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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论公众舆论的概念

更新时间:2018-11-03 11:07:08
作者: 哈贝马斯  
这样一种摩擦可以根据舆论研究的结果和加以加以诊断,并选择相应的手段予以控制:因为这些手段“使得政府及其机关能够面对由政策涉及到的那些人的反应所组成的现实。民意调查的使命在于把对这种现实所作的可靠的抽样分析反馈给有关的委员会和机构……这些委员会和机构的功能是要把民众的行为和政治目的协调起来”。该作者很有效地位其论点提供了证据。公众舆论从一开始就根据这样一种操纵来加以界定,政治统治者总是依靠这种操纵来尝试,把“民众倾向与政治教条和机构,与决策当时和结果协调起来”。公众舆论在迫使权力机关作出让步或者调整的时候,它也是被统治的对象。公众舆论既不受制于公众讨论的规则或其他表达形式,也不一定非得关注政治问题或者向政治权威发言。公众舆论与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后来才有的。只要有助于实现社会福利国家的行政管理功能,那么,对于轿车和电冰箱的私人欲望,同任何群体的行为方式一样,都属于“公众舆论”的范畴。


一种社会学解释的尝试


   民意调查的材料——各种人群所持的各种意见——之所以成为公众舆论,并不是因为它们被当作有关政治的思考、决策和措施的对象。无论是把民意调查得出的群体意见反馈到行政管理过程当中,还是反馈到受展示或者操纵的公共性影响的政治意愿形成过程当中,都不能弥合宪法虚构的公众舆论与社会心理学对此概念的解释之间的鸿沟。公众舆论这一概念,要想既充满历史意义,又满足社会福利国家的宪法要求,既在理论上清晰,又在经验中能够得到验证,那么,就只能从公共领域自身的结构转型及其发展维度中获得。两种不同形式的公共性之间的冲突,必须被作为社会福利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测量仪而加以重视。非公众舆论大量存在,而这种公众舆论实际上却是一种虚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在一种相对的意义上把握公众舆论的概念,因为,社会福利国家的宪政现实必须被视为这样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得以实现,也就是说,民主的公共领域作为实施社会权力和政治统治的前提得以确立。衡量意见公共性的经验标准,是从国家与社会的发展这一层面上得出来的;今天,从比较的意义上对公众舆论进行的这种经验主义界定,是最可靠的手段,依靠这种手段,我们可以有效地表达宪法的民主整合价值。

   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不同的政治交往领域:一个是非正式的、个人的、非公共的意见系统,另一个是正式的、机制化的权威意见系统。非正式的意见根据不同的约束程度而有所区别:在这一交往领域的最低层面上,是没有经过讨论的文化自明性,也就是从没有经过自己思考的文化适应过程中得出的十分粗糙的结论——比如说,对死刑和性道德等的态度。处于第二个层面上的是讨论较少的个人基本的生活经验,即,思考后积淀下来的社会震荡的沉重后果——比如,对于战争与和平的态度,以及对安全的渴望。处于第三个层面上的是人们经常讨论的文化工业的自明性,即,通过传媒不断灌输或者不断加工的短暂的结果,而消费者在自由时间主要面对的就是这些传媒。

   作为一种历史积淀的文化自明性,可以说是一种自发的“意见”或“偏见”,其社会心理结构几乎没有任何改变,相对而言,文化工业的自明性具有一种更加短暂也更加人为的特征。这些意见形成与某一特殊群体“交换趣味和嗜好”的媒介之中。一般说来,家庭、同龄人、同时或者邻居是受外界操纵的意见的中心——每一群体皆有其信息传递和意见领导层的特殊结构,以确保群体意见具有约束力。当然,文化自明性在这些群体交换意见时也是谈到的话题,但它们和坚定的信念是不停的,而这些坚定的信念可以说在它们彻底消失之前仍旧在流传着,尽管它们知道自身毫无意义。与那些“意见”类似的是,它们也构成要求适应的规范系统,但其方式主要通过“时尚”来进行社会控制,而这些时尚易变的规则所要求的只是一时的热衷。如果说文化自明性是处于亚文化层面上的,其中介是根深蒂固的传统,那么,文化工业的自明性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达到了后文学的阶段。文化工业所控制的舆论内容相当广泛,涉及到内心世界和人际关系,在整个18世纪,能够识字的,并且归属于公众的主体在一个未经触及的市民生活天地里,只有从心理学角度才能打开这个广阔的天地。当时,私人生活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关系还是受到保护的,因为公众批判还一直诉诸文学。相反,整合性的文化却将低级的心理文学保存下来,作为一种公共服务,供私人消费,而且是在群体交换意见的过程中对消费加以评点。这样一个群体与前市民社会的形态一样,不是“公众”,因为在前市民社会形态中,古老的意见出现了,并形成一种传统,它们未受非议就作为一种“舆论法则”传播开来。于是,群体研究和民意调查同时发展就并非偶然了。从这些群体关系中产生出来的意见——捡现成的,表现灵活的,几乎不是内在的,而且不要承担太多责任的——这样一种“纯粹”的意见其本身就适合于研究。群体的交往过程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要么是直接的,要么更普遍一些,通过舆论引导者传达出来。这些领导者通常占有在文学和批判中形成的反思意见。但是,只要这些意见仍旧处于纯粹公众的交往范围之外,那么,它们也不是公众舆论,尽管它们显然不同于其他三个范畴。

   非公众舆论的交往范围和准公众舆论的交往范围是相对应的。这些正式的意见可以还原成明确的机制;它们被官方地或半官方地视为通告、声明、宣言和谈话。这里所说的主要是在相对狭窄的范围内流通的意见,这些意见略过了大众,处于大型政治出版机构和具有政治功能的咨询机构、权力机构和决策机构之间。虽然这些准公众舆论可以面向广大公众,但是按照自由主义的观点,它们不能满足公开批判的条件。作为机制化的意见,它们总是具有特权,并且和无组织的“大众”相互之间没有沟通。

   当然,在这两个领域之间,也存在着一种总是由大众传媒控制的联系;它通过操纵的公共性建立起来,通过这种公共性,那些参与权力实施与权力均衡的群体力求使没有权力的公众广泛参与公民投票。我们也把这种受传媒影响的意见算作正式意见;但是它们作为“公众舆论”,应当和“准公众”舆论区分开来。在正式交往领域和非正式交往领域之间存在的这种普遍联系之外,在批判传媒和试图用文学来表达其意见的个别人之间还存在着微弱联系,这种意见具有公共性,但实际上还不是公众舆论,一部分解体为脱离公众的私人的非正式意见,另一份则汇聚成为公共权力机关的正式意见。没有组织的私人所形成的公众进入操纵的公共性这一漩涡时,所依靠的是公众舆论的交往,而不是公众交往。

   反之,只有两个交往领域通过批判的公共性作为中介联系起来,才会产生严格意义上的公众舆论。当然在今天,只有让私人参与到公共领域所控制的正式交往过程中去,批判的公共性才能在一个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秩序当中,把两个交往领域联系起来。诚然,少数私人是政党或者公共团体的成员。只要这些组织并不仅仅在官僚和管理者的层面上,而且在所有层面都允许一个内部的公共领域存在,那么私人的政治意见与准公众舆论之间就有可能联系起来。这种状况可以说明在整体上还很微弱的一种趋势;这一趋势的范围和实际效果还需要从经验上加以研究——这究竟是一种进步的趋势还是一种倒退的趋势,也需要从经验上加以研究。这一趋势对于公共舆论的社会学理论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确定了一个维度,只有在这样一个维度内,公众舆论才能在社会福利国家大众民主条件下建立起来。

   非正式意见进入到准公众舆论的循环当中,并且被这一循环所使用和改变,同样这种循环本身在公众的推广之下,也获得了公共性。当然,因为公众舆论本身其实并不存在,而且因为它最多只能辨别出一些趋势,所以对于公众舆论只能给出一个相对的定义。一种意见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公众舆论,取决于如下的标准:该意见是否从公众组织内部的公共领域中产生;以及组织内部的公共领域与组织外部的公共领域的交往程度,而组织外部的公共领域是在传播过程中,通过大众传媒在社会组织和国家机构之间形成的。

   米尔斯在比较“公众”与“大众”之后,为公众舆论的定义提供了经验标准:

   在公众当中,(1)事实上有许多人在表达意见和接受意见。(2)公众交往有了严密的组织,其结果是公众所表达的任何一种意见能立即得到有效的回应。(3)由这种讨论所形成的意见在有效的行动中,甚至是在反对主导性的权威体制中,随时可以找到一条发泄途径。(4)权威机构并不对公众进行渗透,因此公众在其行动之中或多或少是自主的。

   相反,当意见陷入“大众”交往之中时,意见就不再是公众舆论了:

   在大众当中,(1)表达意见的人比接受意见的人要少得多;因为公众群体成了受大众传媒影响的个人的抽象集合。(2)主要的交往有了严密的组织,其结果是个人很难或者不可能马上或者有效地回应。(3)运转中的意见能否实现,掌握在那些组织并且控制这一运转渠道的权威人士手中。(4)大众无法从机构中获得自主性;相反,权威机构的代理人渗透到大众当中,从而削减了大众通过讨论形成意见时任何自主性。

   随着公共领域的瓦解而运转的意见过程中所具有的这些抽象的规定,在我们的历史发展模式的框架中很容易找到。大众交往的四种标准的满足与否,取决于非正式交往领域与正式交往领域是否只是由操纵的或展示的公众性联系起来;通过“文化工业的自明性”,非公众舆论在意见形成过程只能够不具有任何自主性。相对而言,社会福利国家大众民主的前提下的公众交往能否建立,仅仅取决于准公众舆论的封闭性循环与迄今为止非公众舆论的非正式领域之间是否以组织内部公共领域的批判的公共性为中介。

   同样,权力实施与权力均衡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共识形式与冲突形式,也发生了改变。这样一种公众争论的方法,既能缓和通过压力产生的共识的强制形式,又能调和迄今为止公共领域不再具备的冲突的强制形式。冲突与共识并不是仍未被社会的历史发展所触及的范畴。根据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我们可以研究其功能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形式决定,统治和权力的实施是一种否定的历史常量,还是一种变化的历史范畴。

  

   原文载[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83-297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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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会学坊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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