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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忠君”观念与易代之际颍川士族的政治选择

更新时间:2018-11-06 00:40:26
作者: 王勇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魏晋时期,在社会的解构与重组间,文化思想也经历了复杂的变迁。魏晋时期儒家思想不再是统治意识形态,也并没有占据思想的中心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思想失去了影响力。

   颍川士族的家族声望的获得多与儒学信仰有关,在汉晋易代之际,他们面对政权交替陷入了双重的困境:一方面受制于“忠君”观念,他们对旧政权表现出复杂的情感;一方面面临新政权的压力,他们不得不选择妥协、合作。

   通过对颍川士族在易代之际的考察,有助于我们认识儒家思想与魏晋士族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荀彧、陈群、陈泰及庾纯四人在易代之际的言行,我们不难看到他们面对政权鼎革时内心的矛盾与彷徨。

   一方面他们不得不向新政权妥协甚至合作,但另一方面他们深受儒家教育,儒家“忠君”伦理观念对他们仍然产生约束,致使他们对旧政权存留千丝万缕的心理联系。

   关键词:颍川士族;“忠君”观念;政治选择;双重困境

  

  

一、魏晋家风与儒家思想

  

   魏晋时期,在社会的解构与重组间,文化思想也经历了复杂的变迁。

   干宝在《晋纪》总论中对魏晋士人在思想与实践上脱离儒家规范做过深刻批评:“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斥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1]

   顾炎武认为,魏晋士人“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的风气造成了“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的严重后果。[2]这些批评反映了魏晋时期儒学衰微的一般情况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某些社会现象。

   士人仰慕名士风度,背离礼法,纵情任性成为了普遍的社会风气,在这一背景中儒学衰落成为了对魏晋的时代特征。需要注意的是,儒学作为统治意识形态,其影响力确实难以比拟两汉。但作为一种思想,儒学并未完全失去生命力,从魏晋士族的家风中不难发现这点。

   魏晋人立身持家时常深受儒学影响,如庾亮“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晋书·庾亮传》)。钱穆先生认为魏晋以来士族最希望门第中人能具有孝友之德行,并言“当时极重家教门风,孝弟妇德,皆从两汉儒学传来。”[3]事实上确如钱穆所论,魏晋士族大多出于汉末,其家族声望的获得多与儒学有关。

   譬如《晋书·庾峻传》载庾峻见苏林一事:“峻少好学,有才思。尝游京师,闻魏散骑常侍苏林老疾在家,往候之。林尝就乘学,见峻流涕,良久曰:‘尊祖高才而性退让,慈和泛爱,清静寡欲,不营当世,惟修德行而已。

   鄢陵旧五六万户,闻今裁有数百。君二父孩抱经乱,独至今日,尊伯为当世令器,君兄弟复俊茂,此尊祖积德之所由也。’”

   从苏林的叙述来看,庾乘谦让慈和,不以经营为务,仅修德行而已。苏林认为庾氏能在动乱中保全且子弟俊茂都是因庾乘积德之故。当时的陈氏、庾氏、荀氏等都有“德门”之誉,这些家族的社会声望都与其儒学修养有关。

   儒学对于魏晋士族有何意义,这个问题是颇值得思考的。川胜义雄将魏晋士族的产生上溯到东汉末期的清流,但是他也指出清流中如李膺、杜密等人的后代却没有成为士族。[4]唐长孺在《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一文中指出,汉末的大姓与名士是魏晋士族的基础,这些大姓与名士的范围比清流涵盖的范围要宽泛得多。[5]

   无论是川胜义雄还是唐长孺,他们都注意到这些士族与儒学之间存在的不可分离的联系,颍川士族正是浸染在这浓厚的儒学传统中。我的问题是,儒家思想在魏晋士族的政治选择中是否发生了影响,儒家思想如何作用于士族。

   不妨从范晔在《后汉书·儒林传》中的议论入手:“自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人诵先王言也,下畏逆顺势也。

   至如张温、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眄,则天业可移,犹鞠躬昏主之下,狼狈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绳约,而无悔心,暨乎剥桡自极,人神数尽,然后群英乘其运,世德终其祚。

   迹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历年所者,斯岂非学之效乎?故先师垂典文,褒励学者之功,笃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于杀逆,其将有意乎!”

   范晔指出,后汉之所以颓而不倾,乃是由于儒学之功。张温、皇甫嵩之流没有移汉鼎,也是受到儒家道德意识的约束。范晔身处刘宋,观魏晋以来士族重“家”而轻“国”的现象不禁有感,见识确实卓越。总结他的论点,东汉权臣不敢倾覆汉朝政权,乃是受制于东汉社会舆论及士人“忠君”意识。

   与范晔的议论形成呼应的是萧子显在《南齐书·王俭传》中见解:“魏氏君临,年祚短促,服褐前代,宦成后朝。晋氏登庸,与之从事,名虽魏臣,实为晋有,故主位虽改,臣任如初。

   自是世禄之盛,习为旧准,羽仪所隆,人怀羡慕,君臣之节,徒致虚名。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

   萧子显指出,曹魏立国时间短促,服色沿袭前朝,而当朝之官成为后朝之臣。司马氏选任人才,与之共事,虽然名义上还是曹魏的臣子,实际已经是司马氏所有,故而君主虽然改变,但臣子依然如前朝。

   自魏晋鼎革出现这种“主位虽改,臣任如初”的情况后,前朝旧臣又为新朝臣工,家族地位与权势并未受到太大影响,于是导致人人羡慕“羽仪所隆”,而使君臣之节“徒致虚名”。

   萧子显所论乃是自魏晋禅代以来士族重家族利益而轻国家兴亡的现象,新政权吸收接纳前朝的臣属,导致世人羡慕荣禄之盛,而忘却君臣之节。

   范晔与萧子显所论述的问题涉及的是士族在“国”与“家”之间的选择,从东汉豪族到魏晋士族选择的变化,我们不难看出背后隐藏的文化的转变。

   余嘉锡尝言:“魏晋士大夫止知有家,不知有国。故奉亲思孝,或有其人;杀身成仁,徒闻其语。……六代相沿,如出一辙,而国家亦几胥而为夷。爰及唐、宋,正学复明,忠义之士,史不绝书。故得常治久安,而吾中国亦遂能灭而复兴,亡而复存。”[6]

   余嘉锡将六朝与唐宋对比,指出六朝士人无忠义之节,归根结底在于儒学的衰退。事实上,理解魏晋士族这样的选择需要将这一问题置于汉末以来士人信仰崩溃的大背景下。

   汉末两次党锢之祸以来,士人的信仰崩溃,纷纷从儒家思想脱离,在解构与重组间寻找人生的归宿与心灵的安慰,于是有隐逸遁世者,有纵情任性者,有服药求仙者,有终日醉酒者,有汲汲经营者。

   从范晔与萧子显的论述我们发现在魏晋时期“忠君”观念对士族的政治选择影响甚大。在进入对颍川士族的讨论之前,宜对“忠君”观念进行简单的考察。

  

二、魏晋士人忠君观念考略


   “忠”“孝”思想是儒家伦理的核心观念,但先秦至魏晋,儒家对“忠”“孝”关系的阐发并非一成不变。孔子“忠”的基本含义指的是个体发自肺腑的情感,也就是《说文解字》所说的“敬也。尽心曰忠。”[7]

   《论语·里仁》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论语·八佾》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在原儒思想中“忠”并不具有臣子对君主绝对服从的意义,《论语》中更多的强调“孝”,“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但到了《孝经》中,对“忠”“孝”关系的看法已经不同于《论语》了。《孝经·广扬名章》云:“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论语》言“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

   《孝经》将孔子的思想进一步推进,明确地将事亲之“孝”移植到事君之“忠”,把伦理范畴的“孝”推演成政治范畴的“忠”,并更进一步指出“忠”乃是“孝”的终极表现形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至此,《孝经》将伦理的“孝”扩展到政治领域,完成了“孝”的政治化过程,树立了“忠君”的最高价值观念,孔子“曲忠维孝”的观念已经演变为“移孝作忠”了。

   西汉时期,儒家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董仲舒作《春秋繁露》继续加强了“忠君”思想的阐释:“臣之义比于地,故为人臣者,视地之事天也;为人子者,视土之事火也……是故孝子之行,忠臣之义,皆取法于地也。地事天也,犹下之事上也。”[8]

   董仲舒以天道来喻人事,为人间秩序提供神圣的解释。他将父子、君臣的关系比作天地的关系,那么“忠君”不仅是神圣的,也是自然的。

   君臣的统治与服从关系就是阴阳关系的表现,阳尊阴卑乃是出于自然之道:“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妇为阴。

   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义……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之于天。”[9]

   “忠君”作为儒家思想的中心价值观念在《白虎通·三纲六纪》中得到了最终确认,君臣关系被视为社会的纲常:“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故《含文嘉》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10]

   《白虎通·丧服》将“忠”与“孝”的内涵沟通起来,“臣之于君,犹子之于父,明至尊臣子之义也。”通过这样的理论建构,确认了“忠君”作为儒家思想的中心观念。

   东汉时期随着儒学的兴盛以及儒家思想向下层的扩散,忠君思想对士人的行为产生了极大约束,顾炎武在论两汉风俗时说道:“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11]

   顾炎武所说王莽代汉时的“大义未明”实际指的就是忠君观念的缺失,既而他又举范晔论后汉士人的言行作为对照,以昭示忠君观念对于维系国家的重要作用。但经历了后汉两次党锢之祸,“忠君”思想开始动摇,士人不再如东汉那样尊奉“忠君”思想。后世论及魏晋,多斥责士人重“家”轻“国”,缺少忠君之节。[12]

   事实上,汉魏之际在士人的观念中已经开始以“孝”重于“忠”了。《三国志》注引《邴原别传》的事例可略见彷佛:“太子燕会,众宾百数十人,太子建议曰:‘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众人纷纭,或父或君。时原在坐,不与此论。太子谘之于原,原悖然对曰:‘父也。’太子亦不复难之。

   曹丕所设之问就是“忠”“孝”先后问题,坐中众说纷纭,可见当时士人已经不再像东汉那样以“忠”为先了,邴原的回答更是斩钉截铁,汉代以来树立的“忠君”思想在此时已经发生动摇了。

有的学者据此认为魏晋时期“孝先于忠”,并以“孝”的观念来解释士族的选择,对“忠君”观念的影响关注甚少。[13]我认为儒家思想的“忠君”意识在魏晋并非完全被抛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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