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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显明等: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法学教育

更新时间:2018-10-31 00:49:54
作者: 徐显明 (进入专栏)   黄进   潘剑锋   韩大元 (进入专栏)   申卫星  

   韩大元: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也想向各位老师请教,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政权变动是比较大的,宪法体制也在不断变化之中,但急剧的政治变革中学术研究是相对稳定的,出现了有水准的学术研究成果。有时政治发展和学术的自由和繁荣并不是成正比的,学术还有独立存在的很大空间。民国时期二三十年代,留下了到现在看来也很有价值的一批包括宪法学、国际法学在内的著作和论文。以宪法为例,二十年中写出了25,000多篇宪法论文,350多本教材和学术专著。当时的法学教育也有主体精神,特别是二十年代以后开始有了本土化的思考,社会发展需要法学保持自己独立的法学理论。当时的法学教授工资高,社会地位很高,学者们可以自由交流。为什么二三十年代有了中国学术的独立、学术的主体地位和学者的社会地位,为什么那时出现了大家尊重的学术成果?

   当我们讨论今天的法学教育时候,也要从过去的历史视角思考问题,这是很有价值的。

   潘剑锋:韩老师的这个问题可能有两个因素影响是比较大的,一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特别重视教育,与此相对应的就是中国传统中也非常认同规矩,所谓规矩的设立都是按照传统经验和规律性东西的总结。另一个影响因素是在人才培养方面比较尊重教学发展规律,方方面面基础都打得很好。

   徐显明:谈论这些问题可能不是我们的长项。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不会像我们这样思考问题。历史学家思考的首先是时代的变迁。每遇大的时代变迁的时候一定是产生重要思想的时候,时代是思想之母。中国历史上大变革的时代莫过于春秋战国,那时便有了儒法道墨诸子百家。而第二个大变革年代便是清末民初,因而该时期产生了中西合璧的思想家和学术。其次,离不开主体的因素。民国所产生的大的思想家,每一个人都饱学诗书,旧学涵养十分丰厚,在救亡图存中又自觉对西方有了解,可谓学贯中西,我们今天已经没有这样的学人。在旧学中脱颖而出的人,再吸收新学,抱有强烈的救国使命,以中国人的思维、以西化了的学术,在比较和借鉴中所产生的思想,就比我们接受单一教育所产生的思想要深刻得多。主体性我们不具备,时代性我们也不具备,我们看待这些问题可能得向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学习。

   申卫星:民国时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国际法方面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才,早期的清华大学法学院也是国际法人才突出,例如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政府派出的唯一的法官梅汝*、检察官向哲浚,还有国际法学家王铁崖、端木正,这是什么原因呢?

   黄进:我认为,中国近现代的法学教育始于国际法教育,因为那时候很多学者要寻求救国之路,要同外国进行交涉,他们首先看到的就是西方国际法方面的著述。

   徐显明:这个观点我赞同,中国的法学教育应该是从学习国际法开始的。1839年,林则徐刚被派到广州,就让部下搜寻西方的法律,让人翻译了瑞士国际法学家瓦特尔的《国际法》。林则徐被罢官后,临行时把自己收集到的外国文献和法律都留给了魏源,魏源将之整理出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海国图志》。这其中有大量的国际公法。当治外法权的现象出现以后,处理涉外法律事务也需要有一些懂外国法律的人。1861年,京师同文馆开设《万国公法》课,是西方法治文明有组织地在中国传播。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也翻译过国际法。总体来说,近代以来的法学教育还是一个舶来品,不是我们文化本土当中自身产生的。中国古代的法学教育应该叫律学,中国古代的法学自秦开始即叫律学。在汉代已开始设律博士,历史上产生了大量的律学家。

   申卫星:各位老师把1949年之前近代中国法学教育的发端、发展做了清晰的梳理,最后我以钱端升先生作为这个讨论节点的小结。钱端升先生跟在座老师都有关系,他就读于清华大学,后赴美深造,在哈佛取得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钱端升参与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筹建并被周恩来总理任命担任首任院长。他把清华、北大和法大联系在了一起,对中国法学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韩大元:钱端升先生学识渊博,横跨数个学科。他研究的主要学科是政治学,后由政治学转向宪法学,他也有外交学、国际法的深厚背景。1954年宪法制定的时候,钱先生是作为法学专家,主要负责五四宪法中有关对外政策部分,比如要不要写有关国际条约,如何具体表述外交政策等。那个时候的学者通常都跨两三个学科,不像现在学者的知识结构太单一,一个学科内只研究一个法律部门。为什么学生的知识有点狭窄,可能跟我们老师们的知识结构有一定的关系。谈到对1949年之前法学教育的评价,我们看到清晰的法学的脉络和来源,一是国际法,主权方面的体系化理论思考;二是宪法,关于国家建构的体系化思考。民国时期著作最多的也是在宪法和国际法领域,而且把宪法和国际法打通了,不像现在分得很清楚。因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宪法体制和建构都是一体化的,学理上是不可能分开的。当时学者们知识丰富,各学科融会贯通,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法学知识体系是越来越专业化好,还是向综合化、跨学科的方向发展好?

   此外,钱端升先生的学术贡献大家有目共睹,但是他的法学教育思想应该怎样概括呢?

   徐显明:我对钱先生的评价是,他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他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包括“文革”结束以后,担任过新组建的法制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彭真也是副主任委员。说他是政治家,是因为他参与了国家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设计,是个对政治有影响的人。还因为50年代他被毛泽东主席确定为中国科学代表团的副团长出席国际活动,团长是郭沫若。钱先生是以政治家的身份在参与这些活动。但同时作为北京政法学院的首任院长,他也一定是教育家,他给政法大学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即使身处逆境,也清志不改。

   我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时设立了钱端升学术奖,后来与教育部沟通,把这个奖提升为省部级奖,与孙冶方奖、吴玉章奖齐名。所以他是政治家、教育家、法学家,也是外交家,还是政治学家,是我们这些后来做法大校长的人学习的楷模,是新中国法律人杰出代表和共同榜样。我曾动员钱端升先生的长子钱大都同志捐出钱先生的部分遗物以便永久纪念,也以“端升”之名在法大命名了道路。

   黄进:钱端升先生对他1949年以前的生涯有一个总结:“以教书为生,也以教书为业。”他真的是民国时期潜心学术、著述颇丰的学者,写了大量中英文的文章著作,也写了很多时评短文。中国不少著名学者都是他的学生,例如王铁崖教授称他为老师,我的导师韩德培教授也称他为老师。因为钱端升先生从国外回来从教较早,先后受邀到武汉大学、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任教,受他授业的学生不少。最近中国政法大学建立了“钱端升纪念馆”,把钱先生的一生做了系统梳理。我看到两封改革开放初期韩德培先生写给钱端升先生的信,信的开头就是“端升师座”。

   申卫星:为了纪念钱先生,同时也是为了发掘清华大学丰富的历史资源,弘扬学术、传播思想、树立典范,体现清华大学法学院对社会的影响力,2017年清华大学设立了钱端升法学讲座,目前已经举办了三期,分别延请了崔建远教授、王泽鉴教授和苏永钦教授发表了学术演讲。

   回顾历史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1949年以前的讨论暂时告一段落,刚才诸位老师讲到1954年形成了“五院四系”。1954年之后,到1966年法学教育可以说就中断吗?

   徐显明:应该到1977年。中断历史还有若干故事需要挖掘,像“文革”当中,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重要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讲的是理工科大学,文科以社会为工厂”,后面还有一句“法学不办为好”,就是因为这句话,所有法学院都要砍掉。恰恰这段时间外国有一个法律代表团到中国来,希望看看中国的法学院校,因为这个背景,就说那留下一两所吧,这就是“文革”当中还有被保留下来的法律系的原因。

   申卫星:后来就剩北大和吉大。1975年,全国本科生也就300多人。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3月入学的黄进老师,如何看待从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恢复法学教育到2018年这四十年?

   黄进: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这四十年的法学教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7年或者1978年到1992年,这是我国法学教育的恢复期。第二个阶段,从1992年改革开放新时期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这是我国法学教育的快速发展期。第三个阶段,2012年后中国的法学教育进入了逐渐走向成熟发展的时期,一直到现在。这个阶段办学规模得到了控制,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发展成为法学院追求的目标。特别强调的是,选择1992年为节点,是因为在这之前法学教育处于恢复期,1992年以后法学教育进入快速成长期,法学院校的数量和规模扩张得非常快,如雨后春笋一般。

   韩大元:新中国法学教育发展阶段的划分,要考虑两个时间节点。一是1978年改革开放,从1979年到1988年,恢复重建80多个法学院,十年间增加了80多个法学院。二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其实从法律角度来看,把1993年作为法学教育新起点也是有意义的。因为1993年宪法修改,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国家基本经济体制。国家要实行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需要大量的法律人才,所以法学院进入加快发展时期。

   徐显明:1977年、1978年法学教育恢复以后,凡是历史上举办过法政学堂的大学都在千方百计地恢复。如山东大学、山西大学、兰州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大学基本上都开办了法学专业,这段时间大概有七八十所,这七八十所学校奠定了中国法学教育的基础。目前看,这七八十所法学院校是中国法学教育的核心和重镇,这是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小平南方讲话以后,财经类、工程技术类院校大量开始兴办法学教育,如同雨后春笋。第三个阶段,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教育部推出“扩招”政策之后,中国所有大学都追求规模与门类。法学院校急剧膨胀,非正规法学教育也达到了高潮。高校扩招对法学教育的冲击是极大的。扩招以后,医学院校也开始办法学,总之,各式各样的学校都在办法学。要完成扩招任务,办法学成本是最低的。公共课的老师都可以往这里转,所有学校都有政教的老师。在这个背景下,所有院校都办了法学。法学院校从几十所到两百所,以至激增至现在的六百多所。

   潘剑锋:对于改革开放后四十年的法学教育发展,我特意查了一些文献,如果细分的话可以分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78年到1983年,全面恢复阶段,1983年有90多所院校。1977年、1978年两届本科生1299人,硕士228人,博士1人(黄进:陈云生,改革开放后国内培养的第一个博士,1987年毕业)。第二个阶段,1983年到1988年,逐步发展阶段,这时候有250多所院校,综合性院校设立法学院的比较多。到1988年的时候,本科生有28325名,硕士3847人。第三个阶段,1988年到1997年,相对规范化发展阶段,比较稳定。1996年,法硕开始招生,法学教育类型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第四个阶段,1998年到2002年,规模化发展阶段。在这个时期,随着“985”高校计划开始实施,教师待遇有所改变,相对应的教师队伍更加稳定。1998年法学本科生87977人,法学硕士10840人,法律硕士达到7986人,博士1340人。这个阶段,规模扩张得比较快,法学院校和在校学生人数都增长很快。第五个阶段,2003年到2011年,规模进一步发展,绝对人数逐年递增,但不像激增时期。到2011年,法学院校580多所,最高峰是639所。从2011年至今,法学教育进入相对平稳阶段,法学教育类型有了显著的划分,表现为法学硕士与法律硕士的培养有了明显的划分,博士培养得到一定的控制,在职博士在逐渐减少。

徐显明:这几个历史发展阶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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