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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建雷 李海荣 王晓娜:权威的构成:乡村治理秩序的古与今

更新时间:2018-11-01 17:58:50
作者: 潘建雷   李海荣   王晓娜  

  

   摘要:在以族权、绅权、政权为核心的传统乡村治理秩序瓦解之后,如何围绕新的权威要素重建秩序,这是当代中国新农村建设的重大难题。本文尝试梳理传统时期、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前期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秩序的变迁路径,呈现政权、族权、绅权、财权、强权、民权等要素此消彼长的历史图景;据此认为,要重建一套稳定合理的乡村治理秩序,不用依据某种理论或设计来切割现实,而必须考察传统在转型过程中的“变”与“不变”,正视各权威要素在社会结构与人心秩序中的现实权重,以“规则”与“德行”为基础整合之。

  

   承载着破碎的历史传统与近代巨变的当代中国乡村,应当建立怎样的新治理秩序?这既是新农村建设的重大课题,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环节。这一课题既需要“滴水见沧海”的深度个案研究,更需要从近代转型的广阔历史视野把握其变革的方向。文章尝试梳理传统时期、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前30年和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历史时期乡村治理秩序的变迁路径,剖析政权、族权、绅权、财权、强权与民权在乡村治理版图中此消彼长的角力过程,力图以历史传统与20世纪乡村社会结构的变革为基础,展现民权有限的历史基因与艰辛的成长历程,据此思考新时期乡村治理秩序的历史条件与现实可能性。


一、族权、绅权、政权:传统乡村自治的基本框架

  

   “王权止于县政”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规则之一。自秦汉“废封建、设郡县”之后,传统乡村社会逐渐形成了以保甲制度为行政末梢,以士绅为政府与乡村社会的纽带,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经济基础,充分利用宗族组织的整合控制作用,构建了一套完整的乡村治理秩序。①这一基层治理模式与君主郡县、农副经济、伦理礼教及册封朝贡共同构成了传统中华体制的框架。大体而言,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这一基层治理模式,尽管其间不乏具体的调整,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动。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秩序

   就这一关系图,须做以下几点说明:

   族权:家族是乡村自治的主要组织实体。从社会学的角度说,家族是以亲属关系为基本骨架,以伦理为行动规则,集政治治理、经济生产、社会救助、祭祀教育等诸功能于一体的总体社会组织,其组织性与稳定性都别具一格。家族凭借族长、族规、祠堂、族田、族谱等一系列要素,形成了一套严密复杂的社会空间与规范体系;并围绕各种“礼仪”的集体行动不断再生产,据此以塑造每个族人的伦理行动规则、可能性及其限度。从社会结构的生成机理来看,以血缘与亲属关系为底色的族权(父权)是其他权威的基础与源泉。②

   绅权:士绅是传统乡村的中流砥柱。他们是国家学说在乡村的代言人与维护者,是“国家整合乡村秩序的主要力量”③,也是代表地方社区与政治系统沟通的力量,对特定地域超越家族与保甲的诸种事务与冲突有领导权与处置权。④作为政治体制与乡村社会的纽带,士绅是超越并统合保甲的行政权与族权的力量,地方政府一般都需要与士绅共治。

   是什么因素使士绅获得崇高的权威?张仲礼、瞿同祖、费孝通等前辈学者一般都主张“功名—知识—教育”是士绅的权威基础,于建嵘先生则根据实践调查指出,个人德行才是士绅获得权威的最核心要素。简单地说,为人公正,造福乡里,令乡民心悦诚服。⑤对此,笔者深以为然,这与古人“太上立德”(《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的训示也吻合。实际上,功名、知识、财富(土地)、技能、年齿、曾任的官职或官职亲属关系都不是决定因素,它们是成就德行、提升权威的因素。钱穆先生也曾指出,秦汉以降的“士人政治”(道统或德治)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独特景象,封建向郡县的政制转变同时也意味着国家体统主流理念的转变,形成了“道德”统摄“血亲”与“政治”的格局。⑥这一判断与于先生的观察可相互印证。

   政权:保甲制度是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的代理。在农业社会,乡村只需服从国家的大体规则与意志,国家既无必要也无力量直接深入乡村生活的细节。⑦因此设立非正式体制的保甲制度以示政权在场,税役、治安、决狱等是其主要职能。⑧地缘保甲与血亲家族的高度重合可见保甲在乡村的地位;若保甲在实践中不以家族为基础,则近乎虚设⑨;我们可以称之为“政统高度倚重血统”。

   需指出的是,秦汉的乡亭制度向两宋的保甲制度转变是传统乡村治理的一大转折点。从建制上看,王安石的保甲制变革废除了“乡”作为一级行政区域的建制,是政权体制的收缩,在法理上扩大了乡的自治权;但实践的逻辑未必如是。秦汉时期的“三老”是官派乡官(亭长来自民间推选),多由地方贤达人士充任,汉文帝十二年(公元168年)曾有三老“各率其意以道民”的诏令;更重要的是,乡官可以通过察举制度进入中央官僚系统,可见乡官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显要地位。⑩至宋代推行保甲制度,保甲管理者的地位与威望则不及往昔。其原因在于,秦汉去封建时代未远,“分封建国”的传统还在影响着国家政制,基层官员在政治建制有相当权重,不必仰人鼻息。政府对乡村社会都得以无为而治,民间也较少受到上峰政治的侵扰,贤德之士能自行兴利除弊;所谓“礼失求诸野”便是此意。(11)待到隋唐时期,官僚建制日渐完善,中央集权日益严重,上级政权褫夺乡村自治权也渐成常态,地方自治权缩小,基层就多行政工作而少政治事务,俊秀人才难有施展的机会。更重要的是,科举制度的实行致使优秀士人向朝廷聚集,不愿委身乡村的琐屑工作。至两宋改制,保甲长的成色更黯淡,背靠政权的保甲长在乡村的影响力自然不及拥有功名的士绅与基于血亲伦理的族长。也正因此,有于建嵘先生《岳村政治》书中两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保甲的管理者依然是由本地百姓“公举”产生,当选者多为德、才、识兼备及家道殷实者;另一方面,保甲的管理者近乎沦为县级官员驱使的差役,其建制也近似县级政权的派出机构,同时还要侍奉地方士绅,“士民”常不愿充任,这影响了保甲长的“成色”,削弱了乡村的自治色彩。(12)

   简而言之,“血统”、“学统”与“政统”构成了传统中国乡村治理的基本要素,它们相互支持、相互节制、分工合作,其权重在动态中保持均衡,在实践中磨合形成了约定俗成的权力/义务边界,维持着一种超常稳定的治理秩序。笔者以为,相较“自治政治”,谓之“乡村共治秩序”更贴切。


二、废科举、革旧制、做试验:稳定秩序的破碎

  

   1840年西力东侵以来,古老的“中华文化体”遭遇西方力量的全面入侵与渗透,延续数千年的中华体制在短短数十年之间一败涂地;中国也开启了“中华文明圈的宗主国”向“世界列国时代一员”的历史大转型。较之春秋战国时期“中原文化”向“中华文明圈宗主国”的转型,近代中国的大转型是被迫、外生、突然的,因而更剧烈、更彻底、更曲折。昔人谓之“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此言不虚。更重要的是,诸领域的改革转型,在“据传统塑造新中国”与“据西方再造中国”两条道路的撕扯下,在英美、日本、德意、苏俄等多种西方思潮的裹挟之下,“反复试错”,始终未能形成定制,乡村治理秩序自然也逃脱不了这一历史命运。其基本情况如下:

  

   一是,绅权的衰退:科举制的废除与农业相对获利能力的持续下降。作为一种较为平等的人才遴选制度,科举制是传统中国社会良性流动的主要途径,它既是上层统治集团保持活力的源泉,更是乡村生成士绅阶层的重要土壤。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历程的节点之一,它直接导致士绅阶层的急剧衰落。与此同时,农业相对获利能力的持续下降,也促使乡村清秀者寻求新的出路。他们流入城市,或求学,或经商,乡绅的成色与乡村的人文环境迅速陷入颓势。(13)“原有社会凝聚机制急剧瓦解,社会成员从原有的生存结构中脱离出来,又无法被新的生存结构所吸纳,从而迅速‘游离化’。这种‘游离化’社会群体,引发急剧社会动荡。”(14)为应对乡村社会失范的局面,晚清政府于1908年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试图采取下沉政权与规范地方自治并举的方式,建立乡镇自治与保甲管制相结合的治理体系,但随后的政权更迭使得这一法令沦为“文本制度遗产”。(15)

  

   二是,政权逐步下沉:未能有效确立权威。第一,辛亥革命之后,政权名义上从以“皇权”为中心转变为以“民权”中心,乡村社会也尝试着转保甲为自治,但彼时的民众也不具备自治的政治素养,所谓民权自治多流于形式。第二,民国时期的地方军政势力多以乡村为兵源与税赋的来源,倾向于倚靠暴力行政机构与土豪劣绅进行统治,根本不允许民众通过区乡(都团)等基层组织行使自治权。(16)这既折损了保甲等基层政权的权威,又为强权势力兴起提供了空间。此时的保甲不仅是政权的末梢,更类似一种派出机构,其自由度受区乡的严密限制,常常沦为征兵与收税的工具,以至于某些地区的保甲长到了“贤者不为、为者不贤”的地步。第三,北洋政府与国民党政府都比较重视城市与上层,忽视乡村与下层;并缺乏党纪、意识形态等手段节制基层官吏。(17)第四,国民党取得政权之后,也曾试图重建乡村治理秩序,但中枢意见不一,往来反复。1935年《修正剿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寓保甲于自治之中”的主张与30年代后期的乡村建设运动,都因当时紧迫的国内外形势与战争动员的需要而未能有效落实,反倒使得乡镇成为一级行政建制、保甲制重建且半行政化。(18)第五,乡镇人员与保长从“民”转变为“官(半官)”的转变引起了士绅的关注,比较能满足他们进入正统社会的愿望,因而出现了士绅与保甲合流的现象,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良绅的流失,同时也弱化了士绅与地方社区的保护—认同关系。(19)

  

   三是,强权凸显为乡村社会的主导力量。士绅原是凝聚乡村各要素的中枢,它的衰落直接导致乡村的虚空,豪强地主、劣绅、地痞流氓及会道门组织,借助地方军政势力的支持,鸠占鹊巢,特别是以土地财富为基础的“豪强地主”的政治操控力较之前显著增强,侵蚀僭夺了乡村的主导权。(20)

  

   四是,族权在社会激变时期得到强化。这一时期的政权或默认或肯定家族是积极的社会组织力量;更主要的是,因为兵匪、帮会等黑恶势力横行乡里,乡村社会普遍需要能承担维护社区稳定与安全的力量,传统的宗族无疑是最有效的组织资源。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宗族的人身控制力因受到民国新式法律的制约,转而诉诸经济制裁的力量,“通过各种手段增加族产总量与控制族人的家产”以达到约束族人行为的目的。(21)

  

五是,民权以动员式的农会为载体初登舞台。20世纪20年代,因乡村社会环境恶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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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建设》2015年第2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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