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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益:1949年前的民族形成问题讨论

更新时间:2018-11-01 20:06:50
作者: 贾益  
往往停止不前;而像“欧洲诸名国之民族”,必定由不同民族“结合淳化”,不断丰富自身文化,为此,不得不经过长期的黑暗时代,“直至所谓现代民族者,化合完成”。[18](p55.)而现今已经发展而成“全世界第一大民族”的中国民族,三千年无日不在“蜕化作用中”,“进化所以濡滞,职此之故”,而且“今此大业”成就者仍然还只是“八九”。[18](p.106) 因此,在梁启超看来,向“现代民族”的“化合完成”,是民族进化的另一个阶段。

   可以说,梁启超在观察中国历史基础上所做的关于民族形成,尤其是“汉族”形成所做的论述,是“民族”观念引入中国以来,最为系统,也最具代表性的的理论观点。归纳起来,可以将其表述为:一定条件下一定人群文化积累而成的“文化枢系”是民族意识产生之客观前提,在此前提下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自觉,也即民族意识的产生,则成为民族形成之标准。古代民族形成之后,经由漫长历史的“化合”,又有所谓“现代民族”的完成。

   在这个时期,以“汉族”的历史为基础的研究已经构建出一系列关于“民族形成”的观念,如:民族形成非以某一血统纯粹之种族为依归,而是以独特文化枢系的形成为标准;民族因文化或“精神”之盛衰融汇而有“蜕化”和“变化”;”中华民族“如西方各民族一样,也需要形成一个现代的民族等。这些观念对中国历史的书写,有着长期的影响,同时也作用于一般社会的意识。

   但在一般的社会或政治话语中,情况则要复杂一些。一次大战之后,孙中山开始对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做重新解释,认为民族主义虽古已有之,但兴盛于18、19世纪,而中国则只有“民族”而无“民族主义”,故现在“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斯为积极之目的也。五族云乎哉。夫以世界最古、最大、最富于同化力之民族,加以世界之新主义,而为积极之行动,以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吾决不久必能驾美迭欧而为世界之冠,此固理有当然,势所必至也。”[19](pp.187-188)孙中山的主张,实际上认为中国这一古老民族需要注入民族主义的力量,而成为现代民族;也承认血统的混合是民族发展中显而易见的现象。不过,他对民族的理解,仍然没有严格区分种族和民族。1924年,为阐明与苏俄理论和政策的差别,孙中山对其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又做了全面阐释,[20]其中有关民族的定义,便只区分国家和民族,并未严格区分种族与民族。他宣称国家由“霸道人为”结合,民族由“自然力”结合,“自然力”首先是血统,然后是生计、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因为是“自然力”结合的结果,故民族自然只有“起源”而无人力结合的“形成”。[21](pp.185-188)孙中山的这些观点及围绕其所作的申论,无疑是此后发展出来的相关理论的重要基础。

   而20世纪20年代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便是在上述这样一些知识和观念背景下得到理解和阐释的。

  

二、斯大林民族理论的传入与中国民族形成问题

  

   早期中国共产党有关民族问题的党内文件和公开发表的各类文本,理论源头是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阐述,主要内容是解决民族自决和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等实践问题,较少涉及关于民族的基本理论。相对比较早,影响也比较大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的基本理论的研究,是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的相关论述。[6]李达根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将国家产生以前社会称为氏族社会,氏族社会中的组织进化,依照氏族——宗族(有时缺)——种族——种族联合的过程进行,其基本趋势是包含人口越来越多,组织越来越复杂。在说到种族联合时,他讲到:“种族联合由各血统相近之多数种族合组而成,其职能如下。(一)种族联合有多头执政,以处理各种族间之事务。(二)联合会议以各种族中之氏族长为代表组织之,为种族联合之最高机关。(三)由联合会议产出执政,执行对内对外一切政事军事诸职务。(四)联合会议得由一种族之要求,召集开会,一切议决案须经各种族表决,始能发生效力。以上为种族联合之职能,殆已粗具民族之形式矣。”又提到:“凡成为组成民族之社会单位之氏族,苟有存在之痕迹,不难循此以发现与此相似之种族组织。”以及:“雅典在英雄时代,阿替卡四种族……之联合,已具小民族之形式……”[22](pp.78, 79, 101)总括起来,应该可以理解为,在氏族社会崩坏之后,在“种族联合”的基础上形成了民族;而“民族之形式”,似乎主要是指一种能够联合多个“种族”的政治职能。但这种政治职能的形成,不完全等同于国家的形成,应该是带有相当多之“血统关系”;随着国家的发展,民族的“血统关系”减弱,逐渐成为“地域的共同团体”。例如日耳曼“旧日氏族,种族以及全民族之血统关系与制度”,“随征服事业之发展与国家之成立而衰退而消灭矣”;进入初期封建国家时,“民族已成为地域的共同团体……”[22](pp.106. 108)

   在这些论述中,看不到任何受到斯大林民族理论的影子,其主要理论依据是恩格斯关于国家发展的学说。斯大林民族理论在中国产生影响,要等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7]

   1927年吴清友的《苏联民族问题读本》一书,大概是比较早介绍斯大林民族形成理论的著作。在这本书里,吴清友强调,民族是历史的现象,“经济的统一只在阶级社会的个别经济间建立市场联系的基地上才能产生出来;因此,民族的产生和形成只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才有可能,也就是因为这一点,民族是历史的现象,而不是存在于任何社会的现象”。并用民族特征的客观性否定错误的“主观论”,说明因为民族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人类的任何一群,无论它是怎样弱小的,‘不觉悟的’,或者是‘不文明的’,只要它们有着共同的语言,领土,经济生活,心理结构等标志[,]都可以称为民族,如果这里标志缺少任何一个,就不能称为民族”。又说:“民族是历史的产物。现代世界上的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长成起来的。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就是把人们积聚为民族的过程,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但我们应当着重指出一点,就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民族和民族国家之形成和创立是有先后之分别”,欧洲民族和民族国家形成较早,东欧则形成多民族国家,而帝国主义时代之殖民地问题就是这个时代的民族,即各被殖民民族从帝国主义压迫中独立的问题。[25](pp. 12, 13, 20-23)

   1929年,上海出版了两本关于民族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基本都是对斯大林民族理论的阐述。[8]李达的《民族问题》一书针对“一般的民族问题立论”,[27](xiaoyin)主要内容即是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中提出的相关理论。不过,在涉及民族形成问题时,李达引申出了一个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前后相续的各类人们共同体形态分类观:

   一, 氏族,种族,民族是与人类各种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人类社会的各种形态。二,植物的收集,渔猎,某种植物的耕作,及动物的牧畜,是氏族经济的基础。三, 封锁的自然的牧畜经济,农业经济,或两者的混合经济,是种族经济的基础。四,在商品经济基础上发达的交换及其以后的资本主义经济,是民族经济的基础。[27](pp.3-4)

   并将人们共同体发展的动力归结到生产力的推动,认为:“民族的端绪,开始于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商业资本主义时代,推进种族到民族的原动力,是在种族中发展的生产力。”[27](p.8)这种不见于斯大林本人论述的人们共同体分类,其灵感,或许来自李达本人十分熟稔的氏族社会的人们共同体分类,[28](p.150)这似乎可以从其前期论著中看到线索。然而,在同一年出版的郭真的《现代民族问题》一书中,也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氏族”、“种族”、“民族”做出区分。[29](p.23)

   而且,在这两本书出版之前,以阐明三民主义为旨归的萨孟武,亦有非常相似的观点。在1929年1月出版的《政治之基础知识》的第五章中,萨孟武对民族做如下定义:“民族乃是言语相同,领土相同,经济生活相同,精神状态相同的一群人的集团。”尽管他强调“总理对于民族的定义,与本节所说的,完全一样。”但很明显,这是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他还专列一节说明“民族的形成”,称 “民族这个东西,不是从空掉下的,不是偶然发生的,乃是长期的历史发展的产物。”经过了与各个经济发展阶段相对应的氏族、种族,而发展来的民族,乃是”近代国民经济的产物“。[30](pp.67, 68, 68-69)萨孟武在晚些时候发表在《新生命》上的《民族主义之社会学的考察》一文,更是将民族形成作为一个重大的主题做了发挥,他说:

   要解放中国的民族,须先知道中国民众现在是不是已经形成为一个民族;要知道中国民众现在是不是已经形成为一个民族,须先抽象的,理论的,对于民族的形 成,详细说明一下……关于民族的形成,我在别的论文中,已曾详细讨论了(《政治之基础知识》第五章,《三民主义政治学》第一章)。本来不想反复再说……但民族如何形成,乃是本篇理论的前提,所以我又不怕读者厌烦,聊借普垒特之笔,把民族的形成过程,说明如次。[31](p.2)

   之后,萨孟武大段引用普垒特的文字对“民族形成”加以详细说明,据普垒特说:“氏族、种族、民族,乃适应于人类经济发展的各种阶段,而为人类社会的各种形态。……果实的采取,鱼虾的渔捞,鸟兽的狩猎,以及某种植物的耕种和某种动物的驯养——这是氏族之经济的基础。……闭锁的,自然的牧畜经济及农业经济,或二者的混合经济,乃是种族组织的内容。 ……以商业经济为基础的交换,及资本主义的经济,乃是民族的基础……资本主义发达的过程,同时又是民族发展的过程。”[31](pp.3-4)并详细分析美国、德国、日本的实例作为证明,得出结论说:“就理论方面说,就实例方面说,都可证明民族这个东西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资本主义若未成立,民族不会形成。”[31](p.11)

比较萨孟武、李达、郭真的这些观点,让人不禁怀疑其共同来源,便是萨孟武所说之“普垒特”。这位“普垒特”,基本可以对应于郭真在参考书中列出著作《民族的起源与发达》一书的“Bloid”,当即苏共早期的民族问题专家格里哥利·伊萨科维奇·勃罗伊多(Григорий Исаакович Бройдо,Grigorii Isaakovich Broido,1885-1956)。[9]在1925年版的《政治常识教程》一书中,勃罗伊多基本上从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所下定义出发来解释民族,同时亦提到:“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作为氏族、部落和民族的人的共同体是与这些关系相适应的。”[32](pp.401-402)勃罗伊多在20世纪20年代曾任苏联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校长,这可能也是其作品在“东方”产生影响的一个因素。考虑到李达、郭真、萨孟武皆有留日背景,他们所吸收的,应该是勃罗伊多相关论述的日语译文。实际上,郭真参考书中所列《民族的起源与发达》,便是一本日文著作,即1928年东京出版的署名为“ブロイド”的《民族的起源及其发达并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问题》。该书由高桥实译,开篇第一章便是《氏族、种族、民族间的差异是什么?》(氏族、種族、民族間の差異は何であるか?),这一章节的安排和相关汉字术语,甚至其中基本的内容,都与李达、郭真两本题名为《民族问题》书中相关内容类同。[10]这表明,李达等人在1930年左右相关著作中关于“氏族”、“种族”、“民族”的概念和分类,是来自经由日语翻译的勃罗依多相关论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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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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