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周瑞金:新时代改革开放如何继承邓小平政治遗产

更新时间:2018-11-02 13:20:08
作者: 周瑞金 (进入专栏)  

  

   本文为周瑞金先生2018年9月29日在上海市社科院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作为参加过“文化大革命”全过程和改革开放全过程的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作为经历过从“文革”到“改革”这场历史大转折、思想大解放的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今天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时候,涌上我们心头最值得怀念、最值得感恩的,是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开拓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邓小平同志。没有邓小平的眼光、威望、意志、智慧和魄力,就没有今天的改革开放。
  这40年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四千年有文字记载历史以来,一场历时最久、成效最显著、影响最深广、人民得实惠最多的波澜壮阔的全面改革运动。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说:解放思想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无止境;要“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回想十八大闭幕之后,习近平履新后第一次出京调研就是去深训,并且郑重向邓小平像献花。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大会上,他还号召全党学习邓小平。
  这说明,新的思想体系必然有宏大丰富的源头。恩格斯说过:“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人矢志改革开放的深刻基因是一脉相承的。
  因此,在当前迎来全面深化改革、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关键时刻,我们需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也需要珍惜、继承邓小平的政治遗产,这对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我看来,当前继承邓小平政治遗产有以下几个要点:
  一、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大地轰轰烈烈展开,首先是有一条正确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火车头。正是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解放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我们才能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摆脱对领袖的盲目个人崇拜,从而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以对外开放突破封闭、半封闭的沉闷局面,以全面改革改变墨守成规、固步自封的体制障碍。
  在改革开放进行了第一个十年(1978-1988)之后,面对国内政治风波小气候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大气候,由上海解放日报“皇甫平”系列评论,引发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全国改革开放“姓社姓资”的争论交锋。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深邃政治洞察力,发表南方谈话,以“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冲破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主要目标。全党全国人民坚定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向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走出了一条富有生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改革开放第二个十年(1992-2002),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加入世贸组织,以对外开放倒逼国内改革,赢得改革开放第三个十年(2002-2012)的国民经济大发展,GDP增长四倍以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
  就在顺利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邓小平提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大战略,规划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时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个基本理论:一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一个大战略、两大基本理论的指引下,我们走过了40年的改革流金岁月,经受了40年改革风雨兼程的考验。
  党的十九大,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是党中央适应我国发展新要求,进行的战略谋划和部署。我们从中明显能看到了我们党正在继承邓小平重要政治遗产,包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现代化三步走大战略,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坚定走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发展道路不动摇,这是非常及时必要的。
  二、邓小平的“赶上时代”大局观和善于守拙、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大策略,是中国顺利高效地进行4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国际环境保证。今天,对于指导我们正确处理国际关系,创造有利于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国际环境和条件,依然极有价值。
  邓小平是有世界眼光、并能主动把握时代潮流的政治家,他洞察世界大局趋势,及时纠正了战争和革命是时代主题的说法,提出和平和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他大胆断言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决心裁军百万,专心致志于国内经济建设。他敏锐觉察中国大大落后于世界发展,提出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大胆改革我国与世界大局趋势不适应的各种体制,要大胆向欧美日本发达国家开放,学习。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一定要融进世界。邓小平特别强调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赶上时代,改变中国近代以来落后于世界的局面,争取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所以,1977年他重新出来工作以后,就频繁安排出访活动,为中国融进世界作重新布局,重建中国的外交格局。他首先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朝鲜、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周边国家,断然改变对东南亚一些国家输出革命的错误做法,停止对反政府武装的支持,改善了周边国家关系。接着相继出访日本和美国,与日本签订中日友好条约,与美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就打开了整个世界的局面。无论在国内发生政治风波受到国际制裁的情况下,还是应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来的冲击波,邓小平都冷静观察,沉着应对,重点做好国内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工作,稳住国内大局。同时巧妙地应对国际制裁,提出善于守拙、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大策略,避免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冲突,终于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和条件。
  邓小平的这种大局观大策略,始终以“赶上时代”为处理世界大局的指导思想,不急于走到引领时代的潮头;以做好国内改革发展为重点,在尊重二战结束后所形成的雅尔塔国际体系的现实利益格局下,积极务实地处理好与欧美日本发达国家的关系;从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最大限度团结亚非拉美发展中国家,积极灵活、有所作为,从事与我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相称的国际治理事务。这样,才能最有效地营造中国改革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和条件。
  我们要老老实实承认,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前,我们都处在赶上时代的阶段,不要以为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就有资格引领时代了。不是这样的,要实事求是面对现实:我国改革40年的发展变化,是以举国之力,借经济全球化之利,在牺牲了几代人的健康与环境的基础上,以高能耗、高腐败、高浪费、高污染的发展模式取得的。而且只是为赶上世界先进发展水平做了一定程度的物质准备而已。以人均计算,我们的经济发展还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之下,我们还是一个不发达国家,而且还将长期处于发展中国家之列。所以,我们还是要善于守拙,不要陶醉于仅仅经济总量的增长,仍然要保持低调,虚心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包括先进文明。
  邓小平当年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个大胆吸收和借鉴的过程,还远远没有完成。只有到中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元化发展到新阶段的时候,那时候的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构建新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和秩序,必定能发挥更加积极有效的作用,切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也必将对人类进步有较大的贡献。
  三、在推进我国全面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邓小平特别强调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要有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合的改革观。他始终认为,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取得的成果也会消失。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向前走一步,政治体制改革也配合着进行,两者配合得不错。比如农村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随着人民公社政治体制被瓦解了,建立了乡镇领导体制。城市放开民营经济,发展外资和合资经济,国有的集体的公有制企业也随之展开下放企业自主权改革,实行政企分开。随着市场化、法治化改革的推进,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同时也推动了党和政府领导体制、干部选拔制度、行政管理机构和体制的改革、利用新媒体扩大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选举权监督权的改革探索(即网络问政制度建设),废除了领导干部任职的终身制,规定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任期制,等等。这些表明,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要有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合,这个改革观是邓小平的重要政治遗产。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要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新突破,以此牵引和带动其他领域改革”。十八大以来,他大力倡导并强化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制度建设,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反腐败体制机制,包括十九大确立新的国家监察体制——新时代政治体制改革仍然在稳步推进。
  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的五大体制改革总体布局中,我认为突出经济体制改革,并配合以政治体制改革,非常关键。4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是与政治体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相互配合、相互深化,才能够切实保证我国市场化、法治化改革走上一个顺畅发展的道路。从而,也能牵引和带动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的改革深入。尤其在初步实现市场化的今天,法治化显得更加急迫和重要。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改人治为法治。而法治化的基本落脚点,就是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权力在法治的框架内运行。
  四、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也要改善党的领导。他总结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来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着重指出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提出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他说,党不能够包办政府的事情。党包办政府的事情,看起来是加强党的领导,实际上是削弱了。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强调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主要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对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首次提出“党的自身建设也必须进行改革,以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改革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的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接着,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这表明改革正向中共自身推进和深化,既显示出开明开放、努力顺应时代要求的执政党形象,又推动党的建设理念逐步发展更新,给执政党自身增添了新的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严治党,党的建设着重于严厉惩治腐败和高压整肃作风,打虎、拍蝇、猎狐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反腐败以压倒性态势展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3167.html
文章来源:国是纵横 公众号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