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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男 周文星: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

更新时间:2018-10-28 23:30:51
作者: 王伟男   周文星  

  


   王伟男,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

   周文星,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自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J. Trump)于2016年11月当选美国总统以来,关于特朗普时代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的讨论一直是学界和舆论界的讨论热点。台湾问题作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2008年5月国民党在台湾重新执政后,却呈现出日益淡出中美关系核心议程的趋势,以致力于许多学者认为台湾问题已经被“边缘化”了。但特朗普在候任期间在台湾问题上搞的一些“小动作”, 一度引起舆论哗然,把台湾问题再次拉入中美关系的核心视野区。特朗普上任后不久,两国元首于2017年4月在美国举行首次会晤,大大缓解了此前的紧张气氛。由于在此次会晤中双方并没有公开谈及台湾问题,导致关于“台湾问题被边缘化”的讨论再次充斥相关媒体。2017年11月特朗普总统首次访华,在这次元首会晤中,虽然提到了台湾问题,但由于所用篇幅不长,“台湾问题被边缘化”的声音再次升高。这些讨论的本质是: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大局中到底是什么样的定位?特朗普上任以来,这种定位有没有实质性改变?


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定位

  

   当我们谈到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定位时,实际上存在两层含义。一层是逻辑定位,即从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视角,探讨“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这两个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另一层是事实定位,即从历史与现实出发,考察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实际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在美国的国家战略文献中,对台政策常常被置于对华政策的框架中,或者紧接着对华政策的论述段落,而对华政策又常常被置于其亚太或东亚战略框架中,其亚太或东亚战略则是其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美国的对台政策服务并服从于其对华政策,其对华政策又服务并服从于其亚太或东亚战略,其亚太或东亚战略则服务并服从于其全球战略。这样的论述安排完全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整体决定局部、局部服从整体的基本原理,也决定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大局中的逻辑定位。

   然而,辩证唯物主义也强调局部或个体的主观能动性。美国的台海政策反过来会对其对华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台湾问题同样也会对中美关系大局产生重要影响。1949年以来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准确地说,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产生于1950年6月27日,当时的美国杜鲁门政府通过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这个重大举动,放弃了此前对中国内战的“脱身”政策,改采武力“保台”政策,其大背景就是当时的美国决策层“尤其注重从远东全局的观点,结合其对华政策和对苏战略,把朝鲜、台湾和印度支那并列在一起,做通盘分析”。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美之间的博弈主要就是围绕台湾问题展开的,台湾问题是这一时期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的主要原因。1950年代的两次台海危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越陷越深。从日内瓦会谈(1955~1957年)到华沙会谈(1958~1970年),台湾问题是中美交锋的首要问题,“有关台湾问题的争论贯穿了整个华沙会谈”。 尼克松上台后欲缓和中美关系,也是从台湾问题入手,借助减少对台军事援助和在台海巡逻的次数等行为,向中方发出和解信号。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谈判过程中,最大的难点就是台湾问题。正是双方最后在台湾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该公报才得以发表。

   在1978年的中美建交谈判中,台湾问题仍然是最大障碍。最后美方接受中方提出的“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并暂时搁置对台军售问题,才达成建交公报。中美建交后,先因“与台湾关系法”、后因里根上台并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方利益,导致双边关系发生动荡,后经谈判达成“八一七公报”,中美关系才再次趋缓。1992年美国售台150架F-16战机,1995年李登辉访美和1996年台海危机,导致中美关系持续动荡。在这几次摩擦与冲突中,台湾问题仍然是主要原因。

   正是由于这些摩擦与冲突,使得中方对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有了深刻认知。1995年10月赴美出席联合国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的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一次公开活动中做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这个重大判断与定位。 这绝非应景式外交辞令,而是中方从自身立场出发,对1949年以来中美关系历史经验和基本规律的深刻总结。此后,“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作为一个经典表述,开始频繁出现在中国领导人的谈话和相关部门的正式发言中,有时还会加上“始终”“历来”“一直”这样的修饰词。也就是说,无论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否顺利,都不影响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地位。

   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至少来自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涉及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二是涉及大半个中国的战略安全,三是涉及中国的重大海洋权益(包括海洋主权、海洋资源、海上通道等),四是涉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五是美国对台湾问题直接、长期和全方位的战略干预。特别是第五个原因,正是由于美国基于其对华政策和亚太战略考量,通过一系列(仍在“扩容”)国内法对台湾问题进行的战略干预,才使得前四个原因的重要意义被“激活”和凸显,才使得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只要这五个、特别是第五个重要原因继续存在,也就是美国继续依据其国内法保持干预台湾问题的“权力”,继续坚持其“以台制华”的战略思维,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就不会有实质性下降。

   进入新世纪以来,“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被边缘化”的观点多次被提出,但都不过是昙花一现,提出不久就很快被新的事实(主要是美国对台军售)所推翻。2010年后,虽然美方大力推进实际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但一直刻意回避台湾在这个战略布局中的作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基于九二共识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这些都造成“台湾问题被边缘化”的假象。但在特朗普当选后,美方在台湾问题上不断出招,使得“台湾问题被边缘化”的观点不攻自破。而美方之所以在台湾问题上不断出招,根本原因就在于中美关系的历史性剧变。

  

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关系

  

   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发表上任以来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份报告与以前的报告一样,既有全球战略的论述,也有区域战略的论述。其全球战略被概括为“美国优先”,其实质与冷战后的历届美国政府一样,致力于维护美国在全球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这个全球战略由以下四个支柱(pillars)作支撑:一是保卫美国的人民、国土和生活方式的安全,二是促进美国的繁荣,三是以实力维护和平,四是提升美国的影响力。在区域战略上,该报告分别论述了特朗普政府对印太、欧洲、中东、南亚及中亚、西半球、非洲等地区的主观认知和战略构想。

   在谈到美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时,该报告与以往美国政府一样,交替使用如下词汇:盟国(ally)、朋友(friend)、伙伴(partner)、竞争者(competitor)、对手(rival)、挑战者(challenger)、敌手(adversary)和敌人(enemy)。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以往的报告在提到中国时会根据不同的议题而对中国有不同的定位。例如,奥巴马政府于2015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提到气候、反恐、防扩散、伊核、朝核等议题时,把中国称为伙伴甚至朋友,在经济议题上把中国称为竞争者,在南海等具体的地缘政治议题上把中国称为挑战者,在更宏观的地缘政治议题上称中国为竞争对手。 但特朗普政府的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无论在哪个议题上,都不再把中国视为朋友或伙伴,而更多地把中国视为竞争者、对手或挑战者,在某些议题上甚至还隐晦地视中国为“敌手”。这些标签完全契合该报告对中国的整体定位:修正主义者(revisionist)和战略竞争者(strategic competitor)。

   该报告对中国的这种定位,来自于特朗普的国安团队对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反思”。该报告认为,美国要反思过去二十年的政策,这些政策基于这样一种假设:与竞争对手的接触以及将其纳入国际机制和全球贸易体系,将使他们成为良性的参与者和可信赖的合作伙伴;支持中国崛起和融入战后国际秩序有助于实现中国的开放。然而,“这个假设在很大程度上被证明是错误的。……竞争对手通过宣传及其他手段推进反西方的观点,并在美国与盟国和合作伙伴之间制造分歧。……中国还试图在印太地区取代美国,扩大其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的势力范围,并以对它有利的方式改写地区秩序;正在建立仅次于美国的实力最强大、资金最充裕的军事力量,其核武库不断增长,而且呈现多样化趋势。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利用了美国的经济创新,包括美国的一流大学……” 。

   常规武器上与中国竞争,在核武器的现代化上也要与中国竞争”。 以上认知并不仅是特朗普国安团队的认知,更是整个美国战略界的认知。在冷战后的克林顿政府时期,对华接触是美国战略界的基本共识,他们希望通过“接触”来引导中国的发展,最终使中国接受西方式自由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小布什政府上任初期曾有意放弃对华接触政策,改采更为强硬的对华威慑政策,但由于“9?11事件”的发生,恐怖主义很快被美国战略界认定为最大的安全威胁,应对与恐怖主义相关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中亚和南亚地区的稳定、伊朗和朝鲜两个核问题,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粮食危机、非洲局势、推进经济全球化等重要议题,都需要中国的战略合作。于是,美国战略界曾经臆想的“中国威胁”退据次要位置,“接触”重新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轴。

   奥巴马总统上任后,美国在阿富汗和中东的反恐战争已经告一段落,美国本土安全得到了有效加强。与此同时,中国在东亚海域的维权行动、在气候问题上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立场、在其他重大国际问题上越来越自信的表现,都使得美国战略界开始对中国初具规模且仍在增长的实力地位产生警觉。奥巴马政府自2010年起高调推动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就是这种警觉的产物。这个战略在美国国内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逐步恶化了美国战略界的对华认知,从而恶化了中美关系的整体氛围,特朗普也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当选的。《华尔街日报》刊文声称,“数十年来,西方政客们愚弄自己说,中国最终会像他们一样”,而现在,“西方政客们终于开始以中国的本来面目、而非他们希望的样子来看待中国。这种新的清晰感正在西方蔓延”。 更有评论者指出,美国国内有关中国的共识已从“鼓励与中国进行接触”转向“对中国进行报复与抵制”。

在这种日趋严峻的氛围下,特朗普国安团队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对中国的定位,实际上也是对中美关系的定调,这意味着两国关系即将迎来一个更多摩擦与频繁动荡的特朗普时代。特朗普时代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两国关系中的积极因素持续减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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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军事科学》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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