大家,既是儒家思想家,也是大教育家。

   他们都通过书院进行了卓有成效、影响深远的教育教学活动,且亲为相关书院作记文。张栻有《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吕祖谦有《白鹿洞书院记》,朱熹有《衡州石鼓书院记》,王阳明有《东林书院记》和《万松书院记》等。

   在他们的论述中,述及书院的若干基本属性:虽说是民间教育机构,但其修建尤其缉修则实有官方主导的背景;其活动内容是研修儒学、传承明伦学统;其办学动机是补充官学于道德人格教育上的不足。在当下书院复兴的背景下,这些书院属性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宋明理学;理学家;书院;记述;通论;

  

一、引  言

  

   关于中国传统书院,胡适之先生曾说:“光绪变政,把一千多年来书院制度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了。”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给予书院这么高评价,是因为书院代表了千年来的“自动研究精神”,是因为“书院是中国一千年来逐渐演化出来的一种高等教育制度”,是因为书院是“这一千年来造就人才,研究学问,代表时代思潮,提高文化的唯一机关”。[1]

   当代学人朱汉民先生则从建构理学学统视角阐述南宋时期的理学家力推书院的缉修:“南宋时期的理学家有一种强烈建构书院学统,以确立书院在儒家道统史上的意义、地位的精神追求。”[2]二位先生从各自学术视角对书院意义的评价,无疑是有道理的。

   本文所谓宋明理学大家,指张栻、吕祖谦、朱熹和王阳明等。这些儒家思想家同时还是大教育家,他们都通过书院进行了卓有成效、影响深远的教育教学活动,且亲为相关书院作记文。

   张栻有《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吕祖谦有《白鹿洞书院记》,朱熹有《衡州石鼓书院记》,王阳明有《东林书院记》和《万松书院记》等。朱熹还上书朝廷、面见时君以论述重建白鹿洞书院的必要性。

   通过这些文本,理学大家们论述了书院在办学动机、教育内容和官方背景上的基本属性。其办学动机是“匡翼夫学校之不逮”,[3]补充官学教育的不足;教育内容上,理学大家们分别从自己的学术主张出发,在“书院记”中展开阐述书院儒家圣贤之学的本体性;而书院的官方背景,也在他们对书院建修的记述中。

  

二、书院建修的官方背景性

  

   一般说来,书院是唐宋以来的一种民办教育机构。但是,就宋明理学大家的书院记述的名书院看来,它们有的是民间初创,有的在其肇端就有官方背景。民间初创者,如石鼓书院是唐元和年间的隐士李宽:“起唐元和间,州人李宽之所为。”[4]

   白鹿洞书院始为唐人李渤隐居读书之地:“唐李渤之隐居。”[5]东林书院始为宋代杨时讲学之所:“宋龟山杨先生讲学之所。”[6]而岳麓书院和万松书院,其初创时即已有官方的背景:岳麓书院是宋代开宝九年(976)“知州事朱洞之所作”;[7]万松书院则是“弘治初,参政周君近仁因废寺之址而改为之”。[8]

   但是,据这些理学大家的书院记述,即使民间创办的书院,其后的重建或者缉修,也均有以地方官主持、参与形式表现出来的官方背景。

   (一)张栻记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始建于宋开宝九年(976),时潭州知府朱洞主持修建。张栻《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曰:“潭州岳麓书院,开宝九年,知州朱洞之所作也。”[9]朱洞之后四十五年,李允则继任:“后四十有五年,李允则来,为请于朝,因得赐书藏”,即请求中央支持添置图书。

   此时的岳麓书院山长是著名的周式:“是时,山长周式以行义著。”因为工作业绩显著,周式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获得真宗皇帝召见,书院也获赐“岳麓书院”门额:“召见便殿,拜国子学主簿,使归教授,诏以‘岳麓书院’名,增赐中秘书,于是书院之称始闻天下。”有了国家最高层的支持,岳麓书院走向第一次鼎盛。后于两宋之交遭战火洗劫。

   乾道元年(1165),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刘珙重建岳麓书院,他在安定地方后,“葺学校,访儒雅,思有以振起”,当地有识之士趁机“合辞以书院请”,刘珙清醒认识到重建岳麓书院的重要意义:“侯竦然曰:‘是因章圣皇帝所以加惠一方,劝励长养以风天下者,亦可废乎?’”于是“乃命州学教授金华邵颖经纪其事,未半岁而成”,并请名儒张栻主持书院。

   乾道三年(1167),朱熹来岳麓书院访问,与张栻举行了学术史上有名的朱张会讲。岳麓书院实现了再一次鼎盛。

   (二)吕祖谦记白鹿洞书院和朱熹记石鼓书院

   白鹿洞书院为朱熹知南康军时,于淳熙六年(1179)重建。吕祖谦《白鹿洞书院记》录朱熹语曰:“郡虽贫薄,顾不能筑屋数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续先贤之风声于方来乎?”[10]

   朱子于是“属军学教授扬君大法、星子县令王君仲杰董其事,又以书命某记其成。”朱子又说白鹿洞书院曾受到宋太宗的重视:“太宗皇帝驿送九经,俾生徒肄业之地也。”他还认为宋太宗“于汛扫区宇,日不暇给之际”仍然“奖劝封殖,如恐弗及”,重视白鹿洞书院,是“规摹远矣”,有更深远的用意。

   据朱熹《衡州石鼓书院记》,石鼓书院和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一样也曾受“皇恩”:“国初时,尝赐敕额。”[11]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知州潘畤曾复书院:“部使者东阳潘侯畤德鄜始因旧址,列屋数间,榜以故额,将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遗憾却“未竟而去”。

   淳熙十四年(1187)知州宋若水继之:“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渊又因其故而益广之,别建重屋,以奉先圣先师之象,且摹国子监及本道诸州印书若干种若干卷,而俾郡县择遣修士以充入之。”并得到其他地方官响应,他们或出钱或出地:“连帅林侯栗、诸使者苏侯诩、管侯鉴、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赍割公田以佐其役,踰年而后落其成焉。”

   用时一年有余,书院建成,请朱熹作记:“于是宋侯以书来曰:‘愿记其实,以诏后人,且有以幸教其学者,则所望也。’”时朱熹任职江西提点刑狱公事。

   (三)王阳明记万松书院和东林书院

   万松书院在“浙省南门外,当湖山之间”。[12]初成于弘治初年,主持修建者为时浙江省参政周近仁:“参政周君近仁因废寺之址而改为之,庙貌规制略如学宫,延孔氏之裔以奉祀事。”

   改佛家寺庙而为儒家书院,学宫规制,请孔子后代负责祭祀事宜,主要功能是祭祀孔圣。之后分管官员不断打理:“有司相继缉理,地益以胜,然亦止为游观之所,而讲诵之道未备也。”但也仅是游览胜地而尚未具备儒学讲诵功能。

   嘉靖四年(1525),巡按御史潘景哲为广揽人才,“既简乡闱,收一省之贤而上之南宫矣,又以遗才之不能尽取为憾,思有以大成之”,于是增修万松书院:“乃增修书院,益广楼居斋舍为三十六楹;具其器用,置赡田若干顷。”

   以“白鹿洞书院学规”为书院教学原则,选拔优秀人才到书院读书:“揭白鹿之规,抡彦选俊,肄习其间,以倡列郡之士。”并安排专职人员负责书院的增修工作:“而以属之提学佥事万君汝信。”

   得到当时浙江各级官吏的赞同:“藩臬诸君咸赞厥成,使知事严纲董其役,知府陈力、推官陈篪辈相协经理。”不久即告完工,并请王阳明作记文:“阅月逾旬,工讫事举,乃来请言以记其事。”

   东林书院,据王阳明《东林书院记》,没有石鼓、岳麓、白鹿洞等被“皇恩”的“高贵”。但在明代,其重用、重修也有一定的官方背景。先是成化年间,后官户部郎中的邵宝为举子时曾聚徒讲学其中:“成化间,今少司徒泉斋邵先生始以举子复聚徒讲诵于其间。”[13]

   邵宝出仕后,书院由其门人华氏打理:“华氏,先生之门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让其地为书院,以昭先生之迹,而复龟山之旧。”邵宝请王阳明为东林书院作记文,时无锡县令高文豸听说后也来相请:“辽阳高君文豸方来令兹邑,闻其事,谓表明贤人君子之迹,以风励士习,此吾有司之责,而顾以勤诸生则何事?爰毕其所未备,而亦遣人来请。”

   此外,王阳明《稽山书院尊经阁记》还记述了时郡守南大吉主持并令山阴县令吴瀛缉修稽山书院事:“越城旧有稽山书院,在卧龙西冈,荒废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将进之以圣贤之道。于是使山阴令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

  

三、书院的儒学传承性


   在宋明理学大家的论述中,办书院的动机不是培养科举功利之徒,教学的内容不是研究辞章之学,而是培养德才兼备的经世致用之才,并和出世的道、佛争夺意识形态阵地的儒学。

   自南宋以来的理学大家们,张栻、吕祖谦、朱熹等,分别站在其学术立场上,在其书院论述中,阐发其儒学的主张。

   (一)张栻的“求仁”之学

   张栻《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论述的是他的“求仁”之学。其入论曰:“惟民之生,厥有常性,而不能以自达,故有赖圣贤者出而开之。是以二帝三王之政,莫不以教学为先务。至于孔子,述作大备,遂启万世无穷之传。其传果何与?曰:‘仁也。’”[14]

   他说,先圣王之政以教学为先,孔圣之传,以“仁”为本,纲领性地提出了“仁”的儒家学统核心地位。

   张栻之所以认为孔圣之传以“仁”为本,因为“仁”就是“人心”:“仁,人心也。”[15]是万事万物的本体与主宰:“率性立命知天下而宰万物者也。”是人视听言动行为、日常生活之道:“今夫目视而耳听,口言而足行,以至于食饮起居之际,谓道而有外?夫是乌可乎?”

   张栻虽然以“仁”为日用之道,但又认为“求仁”难度很大,因为天理和人欲同体,要艰难且精心于学,才能辨明二者之间的细微差别:“虽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毫厘之差,霄壤之谬,此所以求仁之难,必贵于学以明之。”

   张栻以孟子为“求仁”的表率:“孟氏之发仁深切也。齐宣王见一牛之觳觫而不忍,则教之曰:‘是心足以王矣。’……论尧舜之道,本于孝弟,则欲其体夫徐行疾行之间,指乍见孺子匍匍将入井之时,则曰:侧隐之心,仁之端也,于此焉求之,则不差矣。”

   他现身说法,说自己“尝试察吾事亲从兄,应物处事,是端也,其或发见亦知其所以然乎”,并进而主张将自己“求仁”的成果扩而充之,则尽管艰难,仍可得其大体:“苟能默识而存之,扩充而达之,生生之妙,油然于中,则仁之大体,岂不可得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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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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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原道》第34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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