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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伟志:“改革学”刍议

更新时间:2018-10-31 22:58:34
作者: 邓伟志  

  

   改革要深化迫切需要用改革的理论来指导。新时代需要新作为,新作为需要新学科。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完全有条件、有可能从实践中提升出改革的理论。习近平说:“中国将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这就意味着中国更加需要学科化的政革理论。一门新兴的“改革学”正在“应”改革开放再出发之“运”而生。

   何谓改革?中国的改革是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不变更执政者的、平和有序的变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与此相应的,还要变革阻碍社会前进的各项制度。改革既不同于改良,也不同于革命。“革命”常常是为了推翻政权。我们不是,我们是巩固政权,改善政权。当下在中国已不存在势不两立的、你死我活的两大对抗的阶级和阶级冲突。我国也曾有过“改革是革命”一说,这是比喻,是从强调改革的艰巨性和深刻性这一角度说的。

   我们也不是改良主义。改良主义是在尖锐的阶级矛盾面前,不去触动统治阶级一根毫毛,麻痹被压迫、被统治阶级。如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讲坛社会主义者和费边社会主义者,以及蒲鲁东、拉萨尔、伯恩斯坦等人都是维护资本主义的改良派。中国改革的力度是很大的,改革给不同群体、不同阶层带来的利益是有区别的。正因为中国的改革既不同于改良,也不同于革命,才有必要建设一门全新的改革学。

   改革学是以改革为研究对象、探讨改革规律的科学。具体地说,是研究改革的目的意义、战略战术、经验教训、演化历程、评估标准以及中国特点的学科。改革涉及的面很广,至少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以及这几个方面的结构、机制、规范、法律、道德、理念、政策、管理方式等内容。改革学理论的学科化是改革和继续改革成功的先声。不消说,改革学理论的滞后和缺失,也会使得改革事业的某些方面出现短板。


改革学应当研究中国改革的起点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改革号角,揭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序幕。会议提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会议要求改变资料图片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会议接连用了两个“改变”,足见改革态度的坚定。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如此旗帜鲜明地号召改革开放,成为历史的转折,是因为在这之前,11月10日至12月13日成功地召开了长达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工作会议开得生动活泼,民主气氛十分浓厚。与会者敢于批评会议主持人。很多发言有重大突破,富有拨乱反正的性质。会议的结论超出了会议的预定计划。会议提出:“适应工作重点转移的需要,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把改革开放提到“方针”的高度,这也是第一次。

   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邓小平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文字尖锐泼辣,一针见血,是在为改革开放扫除障碍。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结出改革的累累硕果,正是因为中央工作会议开得“繁花似锦”。

   那么,在鲜花盛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之前有没有花蕾呢?有!那就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阅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这篇文章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当天新华社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报纸也陆续转载。说“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报纸”,换言之就是还有些省市区没有很快转载。这说明看法不完全一致。上层也有个别人认为《理论动态》文章是“砍旗”。马克思说,“真理是燧石”,越打越发光。半年以后,思想大体统一,真理标准讨论成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思想。理论先行,改革开放的硕果是在12月结出的,“花蕾”则是在5月萌发的。

   就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紧锣密鼓开会的时候,寒冷、饥饿、困苦的安徽省凤阳县凤梨人民公社小岗村十八户农民冒着生命的危险按下手印,将土地分田到户,实行单干。此举是秘密进行的。小岗人写下了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证书。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有三条:一是分田到户;二是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三是如果干部坐牢,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在会上,队长严俊昌特别强调,“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可是不久,公社知道了吓得要死,允许他试验一年。县委知道了吓了一跳,但见他们生活有改善,同意他们试验三年。省委见小岗村第一年粮食产量是前五年的总和,同意他们试验五年。有文章省去了这段历史,笼统地说,“受到中央的重视与支持”。事实没有那么简单,历史不会像北京的长安街那样笔直,中央的支持是后来的事。

   把历史简单化是对历史的轻率。要知道,思想大解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有不解放的地方,三中全会的态度是“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会议接连用了两个“不许”。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向“两个不许”乃至“三个不许”的人表示:“你们走阳关道,让我走走独木桥试试。”当“独木桥”带来产量增加、收入提高以后,才有中央的“贫困地区可以包产到户,发达地区不可以”。再过些日子才有了像有些文章所说的那样,“受到中央的重视与支持”。中央表示“可以……,可以……,也可以……”。再过些日子,也就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五年后,才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伟大创举”一说。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完整的描述应当是: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其基本特点是在保留集体经济必要的统一经营的同时,集体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承包给农户,承包户根据承包合同规定的权限,独立作出经营决策,并在完成国家和集体任务的前提下分享经营成果。

   一般做法是将土地等按人口或劳动力比例,根据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分给农户经营,承包户和集体经济组织签订承包合同。具体形式有:(1)包干到户。各承包户向国家交纳农业税,交售合同定购产品以及向集体上交公积金、公益金等公共提留。其余产品全部归农民自己所有。(2)包产到户。实行定产量、定投资、定工分,超产归自己,减产赔偿。目前,绝大部分地区采用的是包干到户的形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主要生产资料仍归集体所有;在分配方面仍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集体和家庭有分有合。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走土地私有化的道路,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既发挥了集体统一经营的优越性,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适应我国农业特点和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管理水平的一种较好的经济形式。到1983年初,全国农村已有93%的生产队实行了这种责任制。这段历史是典型的实践出真知。这有力地说明认识是个过程,说明存在决定意识,说明先有存在,后有认识,说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上述安徽小岗村的改革,使得农村博得了“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的评价。中国的改革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说法也是以此为依据的。


改革学应当研究改革的历程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国40年的改革是一以贯之的,也可以从进程的特点和侧重划分若干阶段。现在有两种划分法,一是分三个阶段,二是分五个阶段,都有道理,前后相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很难斩钉截铁、截然分开的。不过五分法似乎更容易接受,具体如下:

   第一阶段是改革的酝酿起步和局部试验(1978年12月—1984年9月)。这一阶段就是前面讲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阶段和特区确立阶段。1978年底香港南洋商业银行庄世平、罗新汉等一行数人来广东汕头。时任广东省委常委吴南生与他们谈起如何改变贫困面貌。罗新汉反问吴南生:“你们敢不敢搞自由港?”接着罗新汉讲起亚洲的“四小龙”如何如何。“四小龙”是指经济上发展得比较快的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他们搞“出口加工区”,出口加工区在香港称“自由港”。

   “罗新汉之问”引发了吴南生的思考。吴南生立即到广州向习仲勋汇报,习仲勋赞成。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又向华国锋汇报,华国锋也赞成。习仲勋为广东向华国锋要权,华国锋给权。习仲勋向邓小平请示名称叫什么好,邓小平说“叫特区”,从此特区便在中国大地上如日中天。1979年4月份,中央决定办五个特区,这就是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还有上海的崇明岛。香港总商会的人提出:“你无论如何也得立法,你不立法谁敢来?没有立法的国家外国人最怕。”于是,广东省花一年时间,几易其稿,草拟了一个《特区工作条例》。

   1980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广东省的《特区工作条例》,从此特区工作顺利展开,不过顺利中也有不顺利,有人批评特区是“殖民地”,是“出卖主权”。反对办特区的,有人很快就转变态度,支持特区;也有人变本加厉,给办特区的带头人栽赃。五个特区办了四个,崇明岛没有办。不用说,是因为有人反对,但是特区的工作还是蓬勃开展。

   第二阶段是全面展开经济体制改革和探索政治体制改革(1984年10月—1989年5月)。其有三大特点:

   一是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这一突破是很艰难的,也是十分可贵的。在第一阶段之所以阻力重重,上海崇明岛之所以没有办特区,完全是因为那个“对立”的观念没转过弯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二是启动了城市改革。1984年10月在胡耀邦等主持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这不只是区域的转移,是改革战略的转移,是转向全面改革。邓小平对杨振宁等60多位外籍华人科学家说:“如果说开拓新局面是从农业开始,这次则是全面改革,包括工业、商业、科技、教育等,范围很广。”为了这个转移,邓小平1986年5月10日在会见加拿大总理布赖恩·马尔罗尼时说:“‘七五’计划不追求过高的发展速度,主要目标是实现城市改革。”

   三是开始了政治体制改革。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召开,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了议事日程。大会的基调是政治体制改革。《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中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紧迫的要求。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 大会为政治体制改革制定了具体目标,要求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

第三阶段是改革进入治理整顿期(1989年6月—1992年9月)。世界上没有万无一失的政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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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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