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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

更新时间:2018-11-01 20:22:04
作者: 陈平原 (进入专栏)  
其谈论的对象,分别指向话本、传奇和章回小说,可都强调作家必须“好古博雅”,方能满足读者获得文史知识的需求。可惜的是,新文学家主要关注现实世界,或突出理解与干预,或追求夸张与变形,放弃如“古已有之”的传播知识的功能。其结果是,小说家过于依赖一己有限的生活积累,而不太注重自身的文化修养。以至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也是新文学家的王蒙,必须站出来大声呼吁“作家的学者化”。这一呼吁,直接针对的,便是著名作家“没文化”这一奇异现象。反而是武侠小说家主张“知识面越广越好”,尤其应具备古典诗词、宗教学、历史学、地理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基本修养。在传播传统中国的文史知识方面,新文学家明显“不负责任”,这就难怪不少人将好的武侠小说作为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入门书来阅读与品味。

   金庸之值得格外关注,主要不在于文化知识的丰富,而是其对于中国历史的整体把握能力。查先生对此颇有自信,在北京大学讲历史而不讲文学,正是此心态的最佳表现。将外族入侵与民族复兴联系起来,称中国历史上七次大的危机,同时也是七次大的转机。

   此说据说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时大获好评,教授们“觉得我的这些观念比较新”;可在北大演讲时,则未见大的反响。主要原因是,关注种族冲突与文化融合,乃史家陈寅恪一以贯之的学术思路,其入门及私淑弟子周一良、唐长孺以及众多再传弟子,对此均有很好的发挥。因此,当查先生称“我想写几篇历史文章,说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这些观念我在小说中发挥得很多,希望将来写成学术性文字”时,未能博得满堂掌声。

   可话说回来,作为小说家,金庸突破严守华夷之辨的正统观念,确实十分难得。与曹禺之接受周总理嘱托写作“歌颂民族大团结”的《王昭君》大不一样,金庸是在自己的阅读与思考中,逐渐形成独立的“中国历史观”的。更重要的是,这些观念,在小说中发挥得非常出色。在《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中,金庸如此自述:

   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王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秋风》、《鹿鼎记》中特别明显。

   金庸小说的背景,大都是易代之际(如宋辽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此种关注家国兴亡的思路,既有政论家的人生感慨,也有“乱世天教重侠游”(柳亚子诗)的现实考虑,还包含章太炎、周作人所说的纲常松弛时思考的自由度。可所有这些,均不及最后一点值得注意:金庸小说中的“易代”,往往纠合着激烈的民族矛盾,而这,正是其驰骋学识与才情的大好疆场。

   不过,对于金庸的史学修养,不应估价过高。这里强调的是,对于中国历史的独立思考,乃金庸小说成功的一大关键。对于此类“横通”的本事,专家们往往不太以为然。比如,学者们常以讥讽的口气谈论林语堂的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这其实很不容易。跨越不同文化领域,所需的学养与胆识,非只有“一技之长”的专家们所能想像。据说,戴高乐也曾戏称雷蒙·阿隆为“法兰西学院的记者和《费加罗报》的教授”。此说表面刻毒,却并非一无可取。在某种意义上,擅长跨越既有学科边界,乃各行各业“大家”共同之拿手好戏。正是政论家的见识、史学家的学养,以及小说家的想像力,三者合一,方才造就了金庸的辉煌。

  

  

   不只是具体的学识,甚至包括气质、教养与趣味,金庸都比许多新文学家显得更像传统中国的“读书人”。五四一代新文学家中,像周氏兄弟那样学养丰厚的,并不少见;问题是,三四十年代以后,从事新文学创作的,更强调“生活积累”而不是“文化修养”。这里有家庭经济及教育水平的限制,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五四新文化思潮对传统中国的激烈批判,使得以“进步”自居的后生小子,往往低估了祖先的智慧与才华。不能说没读书,也并非真的把线装书统统扔进茅坑,而是以西方文化剪裁中国文化的大思路,使得作家们普遍对传统中国缺乏信心与兴趣。

   就在这新文学家主动放弃的大片沃土上,金庸努力耕耘,并得到丰厚的回报。金庸对自家工作的意义,有足够的自信。屡次发言,均在此大做文章。在《文人论武香港学述界与金庸讨论武侠小说》中,金庸直截了当地称:“也有人问武侠小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看,我觉得最主要的大概是武侠小说比较根据中国的传统来着手。”章回小说的结构方式、简洁高雅的文学语言、再加上描写的是传统中国的社会生活、小说中体现的又是国人乐于接受的价值观念,金庸的武侠小说于是不胫而走。至于新文学家写作的“文艺小说”,在金庸看来,“虽然用的是中文,写的是中国社会,但是他的技巧、思想、用语、习惯,倒是相当西化”。称鲁迅、巴金、茅盾等人是在“用中文”写“外国小说”,未免过于刻薄;但新文学家基于思想启蒙及文化革新的整体思路,确实不太考虑一般民众的阅读口味。

   具体到武侠小说的评价,新旧文学家更是如同水火。这里必须将近在眼前的庚子事变的惨痛教训考虑在内。郑振铎称新文化运动初起之时,“`新人们’是竭了全力来和这一类谬误的有毒的武侠思想作战的”,原因是义和团的降神仪式及“刀枪不入”记忆犹新,不由人不对其“使强者盲动以自戕,弱者不动以待变”保持高度警惕。同样将关于游侠的想像作为“民族性”来理解,金庸与郑振铎的态度截然相反。后者称“注重'人情'和'义气'是中国传统社会特点,尤其是在民间与下层社会”;“武侠小说中的道德观,通常是反正统,而不是反传统”。大力张扬处于民间的、反正统的游侠精神,在金庸看来,符合现代人对于传统的选择与重构,并无不妥之处。

   “一箫一剑平生意”(龚自珍诗),千古文人之侠客梦,并不完全认同于某一具体的人物或事件。游侠作为一种民间文化精神,之所以活跃在古往今来无数文人笔下,因其容易成为驰骋想像、寄托忧愤的对象。不同时代、不同文体、不同作家,对于游侠精神,会有截然不同的诠释;但这并不妨碍“游侠”对于中国文人的巨大感召力。现代学者中,不乏对游侠情有独钟的,倒是新文学家基于思想斗争的需要,完全舍弃对于游侠的追怀。

   不以武侠小说见长的张恨水,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有一段话值得关注:

   倘若真有人能写一部社会里层的游侠小说,这范围必定牵涉得很广,不但涉及军事政治,并会涉及社会经济,这要写出来,定是石破天惊,惊世骇俗的大著作,岂但震撼文坛而已哉?我越想这事越伟大,只是谢以仆病未能。

   张氏心目中理想的武侠小说,应是“不超现实的社会小说”,故将目光锁定在“四川的袍哥、两淮的帮会”上。李吉力人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大波》等,倒是以四川袍哥为主要描写对象,但其对于传统中国文学的借鉴,取艳情而非武侠。

   另外两位有可能写作武侠小说的新文学家,一是老舍,一是沈从文。前者不只有《离婚》中的赵二爷或短篇小说《断魂枪》可作样稿,据说还真有闯荡江湖的打算;后者极力赞赏湘西混合着浪漫情绪与宗教意识的游侠精神,甚至称“游侠精神的浸润,产生过去,且将形成未来”。很可惜,以长篇小说见长的沈、舒、李诸君,虽则对游侠精神、世俗生活以及民间帮派深有体会,却不曾跨越雅俗之门槛,介入武侠小说的写作。否则,当不至于让金庸独步天下。

   二三十年代新旧文人关于武侠小说的争论(准确地说,是“讨伐”,因理论上旧文学家绝非新文学家的对手),使得占据文坛主导地位的新文学家,轻易不肯“浪迹江湖”。只有像宫白羽那样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方才“改行”写起武侠小说来。让章回小说家垄断关于游侠的想像,在我看来,乃五四新文化人的一大失策。现实中的武侠小说不如人意,这不应该成为放弃游侠的充足理由。在我看来,理解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大传统如儒释道固然重要,小传统如游侠精神同样不可忽视。作为一种民间文化精神的游侠,在本世纪许多一流文人的视野中消失,这对现代中国的思想史及文学史,都是难以弥补的损失。

   游侠精神之值得关注,与武侠小说的发展前景,二者并不完全等同。金庸的成功,既是武侠小说的光荣,也给后来者提出巨大的挑战:武侠小说能否再往前走?文学史家及金庸本人均承认,大作家的出现,可以提升一个文学类型的品位。这自然没错,可还必须添上一句:能否继续发展,取决于文类的潜力及预留空间的大小。从《三侠五义》到《笑傲江湖》,一百多年间,武侠小说迅速走向成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称“侠义小说之在清,正接宋人话本正脉,固平民文学之历七百余年而再兴者也”。接下来的话,可就令人泄气了:“惟后来仅有拟作及续书,且多溢恶,而此道又衰落。”金庸等人的崛起,又使得此“宋人话本正脉”再度接续,且大有发展余地。鲁迅所说的“平民文学”,包括精神和文体。前者定位在庙堂之外,自是十分在理;后者局限于“话本正脉”,则略嫌狭隘。

   或许,下个世纪武侠小说的出路,取决于“新文学家”的介入(取其创作态度的认真与标新立异的主动),以及传统游侠诗文境界的吸取(注重精神与气质,而不只是打斗厮杀)。某种意义上,金庸已经这么做了;但我以为,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些。毕竟,对于史家与文人来说,游侠精神,是个极具挑战性且充满诱惑力的“永恒的话题”。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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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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