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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世界政治潮流与美国的历史作用

更新时间:2018-10-31 21:28:15
作者: 王缉思 (进入专栏)  
整个国家向种族平等迈出了重大步伐,从而加强了社会凝聚力。在波澜壮阔的“反文化”运动中,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共识,强化了平等、宽容、爱国的意识,逐步形成了作为另一种“政治正确性”的多元文化主义。与此同时,宗教复苏将社会拉向保守的方向,同多元文化相互适应,基本形成了以“基督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为主体的宗教格局。到了冷战后期,保守主义思潮占据了社会主流。在经济方面,冷战期间的战备和对外战争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滋生了军事工业集团同政界、商界勾结所产生的严重腐败。然而防备核战争的计划也大大刺激了高速公路、汽车、建筑等行业的蓬勃发展,改变了人口、城市化和工业布局,促进了消费文化,间接提高了社会福利。国防工业的发展同科技、教育紧密结合,催生了许多技术创新(如计算机)和制度创新(如战略智库)。

  

   以上因素综合起来,构成了美国赢得冷战的主要国内依托。特别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是其中若干极具美国特色的现象。首先,上述国内变革是在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实现的,展现的是一种风雨飘摇中的“动态平衡”。这种动态平衡所维护的社会稳定的程度,要高于苏联那种用政治高压维持的表面稳定,因为美国的资本主义法治传统与体系,始终将社会动荡和领导人的更迭控制在一定的制度规则之下。其次,美国国内变革的推动力量不但来自政府,更重要的是来自社会,包括社会中的所谓反叛力量,如左派知识分子和“反文化运动”中的激进分子。一方面,美国的反苏反华政策对国内的反共意识形态起到了强化作用;另一方面,美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基督教传统、私有制思想、对个人自由的崇尚,都对苏联式或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产生了与生俱来的反感。因此美国社会的变革无论如何不会向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最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始终充满一种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夸大对手苏联的实力,同时唱衰自己,以提高国民对敌国的警觉和激发国民的斗志,是美国一贯的做法。

  

   在冷战时期,美国将对抗苏联作为对外关系的重心。世界上的国家和政治集团,无论其意识形态倾向是左还是右,政治制度是专制还是民主,只要反对苏联就能得到美国的支持。同苏联的斗争既包含意识形态冲突,也包含政治制度竞争,还体现了地缘政治考虑和全球霸权争夺。美国当时没有把推进民主化和人权作为对外战略重点,对苏联进行的政治渗透事实上并不成功。族群和宗教冲突本是有史以来世界政治的一大突出问题,但是冷战时期的东西方对立掩盖了族群和宗教矛盾,前殖民地国家的国内问题被放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次要地位,这也就为冷战后世界的“文明冲突”和“反恐战争”埋下了隐患。

  

   二、冷战结束后的美国与世界

  

   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的主题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并大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的十年到十五年时间。在这一阶段,世界政治潮流似乎像福山在“历史终结论”里所预想的那样,朝向西方式的自由民主。许多国家都卷入亨廷顿所描述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叶利钦领导下的俄罗斯重建的国家制度,至少在表面上同西方民主制相类似。东欧出现剧变,推翻了共产党的领导,又在此后爆发“颜色革命”。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解体后,新成立的国家模仿老牌欧洲大国的政治模式,对外关系方面向欧盟靠拢。拉美军人政权纷纷还政于民。不少非洲国家摈弃了苏联式发展道路,推翻或改造了独立初期由民族解放领导人开创的政权。乍看起来,大半个世界似乎都在用西式民主自由的思想武器对抗“专制统治”。

  

   同一时期,美国政治和外交也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其方向同世界政治变化趋势是一致的。换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美国在继续引领世界政治潮流。在政治思想方面,美国宗教右翼(主要是基督新教右翼)正在复兴,这同教会(主要是东正教会和天主教会)在俄罗斯、中东欧地区的复苏遥相呼应。倾向自由化的美国政治派别则高举多元文化主义和“政治正确性”的大旗,其内容包括反对歧视妇女、少数族群、其他宗教、同性恋者等,并强调保护生态环境。由各类非政府组织构成的公民社会应运而生。美国公民社会的兴盛带动了世界其他地区的自由化浪潮。在外交上,“历史终结论”和“民主和平论”风靡一时,人权外交在克林顿执政时期被放在了突出位置,同经济扩张和国家安全并列为“三大支柱”。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轻松打赢了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一度变得不可一世。有人声称世界进入了“单极时刻”,还有人预言21世纪仍将是美国世纪。回望冷战胜利后的美国,克林顿当政的八年是美国现代史上国力最强盛的时期,享受到了“和平红利”,也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对美国构成真正的挑战。

  

   但是,冷战时期遗留的民族、族群与宗教问题此时在世界舞台上日益凸显,具体事例包括卢旺达大屠杀、南斯拉夫内战、车臣战争、“基地”等宗教激进势力的崛起。同时,全球人口发展失衡,欧洲和美国人口增速放缓,俄罗斯人口呈现负增长,西欧、北美、俄罗斯劳动力出现短缺,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而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人口增速较快,人口日益年轻化。这些地区同欧美国家的经济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扩大,造成经济发展和财富分配进一步失衡。人口和经济的双重失衡,驱动跨国、跨地区、跨洲的大批人口迁移,中东、北非移民向欧洲流动,拉美移民大量流入北美。独联体内部移民也迅速增加,从经济相对落后的中亚、南高加索国家流向俄罗斯的欧洲部分。新移民、难民同移居国家的原有住民之间,肤色、语言、宗教信仰往往不同,经常产生矛盾。非洲和中东部分国家的动乱,多数同族群、宗教问题相关。

  

   冷战后的民族宗教矛盾在全球范围变得日益尖锐,也反映到美国国内政治,引起了许多人的忧虑。亨廷顿在1993年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影射美国国内问题,他的忧虑后来更明显地表现在2004年出版的《我们是谁?》一书中。在这本书中,亨廷顿认为,一旦美国的主流文化不再由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的基督新教信仰为主导,那么美国最终可能走向解体。从美国的立国之本来看,他的忧虑不无道理。随着拉美和东亚移民的快速增长,美国的民族凝聚力也开始下降。美国白人开始意识到,旨在纠正歧视黑人的“矫正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又译肯定性行动)已经矫枉过正,传统价值观和主流文化失去了往日的辉煌,社会变得日益不公。宗教和族群认同问题就成为冷战后美国国内的一个突出问题,这与世界政治的基本趋势是一致的。

  

   冷战后的第二阶段为2001—2016年。这一阶段世界政治的一个特点是强调市场作用和政治民主化的新自由主义遭到抨击和抵制。在拉丁美洲和非洲,新自由主义的试验多数失败了,在东欧也遭遇很大阻力。民主化浪潮同样遭到反抗和挫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资本主义的弊病进一步显露,全世界范围内的贫富悬殊继续加大,“大中东”地区(从阿富汗、巴基斯坦到北非的广大地区,多为伊斯兰国家)的动荡在加剧。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美国起初出现了错判,以为“阿拉伯之春”是反抗突尼斯、埃及等国暴政的民主运动,实际上这一运动并非只是对本国政权的不满,而是掺杂了太多对社会现状的反感,对生活前景的失望,包括对美国和西方的不满。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上台后很快又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军人为首的高压政权。随后是叙利亚的长期内战,中东大部分地区陷入混乱之中。

  

   美国社会受到2001年“9·11”事件的巨大震撼。从小布什到奥巴马执政的16年里,出于对国内外穆斯林的恐惧和警惕,政府以反恐名义加强了对社会的管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损害了公民自由。2003年开始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加上国内的治安投入,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社会资源。“9·11”刚刚发生时,美国人同仇敌忾,表现出了很强的国家团结精神。但是随着恐怖主义威胁的下降,美国国内社会的贫富差距和族群矛盾就浮到了表面。由于金融监管不力等种种资本主义积弊集中发作,2008年爆发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也加速了美国的社会分裂和左右争吵。左的方面,是社会的99%反对1%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席卷美国;右的方面,则是在全球化中利益受损的白人中产阶级组成的“茶党”异军突起,代表民粹主义思潮向奥巴马为代表的权贵发起攻击。虽然左右两边均对政治建制派表示极大不满,但双方却无法在诊断政治病因和寻找药方方面达成共识,这就为高举民粹主义大旗的特朗普赢得2016年总统选举埋下了伏笔。

  

   在奥巴马执政的八年,他宣称自己的原则是在外部世界“不做蠢事”(主要指不像小布什政府那样频繁对外使用武力),集中处理国内事务。奥巴马时期尽管国内经济增长了,但医疗改革和社保改革没有成功,贫富差距没有缩小,宽松的移民政策引起了以欧洲白人后裔为主的传统社会的更大不满。在对外政策方面,从阿富汗和伊拉克脱身使美国进退两难,与俄罗斯的关系因乌克兰危机而恶化,因担心中国崛起而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无果而终,中美关系开始走下坡路。“不做蠢事”不但没有带来美国人的好感,反而被视为放弃在世界上的领导权。

  

   奥巴马试图转变小布什时期以反恐为第一优先的国际战略,纠正迎合“华尔街肥猫”、石油集团、军工集团利益的国内政策。这些在表面看来是进步的理念,为何在实践上没有成功落实?关键在于美国国内传统习惯势力积重难返,对奥巴马的掣肘十分强大。奥巴马成为第一位美国黑人总统,重用希拉里·克林顿等女性官员和非白人。在传统社会和官场中,他们的政策主张遭受强烈的消极抵制。更重要的是,美国政治的两极分化,族群间的裂痕,都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奥巴马的八年,未能减轻政治痼疾。在共和党保守势力的阻挠下,美国人在应对气候变化、发展可再生能源、削减国防经费、改革教育等问题上都难以达成全国共识。虽然美国社会仍然存在一些积极因素,例如公民社会的发展,高技术领域仍旧独占鳌头,并继续吸引大量全球高端人才,但同冷战刚刚结束的时期相比,美国在世界上的软实力和“民主灯塔”效应明显下降了。

  

   如果要对后冷战时期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做一概括,可以看到三个各具特色的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最后十年,即老布什总统执政后期和克林顿当政的八年,美国的实力地位达到了历史的顶峰,美国经济一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0%,若干年份甚至占到33%,同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没有强劲的对手。在这种环境下,美国过分自信,将冷战的结束片面地归因于西方民主制度和自由主义思想的优势,而忽视了世界的多样性。世界并没有像它所设想的那样,向民主自由的方向大踏步前进,而是在“潘多拉盒子”打开后,出现了更多的民族宗教冲突,以及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反弹。

  

第二阶段是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的战略方向出现了两个重大偏差。第一个偏差是在2001年“9·11”事件后发动“反恐战争”,视伊斯兰激进势力为主要敌人。小布什甚至宣称要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消灭恐怖势力。实际上,消除暴恐势力是全人类的长期任务,将暴恐活动简单地归咎于伊斯兰势力,以暴易暴,不仅迷失了方向,也在国际上孤立了美国自己。第二个偏差是新自由主义政策下金融杠杆的过分使用,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金融监管机制的失控,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长期失衡,酿成了2007年始于美国、2008年肆虐于全球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不仅导致世界经济发展严重受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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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政治研究》2018年第二辑(总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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