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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正富:现代经济学的危机与政治经济学的复兴

更新时间:2018-10-30 02:17:27
作者: 史正富  
事实上,一个国家能不能有效协调国家、资本和市场三者的力量,形成合力,打造一个有利于本国的基础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是这个国家能不能崛起的关键。市场决定论,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理论,如果说还基本适用于普通商品市场的话,对于基础性生产要素市场则基本上不适用了。此中原因,正是因为作为投资品的基础要素的价格与供求都已受到国家与市场权力的塑造,在千里之外的全球交易力量的翻云覆雨中决定的。在这个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时代,不加区别地泛谈市场决定论,排斥国家在重大市场要素领域(如我国今日之核心技术)的战略引领和市场协调塑造之建构功能,不论怀有多么美好的愿望,结果只能是祸国殃民。

   第三,货币计量指标的失灵,即广义货币M2这个货币供应量的主要计量指标已经不再能够衡量当代经济体系中的有效购买力了。众所周知,M2(现金加存款为主) 一直是货币当局和经济学界计量一国货币流通量的基本指标,至今鲜有质疑的声音。实际上,随着现代货币市场的持续高速增长,在形成有效购买力的金融工具中,储蓄存款及现金已经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来自债券、股权、信托、保险、资管及其他各种形式的非银行资金体系的供求。这些资本市场的新型融资工具在定义上不属于M2,但从形成有效购买力这一功能而言,它们与M2并无区别;而且,在现实中,这些资本市场融资工具的放大能力比M2还要厉害!因此,在当代实体产业经济与虚拟资产经济并存的现实经济体系中,计量全社会经济货币的总量,不仅要看M2,更要看各类资本市场的融资工具。

   与此相关,由于只用M2来计算社会货币流通量,导致我国经济学界(甚至包括央行)对中、美两国货币量产生误判。例如,2012 年,中国M2有99万亿,GDP有52万亿,单位GDP的货币占用为2左右;而美国M2只有约10万亿美元,GDP有16万亿美元,单位GDP的货币占用量只有约0.6!这样比较,中国货币量是美国的3倍多!那中国是不是货币超发?其实,这是张冠李戴了!美国储蓄率低,银行存款少,M2当然也少;但美国资本市场大,债券股权、信托、保险、资管、基金等金融工具的融资规模远远超过了银行存款规模。下表(表 2)显示,2011年美国M2和资本市场融资总额超过67万亿美元,这才是美国国内形成有效购买力的真正的广义“货币量”,与同年美国GDP(15万亿美元)相比,单位GDP占用的货币量高达4.5,而中国2012年M2与资本市场融资总和不到160万亿人民币,单位GDP占用货币量为3。总之,单看 M2,中国货币比美国超发2倍,若看能形成社会有效购买力的各种金融工具,则美国国内的“钱”比中国超发50%多。

   表2:美国金融业资产负债表  2011

   (单位:10亿美元)

   应该说,全球M2的扩大,或者流动性的激增,起因在美国,中国是一个被动接受者。纸货币是持续超发的,金融工程是不断“创新”金融工具来吸纳超发的纸货币的,而市场是双层的,价格在基础生产要素领域是被建构的,其结果,是M2可以不多,但具有购买力的金融流通性却超多,多到泛滥成灾! 因此,M2不再能够有效衡量购买力了。

   第四,传统的货币需求理论失灵。原来MV=PQ,所以央行会盯住M2。但现在,上述的货币总量会被现代经济的两个子系统吸纳,一个是实体产业经济的运行对货币的需求,这里有一个 M1V1 = P1Q1 ;另一个是虚拟资产经济子系统,包括房地产这类资产、作为投资品的生产要素市场和各种金融衍生品市场,这里则也有一个 M2V2 = P2Q2 ,但后一类市场子系统的P2不是物价,而是资产和证券的价格。产业经济和资产经济的两个子系统的货币需求加总后,才是国民经济总的货币需求。又因为货币能够自由地在这两个子系统之间流动,就产生了很多以前不曾出现的现象。例如,货币量增加,但商品部门的价格,即物价没有上涨,而资产价格上升;又或货币量不变,但商品价格却上升了,因为货币可能从资产市场回流商品市场。两个市场流通的是同一种货币,资本市场火热时,货币大量涌向了资本市场,即使增发货币,实体经济仍可能资金短缺。

   第五,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失灵。凯恩斯发明的经典货币政策机制,即“货币 –利率–投资–就业”这一传导机制,现在失灵了。这些年欧美日各国货币量增加惊人,利率徘徊在极低位,甚至负利率水平上,但实体经济投资很少。

   与此同时,我们又发现另一个重要现象,就是货币变成资产,资产配置负债,从而抬升经济活动,导致所谓GDP的增加。当然,在美国,这个经济活动不是发生在实体经济中,而是发生在虚拟交易和福利消费领域,因此只能有效于一时,最终以2007年后的金融危机告终。

   吊诡之处是,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救市挽救GDP的方案还是货币变成资产,资产配置负债的操作。按2007年年末数字,美联储在危机爆发后反应迅速地通过公开市场向银行体系注入了486亿美元作为救市前奏。至2008年,美国的救市法案TARP(问题资产解救计划)全面运作。到当年末,美联储从公开市场渠道的再贷款渠道向银行体系直接注入5111亿美元、回购/逆回购渠道回收2647亿美元,同外国央行达成货币互换向国际美元市场注入5307亿美元,向券商注入455亿美元,购买衍生品197亿美元,并向新成立的专门救市的基金公司注入4449亿美元,2008年共注资1.3万亿美元!货币重整金融资产负债成为拯救美国经济几乎唯一的有效手段。

   第六,央行角色的裂变。传统货币政策失灵还带来一个后果:央行开始把财政变成附属。照理赤字财政很难持续,但欧美国家长期实行赤字财政,靠什么呢?靠的是央行的货币发行。这就使财政政策逐渐依附于央行了!现在又进一步,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大型企业的股权和资产也进了美联储负债表中的资产项。过去,央行发行货币,其资产依托是黄金储备、特别提款权和国债等等,现在美联储直接持有AIG这种巨型公司的股权,直接买进各家“大而不倒”的金融公司的有毒资产,从而使企业股权与有毒资产变成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然后它发行货币,记为负债,这样资产负债表还是平衡。结果是,央行成了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结果的最终背书人,成了市场体系中微观资产的交易主体。显然,这是央行性质的一个革命性变化(8)。

   第七,这里的启示是什么呢 ? 就是货币开始从因变量,即中性货币演变为自变量,变成了一个启动经济过程的始发力量。原因就是在于货币能够直接变成资产,资产对应负债,然后创造出新的经济活动。但这个过程能不能持续?长期看是好事还是灾难? 这都取决于超发的货币投向了什么领域,是投向生产性资本的积累,还是像欧美一样的福利消费和虚拟资产的交易? 由此观之,中国过去30多年的成功,关键之处就在于中国自主创新的国家级开发性金融机构和地方金融平台。这两者实际都是用借债的方式筹集资本金,投入到实体经济,集中体现在中国各类基础设施的数量和质量上,它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盘面(9)。 前边已讲过国家协调要素供给能力的重要性,这里不再重复。需要强调的是,政府在这个领域的重要经济职能,就是整合与协调核心资本及市场自发力量,形成一个与国家战略方向一致的力量,建构对国民经济长期发展有利的基础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包括土地、资本、劳力、技术、能源以及生态资源等。


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之路

  

   政治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理论的根本地位是确立已久的。但是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版“现代经济学”教材体系已经逐渐成为我国重点大学的必修课程;相反,政治经济学反而日益成为边缘的课程了。反映到日常经济政策的讨论中,使用的分析框架和话语体系也几乎全面来自“现代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几乎完全缺位。即使在近些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倡导、推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以后,上述情况也鲜有改善;虽然在顶层话语上(如“五大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等)已经确立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性,但是落实到经济政策的讨论上,仍然还是“言必称希腊”,跳不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窠臼。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对政治经济学原则肯定、实际上“退场”的现象呢?原因固然很多,恐怕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政治经济学自身长期以来自我封闭,既少理论创新,也远离当代现实;既不了解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新现实,也没跟上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很多时候只是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炒冷饭,或者简单地为中央文件提供几乎是重复性的“解释”,而不是尝试建构国家发展与政策讨论的学理基础。而为数不多的具有学术情怀的政治经济学者,则受到西方经济学数学化的影响,把大量精力投放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数学化上面了。久而久之,政治经济学既未上达庙堂之高,也未下入江湖之远,逐渐形成自弹自唱、和者益寡的局面。

   2007 年的世界性金融危机是一个转折点。它引发了西方经济学群体的分化。对现代经济学的反思、批评乃至抗议之声此起彼伏,甚至从校园和学术圈走向了社会和街头。国内长期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们也受到鼓舞,校园内的学生们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对黑板经济学产生厌倦与失望;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出面推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并明确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创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三大相当关键的理论工程,这一切都表明:政治经济学的繁荣、发展与复兴正是历史发展的内在需求。

   当然,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不会仅仅从思想史的内在要求中实现,它必须依靠政治经济学自身实实在在的理论创新成果;它也不可能仅仅依靠国家层面的支持倡导,而必须在与其他理论—主要是“现代 经济学”的竞争中实现它的复兴。那么政治经济学在世界变革的情境下,能够比西方主流经济学更有能力实现面向当代现实、面向未来的理论创新吗?

   我的看法是“必然的”。理由有三:

第一,政治经济学的使命是揭示现代社会经济体系运行的内在规律,从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当前我国的发展阶段说,就是“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这使得政治经济学必须直面现实、深究内里,而不是像西方主流经济学那样,局限于经济变量的层次,不知不觉地以资本利益为中心。第二,研究方法上,西方主流经济学秉持方法论个人主义,看不见不同的群体,也不理会市场的内在结构,习惯用消费者、投资者、交易这类原子化的概念来展开研究;而政治经济学则强调阶级或不同利益群体的区分,强调从群体到市场到国际体系的内在结构。第三,就研究对象谈,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局限于一般均衡理论的框架,着重在数学方面做文章,数学模型越来越复杂高深,而与经济的关系却越来越远。常常是用数学模型的可求解性来剪裁和阉割经济现实,从而使现代西方顶尖学术研究的主流成了自我欣赏的数学游戏。对比之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则以现实经济体系的运动作为研究对象,理论必须随着真实经济体系的改变而改变,也就是与时俱进。第四,就学术共同体设定的研究路径来说,现代西方经济学已经高度体制化、科层化、八股化。从学术权威、教授、年轻教员、博士后的层级设置,到核心期刊、普通期刊、边缘期刊的论文发表与评分体系,加上建立在“一般均衡”理论基础上的全套教材体系和教件配套,有效保证了一代代研究生把自己的芳华岁月耗费在数学迷宫的象牙塔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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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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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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