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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培运:儒家思想的本质是“责任”

更新时间:2018-11-04 00:56:13
作者: 荆培运  

   “仁”“和”“中庸”……儒家思想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一向不缺答案。但无论“仁”“和”还是“中庸”,都仅仅部分地反应了儒家的思想观念;综合起来,只有“责任”,才是儒家思想内核的内核,尽管孔孟等人并未作此概括。以“责任意识”为根本指针的儒家思想,拒绝道家那种“高大上”式的玄远,拒绝墨家“草根”式的琐屑,拒绝法家“狱吏”式的苛细,人性化地满足了社会对理论的需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人性化是其最显著的特征。

   儒家对“人”(而不是“神”)有着极高的定位:“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两千年后,英国人文主义作家莎士比亚称人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这种把人看作“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首)”的观点,决定了儒家的“人生”设计十分严肃——至少要对得起“人”在天地间的这种地位。

   然而人性是复杂的,就其本能而言,人总是倾向于膨胀私欲、挤占他人权利空间。若不加以约束,必然导致冲突,引发社会危机。为避免这种情况,儒家认为,在刑法等硬性制度之外,还需要一套软制度,来教化人们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不忘对他人对社会尽责。他们把这套“文化”(文明的教化)的软制度归纳为“礼”,刑法与礼,是社会治理的左右手。

   周代“五刑之属三千”,民无所措手足。儒家看到这种情况,觉得应该纠偏,所以特别强调礼的教化作用:“民之所由生,礼为大。”关于社会治理,孔子本来是主张“以德以法”、法德并用的,“刑辟”(刑法)是最后选项,所谓“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孔子认为:一旦人们能自觉克制私欲、遵循践行“礼”,天下就太平了(“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礼的好处是“止邪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向好并远离罪恶)而不自知”。关于“礼”,大部分典籍散遗了,现存的《礼记》,是对古典“礼仪”的解释,可谓“礼”的冰山一角。《礼记》说圣人“为礼以教人,使人有礼”,首要的是为了将人与“能言”的猩猩鹦鹉区别开来——发扬人的社会性、抑制人的动物性,确保人的言行像个人而非禽兽,是礼的底线。

   由《礼记》等书可知,礼的规矩是非常详备的。规范人的言行、教导人们该干什么、该怎么干,礼本质上是一份责任清单。孔子不忽视体现“礼”的“仪”,却从不认为礼的根本在这些程式化的东西上,他曾感慨:“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呀礼,难道只是指玉帛吗?乐呀乐,难道只是指钟鼓吗?)“行修言道(修正言行),礼之质也”,在儒家看来,习礼,最重要的是通过“修身”,完善自我,弄清自己的角色,并从自己的角色出发,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恰当地为人处事。

   对己对人对社会“尽责任”这种活法,不是儒家凭空设计出来的,是孔子“述而不作”、从“先王”“先贤”那里梳理出来的,它在孔子这里实现了“理论自觉”。那些“先王”“先贤”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楷模”,是“责任意识”的绝佳体现。尧舜协和万邦天下为公,被孔子视为不可超越的标杆。大禹治水,非常辛苦,其实他完全可以弄条“方舟”,只给自己喜欢的人发船票,一走了之(诺亚不就是这么干的吗?)。孔子对大禹也“无间然”,没什么可批评的了,因为他尽了作为君主的那份责任。商汤,为治理天下经常熬夜,“坐以待旦”;周公为了接待贤能,洗个头吃顿饭都没法消停。这些人身居高位,名利双收,起早贪黑,值!身处社会下层,还操那个心吗?当然,伊尹身为大厨、傅说身为泥瓦匠、姜尚身为高学历屠夫、管仲身为下海经商不太成功人士,都不甘庸碌、终日乾乾,最终成了有利于天下的人。儒家正是从这些“楷模”身上汲取了人生信念,大加宣扬,希望人们明白,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怎样才能成为一个脱离了禽兽本能、脱离了蒙昧无知、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这种活法很累,托它的福,我们现在仍然很累,将来可能还要累下去,但俗话说得好“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谁叫你是人呢!有一回,子贡问孔子:人生怎么才能歇口气?孔子回答:躺进坆圹里才行(自望其广)。家国兴亡,责无旁贷,儒家是何等严肃的看待人生啊!所以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譬如你是一个士以上阶层的男子,十岁你就得上学当寄宿生(“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记”就是语文数学;十三岁“学乐诵诗”,就是上“音乐班”“朗诵班”,并且要上初级舞蹈班;十五岁上高级舞蹈班,还得上武术班、考驾照(“学射御”);二十岁行了冠礼之后,“始学礼”;三十岁以前成家;四十岁出仕;五十岁“命为大夫”;七十岁退休(“致仕”)。这样“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数十年拼下来,才算“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没白来世上走一遭。

   人的角色是叠加的,因此责任也是多重的:

   作为儿子,你得孝敬父母,冬温夏清、昏定晨省;为了不让父母担心,切记不登高不临深,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门……假如老爹要犯错误,你得“柔声下气”地劝阻,“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跟他屁股后头坚持不懈地哭,哭得他心烦意乱、哭得他心回意转,你就尽了责任了。当然,这是有风险的——挨打。就算是挨打,也有相应的责任:假如老爹拿根树枝很夸张地逼近,你就拿臀部往上Pose,让他很嗨地打;假如老爹拎根大棒过来了,你得赶紧跑,不然你就是不负责任——致他打死打伤儿子兼国民,等于把他送进去。这套动作,后人概括为“大杖走小杖受”,大小也算个技术活,操作起来有一定难度,曾子有一回就操作不当,被老爹(曾点,也是孔子的学生,跟曾参不是一届的)一棒敲晕,虽然没出人命也没留下后遗症,也挨了孔子一顿好批。光这样“能养”“弗辱”地孝还不够,还得力争“尊亲”——让父母有面子,譬如出人头地。到了紧要关头,你得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照这么说,那些贪官都是不孝子孙)此外千万不要忘记婚后努力造人,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总之你绝对不可吊儿郎当混日子,你不朝着“完人”那方面拱,非孝也!

   作为丈夫,你得尽N点责任。作为父亲,你得尽N点责任。作为兄弟,你得尽N点责任。作为朋友,你得尽N点责任。作为国君,你得尽N点责任。作为臣民,你得尽N点责任……

   恐怖吗?有点。可是,儒家有一套人性化的办法,让你跟他走。

   阴阳相摩,天地化运;人事纷拏,男女为端。所以,“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儒家从“怎样做两口子”开始,教人由近及远、由易及难,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步步达到“父慈子孝、兄爱弟悌、夫义妇和、君敬臣忠”的高度,这叫作“刑(型)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用)于家邦”。为什么以“做两口子”为抓手呢?因为不管是什么人,都渴望拥有美满的婚姻,除了饮食,这大概是人的第二需求(如果不能称作第一需求的话)。而没有婚姻,也就没有后代,父子兄弟等对应关系自然无从谈起——至于光棍们,属于弱势群体,是“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不算数。所以,儒家认为“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这个意思很明白:只有“敬慎正重”结成的婚姻,夫妇才可能互敬互爱、正儿八经过日子;这样的家庭内,才可能父慈子孝;只有对家庭尽责的人,才可能于国尽忠,所谓“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由这样的家庭细胞构成的社会,才稳健而不乏动力。

   儒家这样做是十分精明的,(下面我们还将看到那些不怎么精明的理论派别)它抓住了人性的“软腹部”。于是我们看到,不光普通民众乐于接受,历代精英也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儒家思想的信奉者,这些人殊途同归,“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薪火相传,薪柴可以不同,火则一样——儒家思想的责任意识和家国情怀。

   用两个字来概括儒家思想,是“责任”;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家”。不爱家的人,很难说他能爱国。“昏姻之礼废,夫妇之道苦。”长期以来,自西方流入的形形色色的“解放”,严重破坏了人们的家庭观念。魏晋时期,儒家思想被抛弃,信仰大厦崩塌,导致了三百年战乱。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了更强大的思想武器——唯物辩证法,但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围绕它形成的责任文化与家国情怀,依然是现实社会重要的支点和动能。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反对儒家这种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他们不满现状,却不像儒家那样积极地去改造它(孔子名言:“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如果现实情况令人满意,我就不操那个心了!),只撇着嘴玩清高:“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为了省心,他们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结绳而用”“抱瓮而汲”,或者干脆“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按照道家的想法,人就不该进化成有思维有感情的高级动物,退化成猩猩最好,“有人之形,无人之情”。可是,猩猩也有感情啊!

   “有无相生、高下相形”“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道家能够辩证地看问题,说明他们的思考是深刻的,决不是那只走运的理论瞎猫。但道家对人类艰辛探索所取得的知识嗤之以鼻,以为与永恒无垠的宇宙相比,人类的这点知识太可怜,他也掌握不了终极真理(“道可道,非常道”)。既然这样,就不要充能了,否则没好果子吃(“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他们不肯正视一点:人类不需要掌握“常道”(这不过是一种臆想),只需要掌握相对真理,就可以大幅度改善生存处境。相对于道家这些逃避责任的托词,孔子“道不远人”“人能弘道”的提法,是唯一可取的人生态度。

   在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方面,道家完全无视人性的基本需求——进步,它不被大多数人接受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具有超强的责任意识、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墨家,被大多数人接受了吗?没有,因为墨家的主张虽然与道家尖锐对立,但在反人性化这一点上,他们做得同样出色。墨家痛心疾首地指出:天下之所以战乱不休一塌糊涂,就是因为人们“不相爱”(“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只要大家“相爱”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

   怎么“爱”呢?比“爱邻居,像爱你自己一样”的“博爱”更加伟大,墨家要“兼爱”:“视人之国,若视其(自己的)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

   这真是“爱的呓语”,这就好比患者向医生求医问药,医生却说“你不该生病,你应该健康起来”或者“只要健康起来,你病就好了”一样滑稽。不用说这些“天真汉”幻想的无差别的“兼爱”,即便是所谓“博爱”,也很难兑现,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下列情景:同为基督徒的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沙林毒气、马克沁机枪、坦克、斯图卡轰炸机、原子弹……“爱”的喧嚷高到极致,不是愚蠢就是虚伪。

   在发出天真无邪的“兼爱”呼吁后,墨家还赤裸裸宣称“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不然就乱套!这个草根学派竟然拿出这样的治世“秘笈”,真叫人哭笑不得——他们究竟怎样定位自身呢?是“贵且智者”还是“愚且贱者”?好像都不是。

   相比之下,儒家坦率地承认:人性的弱点是爱有远近亲疏,“亲亲之杀(差),尊贤之等,礼所由生。”一种思想,如果能正视人性的弱点,在抑制人的本能的同时,适度关照人性的需求,就会被大多数人接受。儒家正是这么做的。

   在人性化方面,道家与墨家表现如此,法家同样乏善可陈:

“社会”身患疑难杂症,在道家和墨家那里没看好病,只得去求法家,该派“名医”商鞅。为患者开了个很好的药方:“郡县制”,但他同时把病人身上的“病灶”——诗书礼乐仁义廉耻统统切除了。他叮嘱“社会”:“民弱国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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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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